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紫禁城今年已经600岁了，但是在“网红”界里故宫仍是个宝宝，可是不要小看新晋“网红”的魅力，这两年故宫火的不得了，拍电影、卖产品、皇上卖萌、臣子撒娇，踏上“互联网+”道路的故宫使热爱故宫文化的人群日益增多。就在昨天，有着92年历史的故宫售票处摘牌，全面启动全网售票，每天8万张门票全部网上销售。故宫博物院10日宣布，自当日起，全网售票由试行进入正式实施阶段。就让小编给大家说说故宫成为“网红”的三大法宝是什么吧！
“网红”法宝之一：网上售票
故宫博物院10日起正式实施全网售票
10日中午，伴随着淅淅沥沥的秋雨，故宫博物院售票处的牌匾被摘下，30个售票窗口关闭。图片来源于网络
据介绍，全网售票的施行可大大降低观众参观等候时长，提升观众参观舒适度。目前每日有15000至20000名观众在网络售票未售罄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现场手机扫描二维码购买当日门票。这个数量相当于开放30个售票窗口高峰时段两个小时的售票工作量，大大减少观众整体购票的等候时间。
对于没有提前在网上购票的观众，故宫博物院在现场设置大量二维码引导牌，并且所有工作人员均配备便携二维码，为观众提供二维码购票咨询和协助服务。同时，端门地区设置有5个票务服务咨询台，每个咨询台安排2-3名票务服务人员和1-2名安全保卫人员，为广大观众提供咨询服务。
故宫博物院表示，全网售票的实施，并不意味着把不具备网上支付能力的人群拒之门外。对于这部分观众，如老年游客、外籍游客和没有手机的游客，故宫博物院安排了综合服务窗口代客下单。今后，还将继续细化分析该部分观众组成，更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
购网票5分钟就能入宫门
2011年9月25日，故宫开始尝试网络预售门票，当日门票预订仅有287张票。当年全年网络售票仅占1.68%。
今年7月1日，故宫全面推进网络售票，开放网售当日票和现场手机扫码购票。8月，故宫实现网售占比77%。本月2日，故宫首次实现8万张当日参观门票全部通过网络售出。
故宫花了6年时间，培养起观众网上预订门票的习惯。观众和博物院同时尝到了甜头。举个例子，网上售票降低了观众参观等候时长，提升了故宫整体环境，黄牛、黑导游、不法商贩无迹可寻。目前，故宫每日有1.5万至2万名观众，在网络售票未售罄的情况下，通过现场手机扫描二维码购买当日门票，该数量相当于开放30个售票窗口高峰时段两个小时的售票工作量。“网售过程基本实现了观众无滞留，人均购票等候时间由原先的15分钟，降低至5分钟左右。”单霁翔说。
现场设“代客下单”窗口
售票处关门，综合服务窗口无缝对接，专门接待没有线上支付能力的观众。该部分人群主要是老人、外国游客以及部分因手机没电、没带手机等原因不能线上购票的观众。“窗口提供代客下单服务。”单霁翔明确，今后还将继续细化分析该部分观众组成，并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
目前，综合服务窗口开了6扇窗。提供网售门票发票开具及打印嘉宾门票窗口2个、代客下单窗口4个。
随着全网售票推行，故宫日均观众流量有望趋于平稳。“原先现场售票，观众会一早来抢门票，会出现刚开门时观众排长队现象。未来，这种情况将得到缓解。”单霁翔介绍，也会考虑一些特殊因素，比如当日8万张门票已经售出，但持当日离京机票和火车票的观众，在客流量不饱和的前提下，也会允许他们购票参观。
贴士
哪些观众可享受“代客下单”服务
据介绍，接受综合服务的人群，即没有线上支付能力的人群，该部分人群主要由老人、外国人、部分因特殊原因不能线上购票的观众组成，其中比较集中的几个问题有：1.没有线上支付手段；2.不了解全网络售票政策；3.手机没有电；4.没带手机。
“网红”法宝之二：大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
图片来源于网络。
去年，有一部电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意外”走红，成为豆瓣电影评分最高的作品之一(比去年热播的电视剧《琅琊榜》还高)。根据媒体报道，这部1月份在央视播出的纪录片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后来在青年人聚集的知名弹幕网站B站(哔哩哔哩网)上受到热捧，随之引发热议。这部向故宫90周年院庆献礼的纪录片，三集的制作成本只有150万元，拍摄和剪辑周期也不算长，约5个月，相比《故宫》(2005年)、《台北故宫》(2006年)、《当紫禁城遇见卢浮宫》(2011年)、《故宫100》(2012年)等动辄几十集、上百集的故宫题材的专题片可谓“小巫见大巫”。
图片来源于网络。《我在故宫修文物》一方面延续了这些人文纪录片对文物、古迹的“偏爱”，把镜头对准让国家文物焕发生机的修复工作，解开那些陈列在玻璃窗后面“触不可及”的国宝重获新生的面纱，另一方面又继承了1990年代纪录片的平民视角，从对故宫、文物等事物的“恋物”式拍摄转向对普普通通的文物修复师的呈现。在庄严、厚重的故宫大全景与躲在正殿、偏室角落里的文物修复小院之间，前者显得空洞、压抑，后者则生机盎然。对于只能在展览厅中远观、凝视文物的观众来说，这些“重见天日”的文物在修复师手里变成了可以拆卸、清洗、雕琢的日常器物。与展览馆里安静地瞻仰文物的庄重感不同，并不宽敞的修复室中则是一派有说有笑的、时而专注、时而热闹的工作场景。这些兢兢业业在故宫修复文物的“我”主要有两批人，一批是修复技艺精湛、即将退休或已经退休的老技师，二是跟随这些老技师学艺的刚参加工作的中央美院、清华美院的高材生们。
图片来源于网络。纪录片除了呈现这些文物修复师们高超的技艺以及对待文物修复工作发自内心的认同和热爱之外，并没有把这份特殊的职业神圣化和崇高化，反而呈现了这份文物修复工作的枯燥、繁琐、单调和漫长，如书画组的女画师花十年功夫临摹出一幅《清明上河图》。对于这些老技师来说，都是年轻时就入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辈子只从事这样一份工匠式的工作，很多也是子承父业，如同传统工匠世家一样。
图片来源于网络。真正让这些青年观众迷恋、感动的地方在于，这部纪录片塑造了一批掌握技术又脚踏实地、与国宝相伴又淡泊名利的文物修复师形象，这是一群普普通通的技术劳动者，从事着平平凡凡的工作。人们只会对展览室里的国宝赞不绝口，而完全意识不到这些熠熠生辉的国宝需要借助无数代无名技术匠人的精心维护和修理才得以传承至今。这部纪录片恰好把这些躲藏在文物背后的默默无闻的劳动者呈现出来，并赋予这种平凡的工作以美学的、诗意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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