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本周人民日报“金台唱晚”视频
上个月，在我写的《人民日报社首位殉职异国的驻外记者——钟逢准》一文中，曾有一张配图中有李冬柏，报社有老同志认出了她。这让我记起这位去世近20年的国际部同事。她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报社同志中入党时年纪较小的一位，也是报社离休干部中很年轻的一位。回顾她的一生，早年有过闪光的岁月，但大半辈子屡遭磨难和不幸。
少女时代的李冬柏，追求革命，积极上进，12岁便参加我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加入其外围组织民联，后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分配到北京市委组织部。她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低，想上学的念头很强烈，在休病假期间没向组织报告，一个人去哈尔滨打听考学的事，其时他父亲由北京调到该市工作。领导很不高兴，批评她自作主张，无组织无纪律，而李冬柏年少气盛，不肯承认错误。1950年底，单位党组织决定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结论是“政治上幼稚、严重的自由主义”。
凡知道此事的人无不为老李感到惋惜，也认为这处分未免过重。但一切都无可挽回，老李到老也未能回到党组织。按规定，被党组织“除名”者重新入党要难得多。
这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好在李冬柏性格刚强开朗，并没有一蹶不振。1951年，她舅舅托人请当时知名作家草明帮李冬柏在东北联系个学校，因当时学校不招生，便介绍她去《东北日报》做见习记者。几个月后，经组织批准，她考取了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振作精神、勤奋好学的她，两年后又转到沈阳俄语专科学校继续深造。1954年因爱人调北京工作，她转学到北京俄文专修学校。1956年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国际部，先后在资料组、地区组任资料员、翻译和编辑。工作顺心，生儿育女，日子过得幸福平静。
岂料命运再次跟她作对。1958年10月17日，由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率领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应邀访问阿富汗和埃及(当时埃及已与叙利亚合并，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他们乘坐的图—104客机在苏联卡纳什地区失事，机组人员和乘客全部遇难，代表团成员中就有李冬柏的丈夫刘仲平，人民日报文艺部一位年轻有为的编辑。调到人民日报前，他任《东北日报》文艺组组长。丈夫的猝然去世，留给李冬柏一双年幼的子女和无尽的思念与慌乱。
在报社同仁的撮合下，老李再婚，但爱人在天津上班，夫妻长期分居两地，情感隔阂，更难有琴瑟和鸣，数年后终于分手，他们的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让老李长年牵肠挂肚。
刚到国际部时，李冬柏给我的感觉是洋气、清高、不好接近。一次跟她外出采访，改变了我的这一印象。那次是去北京一家工厂为“工农兵战地”栏目组稿。当时正值文革期间，了解国际新闻的渠道远没有现在多，让那些体力劳动者对国际问题发表议论，实在是勉为其难。登在该栏目上的工农兵署名文章，很大程度上是编辑的想法借他们之口说出而已。老李不然。她用平实的语言像讲故事似的介绍接下来要评论的事，也很会调动现场气氛，启发在座的人发言，很有亲和力，使讨论会开得挺热闹。新闻学中有“七分采访，三分写作”一说，当时我就想，如果给老李机会，说不定她会成为名记者。
大概不到 50岁，老李患上尿毒症，被迫病休在家。1997年中秋节，我代表部里去家里看望老李。她情绪乐观，仍亲切地叫我“小马”，更执意要给我泡茶。从沙发上起身时，见我注意她腰间带一个枕头大小的透明水袋，便解释说：“医生让我用这个办法透析，效果差点，但不用老跑医院。”
她很关心部里的事，几乎问遍她能记起的所有同事的近况。这不禁让人有些凄然：她就像一只离群的鸟，眷恋着属于自己的群体、开阔的天空和片片树林。但永远回不去了。1998年8月18日，李冬柏与世长辞，终年63岁。(劳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