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灵慧
小时候生活的村子，逢农历三、八大集。集日就是我家的节日，会有许多客人来。客人大致分为三种：非亲非故的客人、远近的表亲和父亲的朋友。
我家门前是一条不算宽的土路，集市就在这条路上。每逢集日，天还不亮，街上就出了摊子。炸馃子的、蒸包子的，热气腾腾向上乱窜，香气滚滚向四下里扩散。早饭吃过，路上车马行人密起来，赶车的，背筐的，骑自行车的居多。不远处有几个存车处，妇女或体弱年老的男人，手把着一大串竹棍做的牌子，站在路边招揽生意。
我家不存车，但院子里很快便放满了车。第一拨客人到了，跟母亲说一声，自己是张家姑太太的什么人，放下车子就走了，他们舍不得存车的五分钱。当时三分钱一斤韭菜，七分钱一斤醋，八分钱寄一封信。车子大多是大水管车，没有车撑，半米长的木棍在后轮前支过去，有的还在侧面拴一个筐子，很占地方。晌午前，客人们陆续回来了，买的东西装进筐里，打个招呼走了。暮春仲夏，口渴了，自己到院角水瓮边，掀开盖帘，摘下挂在瓮沿儿的铜舀子，咕咚咕咚灌一气凉水。
对于这些客人，出身大户的奶奶很反感。车子倒了砸了喂鸡的瓦盆，破筐里的猪崽拉了一地屎，五天一个集耽误很多活计，一年还要搭上几挑子水……母亲笑而不答，只要不是麦秋，头天傍黑，总要扫净院子，去远处洋井挑来甜水，再擦拭干净瓮盖和铜舀子。
远近的表亲一般不来。卖完牲畜过了饭时，他们才会驮着空筐子来，手里还会拿一个浸了油的草纸包，里面是包子或馃子。按理，这包子馃子足够他们饱餐的，但是街头有亲戚，在外面吃饭会被笑话，不光彩。把香喷喷的纸包一放，在炕头上一坐，稀的干的饱饱地吃了，两全其美。因而我家集日的午饭总是晚做。
客来了，母亲把刷了的碗再刷一遍，斟满热水，放在炕上，再端过旱烟簸箩。簸箩里装满了新搓的旱烟，给客人把烟递过去，点上，母亲便去忙饭了。细粮少，擀一剂面条，葱花儿炝锅，做一锅糨乎乎的热汤面，炒一盘鸡蛋，切一碗腌萝卜，再把客人拎来的包子馃子熥一下。父亲和客人盘腿坐到炕头，母亲在旁边盛饭。小孩子则在另一个屋子里猫着，不许乱跑。
客人走后，我们最盼望的时刻来了。锅台上撤下来的盘子里的吃食，被我们一扫而光。
父亲的朋友来了，我们最不自在。首先，不能随意去待客的屋子，撩着门帘探头儿也不行。其次，作为长女，我要烧火。因为炒下酒菜，这火一烧就是好长时间。弟弟们最受拘束，眼馋着客人崭新的自行车，拧脚蹬子不行，摸把套儿不行，掏车兜子更不行。唯一可以满足的只有一个节目：被父亲叫进屋里，向客人汇报考试分数——我们姐弟很少不考第一的。
母亲从迎门橱子里，小心地端出茶具，仔细地洗，准备沏茶。茶具是父亲出外买来的，冰青色壶身上一丛墨色兰草，茶碗儿镶黑边，把儿很小巧。沏茶的开水不能大柴锅烧，母亲说这水有味儿，要我提着暖水瓶去村东头刘家茶馆倒，三分钱一壶。
待客的烟是平时父亲舍不得抽的，带过滤嘴儿的。酒是一定要摆的。父亲叫我去供销社买一种叫“吴川”的酒。菜呢，母亲去集上割点肉，从供销社食堂买点猪杂、花生米，把西屋坛子里的咸鸭蛋掏出来，洗去厚厚的盐泥巴。炒、切、煮、炖，我和母亲一顿忙活。偶尔，我以端菜倒茶的名义进到屋里，烟气、酒味缭绕下，父亲和客人噼噼啪啪扒拉着算盘子，母亲说他们在核账。父亲在社办厂里当会计，核账在我心目中是神秘而高贵的事情。
上了初中，学习紧张了，我一度很反感集日。一天，实在忍无可忍了，我去质问母亲，费时费力照应客人，图啥？指着门前的路，母亲说：门敞开了，路才能越走越宽，你忘了你去邻村看电影迷了路，在咱家放车子的老棒黑灯瞎火把你送回来？你奶奶开刀住院，亲戚朋友三十、五十地帮衬？
后来，我家搬离了村子，房子卖给了本家。除了门前的路和石墩子，其他的我都模糊了。这几年，白发母亲常念叨，那路修宽了，可惜石墩子让人偷了，不知人们还去院里放车子不。母亲还总说我们待客不周——客来了，往饭店里领，不把客让到热炕头上，叫待客的礼数吗？连卧室的门都不让人进，这是什么规矩？
我不敢说母亲老了。私下里，我担心，匆忙行路中，我们会丢了不该丢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