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泊平
作家杨立秋的短篇小说《保家仙儿》（《北京文学》2016年第11期），取材于一个真实的事件：主人公洪艳艳的男人得了一种怪病，她背着男人，领着6岁的女儿四处求医，当医院束手无策时，她又把目光投向了“大仙”……后来，一个亲戚给他们找了一个中医，她男人按照医生的处方喝中药，熏艾蒿，病竟然渐渐好了。然而，家人感谢的并不是医生，而是所谓“保家仙儿”。
小夫妻的求医之路与心理暗示，过程与结果，猜想与期待，亲人的努力与最终的感受等，都呈现出一种严重错位。这些错位并非作者的想象，而确有其现实基础。
在乡下，一些老人相信，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保佑一家人平安幸福的神仙，从太上老君、玉皇大帝等神祇直至蛇、狐等动物，都会被他们奉为看家的保护神。在这种观念的构建过程中，封建迷信往往与因果报应的说法交织在一起，让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在近乎虚幻的世界里获得某种错觉，并将自己的人生引入歧途。
在《保家仙儿》里，洪艳艳和仁义之间的爱，也因为这样的人生错位而越走越远。洪艳艳是古城的一朵花，洪艳艳的家里为了让她的哥哥们结婚，生生地耽误了她的婚期。在绝望中，洪艳艳离开了小城，而仁义也在一次抢险中毁了容。当洪艳艳再次出现在小城时，仁义已经成为一个只能在远处观望她、帮助她的“陌生人”。
回到小城的洪艳艳变得幻听幻视，相信宿命。对仁义，她仍然有爱，但已掺杂进更多怀疑，她怀疑他们命中注定有此劫难；对自己的未来，她交给了“保家仙儿”。正是这一系列的错位，不仅让仁义最后死在了洪艳艳的窗外，还让洪艳艳在“保家仙儿”的虚幻角色中越陷越深……
有山重水复，没有柳暗花明。把美好的东西撕碎，这当然是人生的悲剧，但对于作家而言，让笔触深入冰冷的苦难中心，将它们呈现出来，却是写作的道德。
洪艳艳对待“保家仙儿”的态度当然愚昧、荒诞不经，然而，这却是现代文明褶皱里真实的存在。一旦遇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这种愚昧便迅速生成为一种裹挟理性思维的力量。这种功利化的生命诉求，是所谓神灵的无限泛化，是欲望的变形状态。
具体到这篇小说，当我读到年龄不同、身份各异的人们对所谓“保家仙儿”的敬畏与膜拜时，不禁悲从中来。在信息化的时代，我们忽略了文明的褶皱里因信仰缺失与理性缺席导致的大量人生悲剧。他们依然是鲁迅笔下的闰土们和华老栓们——尽管时代变了，但精神层面那种宿命感与虚无感几乎同出一辙。正是对这部分人精神世界的冷静解剖，使作品有了深刻的历史意义与现实针对性。
一切都是错位的，过程与结果，现实与感受，都没有在一条线上，但女人的爱贯穿了作品始终，并支撑了小说的叙述伦理。世界上不缺乏苦难，但是，苦难之中，人类依然充满希望地活着，而这种让我们难以割舍的爱与恨，就构成了让我们敬畏、让我们留恋的生命。这是小说的另一个维度，除了对现实的思考与批判，也有作家对生存现场的真实感受，有作家对生命选择的悲悯情怀。
类似小说中的故事在很多地方惊心动魄又悄无声息地发生着，我们在深感悲哀的同时，更应该心生警惕，用眼睛同时也用心灵去打量世界和体悟生活，揭示现实的真相，进而展现生存与精神的双重困境，这是一个作家应有的良知与写作道德，也是文学创作的基本法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