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岁月过后，我把这个富有纪念意义的口罩，当成一本“无字天书”，保存在我的书房里，让它与有字的书籍为伍，以警觉自己成为漫画中的“无嘴的人”。此后，当我外出必须戴上口罩时，还是戴那个妻子消过毒、上面隐约仍可看到嘴形的口罩——我不嫌弃它陈旧，因为对任何一个作家来说，它深藏着人文行为的真经。
想起十几年前，“非典”时期的一件趣事。生平几乎没有戴过口罩，上街购物或街头散步时，还是因袭几十年形成的积习拔腿就走。妻子急忙嘱咐：“戴上口罩再走。”我说：“戴那东西，像骡马戴上‘箍嘴’一样……”话还没说完，妻子先把口罩塞进我手里。大概是出于对我的不放心，她干脆把口罩给我箍在了嘴上，并不忘叮嘱我说：“我是医生，知道这种病毒的厉害。你可不能任性。”
“行，我不摘口罩就是了。”我只是口头答应着，心里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常常自喻是个超期服役的士兵，加上在同年龄层的作家中，别的友人大都有顽疾缠身，我虽然也八十多岁了，却有着一副健康的骨架，不仅很少住医院，还有一句口头禅：“上帝什么时候招手，什么时候跟着他走就是了，人活着就要活个痛快，何必来自找麻烦呢？”
当时面对“非典”，我的生活模式依然没有改变。其实，我何尝不知道这种生活模式，是有悖于科学的。但生活的磨炼，已然把我雕塑成一个十分随意的人，要改变我的生活模式，是非常艰难的。妻子为我戴上口罩，我没有立刻将它摘下来，已然算是不小的进步了。
走在街上，就感觉不对劲了，十二层纱布缝制而成的口罩蒙在嘴上，连空气都变了味道——当时，正是大好春光，面对一个个戴着口罩的春天行者，不仅觉得亏待了自己，甚至为那些来去匆匆的行者感到不平。那年的北京，雨水偏爱这座文化古城，由于潇潇春雨的不断恩泽，北京的街道上，树木显得比往年苍翠，花儿也比往年艳红。就在这样的大好春日，街上的行者还都以大大的口罩蒙面，让人徒生了感伤之情。
起始，我忍耐不往清新空气的诱惑，曾几次把口罩从嘴上拉开一条缝隙。基于妻子的话还余音绕耳，我呼吸上两口新鲜空气后，立刻又把口罩戴上。其实，人不仅是生理动物，还是社会动物，不知在哪个瞬间，由于一张张口罩的刺激，让我突然想起漫画家李滨声先生的一幅《无嘴的人》，画面上，人们的五官缺了重要的“一官”，那就是表达人类思维的嘴。如果我此时被某种流行疾病所感染，那么，一定要与李滨声先生对簿公堂——因为我是想到这幅画之后，才毅然把口罩扯下来的。
回到家里，我隐瞒了实情，对妻子说：“没别的，只是感觉它有碍呼吸。”
“你的智商不低，怎么就是不懂尊重科学？”妻子动了肝火，迅速从一摞口罩中拉出来一条说：“这是作协专门送过来的，你要是再搞名堂，我可给你们作协办公室打电话了。”
一提作协，我确实感到有点内疚。“非典”乍起时，中国作协及时把各种消毒液连同一摞口罩，分送到了各位作家家里。面对妻子的质询，我当真萌发了一点自愧，因为作协不仅十分关注作家创作，还特别关爱作家的健康。我生活上的随意性，是不是对人家一片诚挚的亵渎？百般无奈之际，我只好向妻子道出了深层次的渊源：过去不是，现在和将来也绝不做一个“无嘴的人”，请她理解我中枢神经对口罩特殊的条件反射。
妻子沉默了片刻，似乎了解了我的心结，便笑笑说：“你们这一代作家，真是标准的社会动物。”
我说“是”，希望她能理解。
“那好吧，我给你解除心理障碍。”她说：“但是有一条你要遵守，我给你解除了心理障碍之后，你得保证，上街必戴口罩。”
我说：“一言为定。”
在我的认知中，就是再好的心理医生，也难摸准我的心脉，她何以能有高招来让我心理达到平衡，让我戴上口罩呢？平常日子，她喜欢在电脑上画画，从天上飞的，画到地下跑的，还不漏掉水里游的各种动物。这次，她没用电脑中的画笔，而是动用了画画儿的彩笔，别出心裁地在我的口罩上，画了一个形象十分逼真、色泽艳红的嘴。
这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一笔。起始，我说它像时尚的红唇，又说她把我女性化了。可是最后，我还是举手投降了。因为京城街市行人的口罩上，开始出现了各种励志图案。有的口罩上写着“人”字，那是意味着生命的可贵；有的画着两根手指，那象征着战胜病魔的信心。于是，我渐渐习惯于戴上画着红唇的口罩，像“新新人类”那般，出现在书店、超市……
那段岁月过后，我把这个富有纪念意义的口罩，当成一本“无字天书”，保存在我的书房里，让它与有字的书籍为伍，以警觉自己成为漫画中的“无嘴的人”。此后，当我外出必须戴上口罩时，还是戴那个妻子消过毒、上面隐约仍可看到嘴形的口罩——我不嫌弃它陈旧，因为对任何一个作家来说，它深藏着人文行为的真经。（从维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