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南大志愿者走访51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悲惨遭遇心路历程口述实录整理成书 “你的痛，我们感同身受”
《被改变的人生——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生活史》面世。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家祭？本报记者 崔晓摄
12月5日发行的《被改变的人生——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生活史》，是南京大学50多位大学生志愿者历经半年，走访51位幸存者，并从中挑选30人的口述实录整理成册形成的史料。
这些沉甸甸的记忆，不仅记录下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被彻底改写的人生，也深深震撼了走访者的心灵。如今，它们又转换成文字和音频、纪录片，警示更多世人，唯有国家太平，美好人生才有希望。
家破人亡，他们的人生就此改变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已不足百人，而去年9月底时能与人交流的老人只有51位。南京大学参与采集口述史的大学生们与这51位老人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对他们的家庭状况、灾难中家庭发生的变故进行了统计。学生们说，幸存者们经历的种种磨难让他们更深切地感受到，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是密切相连的。
他们失去亲人，有的成了孤儿
51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中，有40余位都经历了失去亲人的痛苦，原本平静的生活被残酷的战争打破，家破人亡。
杨翠英老人1937年时12岁，一家六口住在许府巷33号-3，靠种菜卖菜为生。在南京大屠杀的这场浩劫里，杨翠英老人的父亲、舅舅都被日军带走残忍杀害。
常志强老人生于1928年，当时住在白鹭洲公园金陵闸一带，日军侵占南京期间，他的父亲、母亲、姐姐和4个弟弟都被杀害，他自己因为受了惊吓昏死过去，才逃过一劫。
灾害降临时，夏淑琴老人只有虚8岁，全家祖孙九口人中七口人惨遭屠杀，外祖父、外祖母、父母亲、两个姐姐、一个妹妹无一幸免。夏淑琴身中3刀昏死过去，醒来时身边只剩下一个4岁的妹妹哭喊着要妈妈。
他们遭遇创伤，身心之痛终生难愈
虽然九死一生保住了性命，但幸存者的身心却留下了永远的创伤。80年后，这伤口没有消失，残酷的场景还是历历在目。
任静萍老人一家住在三山街承恩寺43号。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时，任静萍被日军的炮弹炸伤，尾骨受伤，好在抢救及时保住了性命。
当年刚出生的周文斌老人，被日本兵用枪打掉了脚趾头，因为年纪太小时常哭闹，家人差一点狠心将他丢弃，后来靠着喂稀饭才存活下来。
方素霞老人在逃难过程中由于医治不及时导致右耳失聪。老人口述：“从小就经常做噩梦，看到日本人就害怕。他们杀人狠得不得了。”
杨翠英老人的左耳被日本人一巴掌打聋，在难民营出生的弟弟也被日军活活踩死，母亲因此哭瞎了双眼……
他们生活贫困，从“小康之家”滑入社会底层
根据团队调研，51位幸存者中38位为小工商业者，部分幸存者回忆起当初的家庭生活，都用“小康”来形容。
参与调研的南大历史系大三学生郝怿告诉记者：“日军残忍的侵入，扰乱了人们平静的生活。失去亲人、产业的人们，一夕之间从小康之家滑入了社会底层。”
陈德寿老人当年家住三山街附近的天青街古钵巷四号。大屠杀惨案之前，他父亲开的小服装店里有4部缝纫机，有师傅有学徒，家境还算殷实。灾难之中，虚岁只有6岁的陈老接连丧失了父亲、姑母两位重要的亲人，店铺也不复存在。家中没有了主要劳动力和稳定的经济来源，生活一落千丈。一家人起初依靠变卖物件维持生活，缝纫机、材料等一一变卖，母亲靠给别人家的孩子喂奶挣一点微薄的收入。之后，祖母、妹妹相继感染痢疾去世，母亲也被迫改嫁。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生活渐渐得到改善，政府为大家提供了许多的帮助。”郝怿说，幸存者们因战乱遭遇的命运转折，更让她明白，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是密切结合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时代变迁的亲历者，也是伟大复兴的见证者，他们经历国破家亡的时代悲剧，又在民族伟大复兴中转变命运。幸存者们的一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走上伟大复兴之路的最真实见证。”
走访幸存者，现场泪流满面
51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124万余字的录音稿件、46万余字的自传整理稿……参与调研的南大志愿者们说，采集的过程异常艰辛，51位幸存者他们总共交流了150余次，少的上门两三次，多的上门5次才完成任务。
来自历史学院的大三学生杜羽宸告诉记者，参与口述历史的老人们平均年龄超过80岁，“考虑到老人的身体状况，我们一次采访大约一个小时，回来整理后有拿不准的地方再去向老人请教、核对。”为了保证口述材料的真实性、完善性，小组成员对每位老人视情况进行2—5次的采访，以学生的身份与老人对话、交流，慢慢与老人建立起信任，而老人也比较愿意与青年小辈们讲述自己一生的故事。
