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41年1月11日，死里逃生的人是不会忘记的。一位在新四军工作过的老同志，用他的日记再一次为我证实，那是日本侵略者对苏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的第一次大轰炸。
凡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生活过来的人，没有领教过敌机空袭滋味者，大概不多。在抗战期间，有些地区，日寇的铁蹄也许未曾践踏过，但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却是在大部分国土上空肆虐过。狂轰滥炸，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那罪行也是罄竹难书。
在儿时记忆中，对于“八一三”淞沪会战，只有上海市区那颗落在大世界游乐场门前的炸弹，是唯一的印象了。至于后来广为流传的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英勇事迹，因为离我家住处太远，只能从事后的报道和文学作品中获知详情。对于战争的直接接触，却是随着我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从已成“孤岛”的上海，逃难到老家江苏盐城郊区才有的，而且，那是险些送掉性命的一次轰炸。
逃难到老家以后，我就在离城区不远的一座村子里的小学读书。那时的盐城，是我党盐阜根据地的政治文化中心，抗大、鲁艺，还有从大江南北撤到苏北的新四军战士以及各地汇集来的爱国青年，到处回荡着嘹亮的歌声，到处书写着革命的口号，到处充满救亡图存、抗日爱国的热烈气氛。一切井然有序，充满生机。
记不清是什么原因，选上我代表学校到盐城参加一次小学生演讲比赛。带我同去的，就是我们那所“完小”的校长。那时候，从村里到盐城去，交通工具是船。一路上，在桨声和帆影里，校长帮我复习讲稿，反复朗读，一直到背诵得滚瓜烂熟为止。
现在，还依稀记得演讲稿词句的铿锵有力，可见，那时的抗日爱国情绪，是多么高涨了。那应该是我的作文，但肯定经过语文老师多次改动，再加上校长先生的得意手笔，显然像一篇社论。为了学校的荣誉，校长先生精益求精，进城的当天晚上，还带我到他朋友那里，大概也是些教育、文化界的人士，请他们予以辅导，从文字到语气，从表情到动作，一边彩排，一边修改。校长平素是不苟言笑、严肃得让人不敢亲近的人，在煤油灯下那张冷冰冰的脸，对那时的我——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是很有些忌畏和压力的。
第二天，也就是1月11日，虽然是冬天，却是一个风和日暖的“小阳春”天气。在即将进行正式比赛时，十一架敌机突然从东台方向掠来，在城区上空，向新四军军部和抗大狂轰滥炸。人们虽然多年抗战，但总觉得战争离盐城尚远；虽然偶尔也有敌机飞来，但只是些侦察机；虽然响起过空袭警报，但从未经历过炸弹爆炸的场面。这猝不及防的突然袭击，使全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集中在抗大分校准备比赛的人们，只好四散逃生。
敌机飞得很低，轮番地进行机枪扫射和投掷炸弹。那种前所未有的恐惧，不但让年幼的我浑身颤抖，就连校长也惊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他死死地抓住我的手，想拖着我走，然而，我的双腿像软了一样，怎么也迈不开步。他跟我一样，虽然打算冲出重围，离开日军轰炸的目标地区，双腿却好像被什么绊住了，无法行动。纷纷逃命的老百姓，像潮流般涌过来，突然，一枚炸弹落地，离我们也就半条街远，那爆炸的强烈气浪，把人们掀得东倒西歪，我和校长失散了，我被挤到了一座庙墙旁边。
我仰着脸，看见一颗颗像热水瓶大小的黑影，从天空向地下坠来。尽管吓昏了，但我明白，那就是炸弹，就在自己头顶上。这时，第二波炸弹又在左右响起，比上一波的爆炸力更强，爆炸点更近。那些被炸起来的砖头瓦块，如同弹片，或穿墙而过，或从天而降，不断地跌落在人们身上。我力竭声嘶地呼喊着校长，校长也以超过炸弹呼啸的声音，在喊着我的名字。就在他听到了我的回答，也就是那一串炸弹落在庙里的时候，他扑过来，用自己的身子挡住我，那些被炸弹震塌的庙墙，飞起的残砖断瓦，沉重地跌落在他背上时，他还努力躬起身子支撑着，不使我受到任何伤害。
这位校长，是我一生中，所有给予我教诲的老师当中最难忘的一位。他是很严肃的人，是不轻易流露感情的人，从未见他笑过。然而，在那生死瞬间，他跌跌撞撞奔跑过来，扑压在我身上时，还用手护着我的头，一再说：“别怕，有老师呢。”那时，我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强的人，也是最能给我安全感的人。当时，哪怕是真的弹片砸来，他也会毫不犹豫用生命来为我承受。
飞机投完弹飞走了，空袭警报解除，人们终于从堆积在身上的泥沙尘土中挣扎出来。师爱的力量是无敌的，他四下张望，突然紧拉着我，说声“快”，就一把抱住我，往空地跑过去。就在跑开的那一刻，身后的庙墙“哗啦啦”坍塌下来。如果没有校长的警觉，我俩就会被压在那堵墙下，给活埋了。站在残垣断壁中间，面对四处燃烧的房屋，看到那一片依然碧蓝的天，第一次面对死亡威胁的我，这才知道，什么叫“死里逃生”。
校长望着我，我也望着校长，他难得地先冲我笑了一笑，接着，泪水夺眶而出。他紧抱着我不放，生怕我再跑得无影无踪。逃过一劫，理应高兴。再想想，实在是后怕呀。
那年，我11岁。校长姓左，名山樵。那张满是尘土的脸，至今，犹在记忆之中。（李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