随着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通过、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很多人认为世界正在进入思想变革和波折的阶段，民粹主义、右翼保守思想、排外、反全球化几乎席卷整个欧美大地。但进入2017年以来，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大选中虽然极右翼获得比以往更大的支持和声势，但最终并未取得政权。虽然许多人的思想向“右”偏移是个事实，但我认为世界尚未迎来思想大逆转。
那么，为何民粹主义出现了针对全球化的反弹？
过去30年间，全球化——因特网驱动的信息、商业、人员、资本和数字化产品的流动——使得新兴经济体中的亿万人脱贫，并使得全球供应链推动了贸易和世界经济增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化的问题开始逐渐显现，包括工厂为寻找更加廉价的劳动力而迁移所引发的就业岗位流失、日益扩大的不平等、资本自由流动给欠发达金融体系带来破坏等。
此外，文化疏离感和民族身份的丢失也是心理副作用之一。自始至终，政治精英们关注的是闪光点和利益，而忽视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不断上升的愤怒情绪。
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忽视。对反精英、民粹民族主义的延迟反应引发了这一负面影响。
以美国为例，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是一个拐点，200多万个工作岗位流失，数百万人在引爆美国金融危机的次贷危机中失去了房屋。两场不必要的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带来超过2万亿美元和成千上万条生命的损失。财政赤字不断增长，美国人民的信心被击碎，由此引发对政治精英和美国制度的不满。
人口结构的变化——白人人口多数地位下降，而非英语移民数量不断增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产阶级工资收入的停滞，以及不断加剧的不平等。这些都导致民粹主义的“起义”，以及对精英群体、政客以及现行制度的不信任。
众多白人中产阶级和丢掉工作的蓝领工人选择特朗普，促使他们这么做的理由包括：贸易是导致就业岗位流失的元凶;移民是令人不安的人口结构变化的源头。然而，最近有研究指出，自2000年以来美国丢失的10个工作岗位中有9个是缘于技术和自动化，而非贸易。自2014年来，在美国的墨西哥人呈净流出状态。而目标是建立一个更加有活力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则事实上成为构建北美经济的积极力量。
这样的选择结果是受情绪驱动的，贸易和移民成了愤怒和挫败感的拳击沙袋，而且被参与竞选的人巧妙地操纵了。
在欧洲，尤其是在南欧，一系列因素交织在一起，引发了左派和右派的民粹民族主义，最引人瞩目的非英国“脱欧”莫属。这些因素包括：福利国家日益不可持续，它们遭遇着经济增长不景气和失业率不断上升(欧盟年轻人的失业率平均为20%;一些南欧国家则超过40%)，欧盟正在推翻民族身份，布鲁塞尔那些不负责任、平庸刻板的官僚在决定他们的命运。
欧盟境内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导致英国出现有关“波兰水暖工”的抱怨。来自北非和中东不断增长的穆斯林移民无法融入欧洲社会，这也引发文化担忧和愤怒。随着叙利亚冲突的出现以及难民潮达到临界点，这便被引燃了。
二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欧洲人缺乏对于持续数个世纪的战争和破坏的记忆，而正是这些催生出欧洲一体化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避免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所带来的危害(引发二战)再次上演。
然而，恰恰是愤愤不平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破坏了二战之前的早期全球化阶段。它们带来了经济低迷和冲突。
开放、基于规则的制度(欧盟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布雷顿森林体系机制所证明的那样)使得和平与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成为可能，但如果这些受到破坏，民粹主义怒火又将引向何处呢？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或者得不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有人认为，它或许是循环的，钟摆将回摆到多边合作。若如此，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解决那些被全球化所伤的人的不满之情，如社会保险体系、技能再培训、失业保险、医保，等等。
代际更替可能会促使出现这样的反转。正处于上升期的千禧一代(1990年至2000年出生的一代人)有着更加宽容、更加国际化的视角，他们的思想也不容易出现极端性的嬗变。而大多数投票给特朗普的45岁以上白人男性选民，他们很快将被下一代人所取代。但目前，动荡也许还将持续下去。(作者是大西洋理事会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国际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本文由伊文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