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幸存老人与采访人都承受着较大的心理冲击。杜羽宸说：“现场听老人的讲述会有非常强的冲击力，老人讲到痛苦的往事会不由自主地流泪，我们也跟着哭。”“有些女生还因此而做噩梦，渐渐产生一些不好的情绪。”南大学生志愿者团队负责人、历史系大三学生高昕宇说，出现这种情况，团队会立刻停止她的工作，给予积极的心理干预。
负责纪录片部分的历史学院大三学生许汝南并没有接受过系统性计算机技术培训和学习，为了能够记录下这段故事，在团队购买了单反相机和收音设备的情况下，他自学了PR、AE等视频编辑软件，慢慢摸索学习，最终完成了纪录片的拍摄和剪辑。他说，自己自幼生活在南京，关于南京大屠杀这段沉痛的历史在脑海里有许多抽象的记忆，听到了老人最真实的讲述，他才感觉真真切切地走近了这段历史。
高昕宇说，他最难忘的是老人讲述今昔对比时的场面带给自己的震撼，“老人们说，‘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变成了现实，中国人能上天能下海啦！’从国家的无助、人民的悲惨转到现代幸福美满的生活，对我们而言，这就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有国才有家，国家的悲剧是无数个体悲剧的整合，个体的幸福，是因为国家的强大，是因为和平。”
2017年2月，在前期录音工作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学生们决定参加“第十五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我们不仅仅想记录历史，更想反映一些当代的东西，将一位老人的人生故事与中华民族近现代发展结合起来看，我们觉得老人们是民族复兴之路最好的见证者。”高昕宇说，团队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抗日战争研究系列讲话精神为指导，整理口述资料，分析出幸存者们的阶层分布，深化了对于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认识，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南京陷落后的中流砥柱作用，通过对幸存者们个体生命记忆的记录，进一步诠释了“中国梦”的主题，承载了家国情怀和历史使命。
“在备战挑战杯的约一年的时间里，熬夜做材料成为了家常便饭，决赛备战期间，部分成员甚至连续30多个小时都没睡过觉。在我们50多万字的调研报告中，能找出的错别字不会超过1个。”高昕宇说，“一年多的时间，巨大的工作量，没有任何成员抱怨过辛苦，每次想到我们可以记录史实，留待后世研究，就觉得内心很充实，很有干劲。”
录制“青年之声”，线上讲述幸存者故事
南大学生在南京财经大学播放录制的纪录片，介绍他们调研的《最后一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个体生命记忆》项目。
口述史采集、整理录音、撰写调研报告，南大学生还创新传播方式，录制“青年之声”，通过网络在线上讲述幸存者的故事。
“协会成员与指导老师进行了多次讨论，一致认为‘以青年之声讲述家国故事’的方式既符合口述史工作的严肃性要求，同时也更富有人情味，更容易引起大众的共鸣。”负责音频录制、上传系列工作的历史学院大三学生韩建汶告诉记者，他们在微信、喜马拉雅、荔枝FM等APP上注册了账号。
韩建汶介绍，录制音频的“播音员”都是南大学生，其中多数是该项目前期采访整合工作的小组成员。目前共有11位学生参与录音工作，每人负责1到4篇幸存者自传的录音，3位学生负责后期剪辑。录音场地是历史学院空闲的办公室，设备是录音笔。因为专业限制等原因，负责录音、剪辑的同学都自觉地学习了相关知识，负责剪辑的3位同学都熟练掌握了AE软件。
杜羽宸一共负责了4位老人的口述自传音频录制，她告诉记者，在录音的过程里不仅要注意发音的标准，甚至连呼吸都需要有所调整。由于文稿字数多，一次性完成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剪辑加以调整。作为剪辑组成员的韩建汶告诉记者：“开始录制的时候难度比较大，录制几次之后大家都会交流经验，比如录制时读错了文稿，可以停顿几秒重新再读，后期剪辑时就能衔接上。”
韩建汶介绍，不论是负责录音的同学还是负责剪辑的同学，在工作的过程里都能对老人们经历的惨痛过往感同身受，对老人们对日军的控诉感到愤慨不已。
“我在剪辑的过程中，当听到蒋树珍老人述说的那句‘我们最后还是逃过来了’，让人感受到的不是劫后余生的庆幸，而是面对人生大难的痛楚与恐慌，那么多亲人都逝去了，老人当年该承受了多大的痛苦!”韩建汶说，在与老人口述自传亲密接触的过程里，成员们也增强了珍惜和平的共识，“整理陈德寿老人口述自传的时候，看到陈老说‘我说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我们不要战争，要和平’，我们能真实体会到老人的深切期盼!”
团队还将拍摄的时长75分钟的纪录片《我的一九三七》上传视频网站，并策划了一系列线下活动。围绕着国家公祭日主题，口述历史协会还将与南京大学学生会合作，组织校园公祭活动，如点燃公祭蜡烛、折千纸鹤、写缅怀语等，以及组织同学参加海峡两岸公祭相关活动等。
本版撰稿本报记者 谈洁 本报实习生 丁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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