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第一个驻外记者站建在苏联，毋庸置疑，可第二个站设在英国，则有些出人意料。事实上，这完全合乎国际政治逻辑。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但主要西方国家长期不予承认，唯独英国是个例外。1950年1月6日，英国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6月17日，中英建立代办级半外交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报社要在国外开一个实地观察西方世界的窗口，也就非英国莫属。
1956年6月，潘非、苏兰和李红受命赴英国建记者站。潘非任站长，苏兰任记者，他们都参加过抗日战争，从事新闻工作多年。李红任翻译，他一年前从北京外语学院毕业后分到报社国际部。
他们原计划记者站建立后有一个对驻在国的熟悉期。孰料，发酵中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演变中大规模战争，英国是这场战争的主角之一，成为全世界关注的中心，这为他们出了个需全力以赴投入报道的重大题目。三个人紧张忙碌起来：时而跳上出租车赶往议会大厦，时而参加新闻发布会，时而又徒步走十几里跟随反战游行队伍进行采访。那阵子，他们马不停蹄，赶写报道和评论，每天干到凌晨两三点，甚至天光大亮。
对苏伊士战争的报道，看似是一场遭遇战，实际上是定下了记者站正常工作节奏的基调。
评论由潘非负责撰写，欧洲局势的变动不居，英国社会现象的五花八门，为他提供写不完的素材，他的评论也越写越有特色，有人这样评价：“透辟的剖析，巧妙的构思，生动的描写”。以这样的笔法，潘非写了大量的政治评论，开创了国际评论让人喜闻乐见的写作风格。30多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一个学生，以“论潘非国际评论特色”为主题完成了硕士论文。
在重大事件的间隙，潘非还写了很多通讯。他认为通讯是抽象说理的政治评论和简短朴实的新闻报道所替代不了的，而深入采访是写好通讯的关键。他举例说，写一篇关于失业工人的通讯，除了掌握大量侧面材料，至少必须访问四五家失业工人家庭。只有访问了各种各样的家庭，才能懂得工人失业意味着什么，文章才能写得客观，不失偏颇。同样，为了写《泰晤士河》一文，他多次沿河实地调查。
深入采访加上精心写作，潘非写的通讯文笔优美，可读性强，其中《泰晤士河》、《人狗之间》、《伊登公学》等篇被选入中学课本和大学教材。将英国通讯结集的《泰晤士河》一书，曾畅销一时，深受读者喜爱。
苏兰也经常外出采访，工人是她接触最多的阶层。为写矿工的生活，她到当时英国著名煤矿基地南威尔士采访，同工人一起下煤井。她以细腻的笔触对矿井的劳动环境作绘声绘色的描述：我们换上矿工服、靴子，步行下井。一进去，就冷得打颤，滴下来的泥水灌进了脖子，不平的坑道覄盖着半尺深的泥浆。我们依靠拐杖前行。光线极暗，我看不见什么。在一个岔道附近，突然传来一阵吆喝：“小伙子，加油!小伙子，加油!”接着听到“扑通”一声，我脸上顿时溅上了一片泥浆。原来，离我不远处的“小伙子”竟是一匹马。它拖着一辆煤车，累得突然跪倒前蹄，趴在泥水里。后来听说，这井里有22匹马。英国竟有这么落后的生产方式，难以想象。
刨煤时，空中满是煤屑、粉尘。整个南威尔士，一年死于矽肺病的有300多人。老矿工比米希向我们讲事故发生时的情景：“我们在漆黑的坑道里摸到那倒霉的家伙。轻轻地，轻轻地，先从受伤的腿模起，摸到胸前，心不跳了，他完了。”以后，他妻子领到250镑抚恤金，这是一个年轻矿工3个月的工资。
5年伦敦岁月，李红由翻译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记者。他虽说是英语科班出身，但在国内学的中式英语同正宗的英语有些不兼容。刚到英国时，听讲都有些困难。但他刻苦好学，大量阅读报刋，还利用一切机会同记者站的当地雇员、一位上了年纪的白人闲聊，向他学英语，了解当地民俗风情。他的外文水平提高很快，也加深了对英国的认识。随着潘非夫妇外文水平的提高，越来越不需要“拐棍”，李红也更多地承担报道任务。1960年3月，潘非夫妇离任回国，他独当一面，全面负责对英国的报道。
在一篇文章中，李红深情地回忆在英国的日子：“我那时在新闻战线还是名新兵，潘非经常结合实际问题，向我传授新闻工作经验，从不知疲倦，使我产生了对新闻工作的浓厚兴趣。”
李红成为当时人民日报一位出色的胜任国际报道的多面手。1962年，根据中日双方互派记者的《会谈纪要》，中国首批常驻日本记者共7人，李红是其中一员。1979年11月，他又赴坦桑尼亚建立人民日报第一个驻非洲记者站，并在那里干了3年。
几十年过去了，回首往事，可以这样说：高强度的工作和较大的活动平台，是磨练和造就人才的重要条件，驻外记者能二者兼得，英国站提供了有说服力的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