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之殇
除了病例数字猛增，死亡率居高不下更使原本平静的小城充满了悲情色彩。一周多以来，一个又一个悲伤的故事出现在意大利和国际媒体的头版：教堂的丧钟每日敲响、军队出动装甲车搬运亡者遗体、讣告登满当地报纸、医护感染医院极限承压。
贝加莫最大的公立医院教皇若望23世医院医学部副主任斯特凡诺·法焦利（Stefano Fagiuoli）连续工作十多天后被确诊。隔离期间发布视频向社会求助。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贝加莫的病亡人数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但包括贝加莫市市长在内的很多当地人都认为，真实死亡数字还要远远高于统计数据。
按照官方统计，截止3月24日晚，贝加莫省共有6728个确诊病例。市长戈里22日表示该市新冠肺炎死亡患者大约有四分之三生前未确诊，就已经死在了家中。
戈里说，通过对贝加莫所辖12个市镇的死亡病例统计分析，数据显示，死在家中和入院病逝的患者比率为3比1。也就是说，医院每出现1例死亡病例，贝加莫就有3个尚未确诊的患者死于家中。
事实上，在贝加莫近7000个确诊病例中，只有重症患者有机会进行病毒检测。医生会让那些出现了症状、但呼吸正常的患者在家中隔离，他们无法得到测试。很多死在家中的患者，至今尚未纳入确诊或死亡病例的官方统计数据。
雷加佐尼的“流感”邻居因为没有出现重症，得不到核酸检测。两周多来，他的饮食起居靠家人照料，亲属将食物放在房间门口，供他自行取用。
“医院早就水泄不通了，如果不是重症，你根本进不去。”雷加佐尼说。
在罗马工作的心脏外科医生潘小兰告诉澎湃新闻，在目前阶段，政府已经不对轻症者进行检测，只有症状较明显的患者才能做核酸检测。“这是为了避免医院出现挤兑现象。”潘小兰说，“贝加莫等地的医疗系统已经严重过载，收治能力濒临极限，限制检测也是无奈之举。”
不过，测试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政治同样牵扯其中。《纽约时报》此前报道称，在检测问题上意大利中央和地方之间存在较大分歧。
疫情初期，意大利北部一些地方政府采用了比较激进的战术，全面铺开测试。并尽可能地追溯确诊患者的接触史。但后来该国中央政府没有接受这种策略，决定只测试有明显症状的人。
“曾有人说（意大利）确诊人数很高的原因是我们的测试数量多。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意大利国家健康研究所传染病部门负责人吉欧瓦尼·雷萨告诉《纽约时报》。
在中央政府的政治压力下，地方只能改变做法，只检测有明显症状者。雷萨抱怨，直到如今，政客和科学家们依然在激辩检测方式。截至3月20日，意大利全国共检测了超过18.2万人。
患者渐现年轻化趋势
意大利高级卫生研究所的统计数据显示，在3月中旬时，意大利全国死亡病例的平均年龄为80岁，而患病者的平均年龄约为65岁。当时仅有两名40岁以下的病亡者。其中一例是一名39岁男性，患有精神病、糖尿病和肥胖症。另一个39岁的女性也患有一些基础病。
据意大利《共和报》3月23日报道，意政府新冠疫情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医学专家罗伯托·贝纳贝指出，在病毒来袭的时候，不少老人身上已有两三种疾病，因此毫无抵抗能力。
《共和报》援引意大利统计数据称，本次疫情中的意大利死者，有一半在染上病毒之前就患有其他疾病，主要包括高血压、心脏病、呼吸障碍、糖尿病等慢性病。身体完全健康的人则很少患新冠肺炎死去，只有1.2%的死者被认为在染上新冠病毒之前身体处于健康状态。
意大利的老龄人口比例偏高，患有慢性病的人数多。意大利全国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在65岁以上，且全国40%的人患有至少一种慢性病。贝纳贝分析称，尽管意大利人平均寿命达83.6岁，在欧洲国家中数一数二，但其平均健康寿命仅为61岁。
意大利政府曾在2016年制定了一项慢性病救助计划，要求各大区为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疾病的患者提供帮助，但计划迟迟没得到资金注入。
贝纳贝透露，除了中央政府，在地方层面，时任伦巴第大区主席马洛尼曾自主推出一项计划，希望为慢性病患者提供一些最低标准的医疗救助。但时至今日，该计划在伦巴第的覆盖率极低，在贝加莫地区仅有7.9%的慢性病患者被纳入。
疫情发展至今，年轻人和中年人感染病毒的问题也浮出水面，这在重灾区贝加莫尤其严重。据安莎社3月24日报道，贝加莫有至少1800名30到40岁之前的新冠肺炎患者。
比格娜米妮医生的医院最初的接诊病患来自临近的养老院，然而她坦言，近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患者。“我的同事告诉我，不少病人年龄并不大，他们才40、50岁，身体之前也没有什么基础病。”比格娜米妮说。
“同事的描述让人害怕。一个还比较年轻的男人，像搁浅的鱼一样猛吸着空气，粉红色泡沫状的分泌物不断从管子口和嘴里流出来，太吓人了。”她说。
极限压力下唯盼“拐点”到来
23日，葬礼在伦巴第的一处公墓中举行，逝者未被隔离的亲属参加了葬礼
27岁的志愿者萨拉是贝加莫省布雷西亚人。她还是医学院学生，但已身处抗疫第一线。作为当地医院的志愿者，她每日都携带对讲机，负责在医院门口引导病人。如遇出现疑似症状的患者，她必须立即联系上级，并马上把口罩分发给患者。上级知晓后，她会引导来人进入医院。
“最近十天以来，几乎每天我都会碰到几个出现发热症状的来访病人。”萨拉告诉澎湃新闻，“他们基本上都是家属开车送来的，其中有些人来的时候没有任何防护，这时我会先给他们发个口罩，然后再让他们把车开去发热门诊。”
尽管每天都与发热患者接触，但萨拉的防护措施并不齐全。她仅仅佩戴了普通外科口罩，也没有护目镜。“防护物品要优先保证一线医生和护士们的供应。”萨拉说。
对于一线对抗病毒的医生们来说，严格符合标准的防护用具在关键时刻能够拯救生命。比格娜米妮回顾自己的感染经历，指出院内感染的危险性极高。
“你不知道谁身上有病毒，可能是患者，也可能是你的同事。如果是后者，他们或许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比格娜米妮说，“你很可能有松懈的时候。和同事在一起的时候，最容易放松警惕。”
“因此必须时刻佩戴好防护用具。吸取了之前的教训，现在我们医院里采取了高于世卫组织建议的防护标准，所有医护一律佩戴N95或FFP2口罩和护目镜。”她说。
之前发生的院内感染不仅在医护人员中造成了不小的恐慌心理，本身也是死亡率高的一个诱因。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马里奥·奈格里研究中心的雷穆齐（Remuzzi）教授认为，贝加莫地区患者大量死亡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医院已经人满为患，床位不够导致有的人得不到医治。另外，医院已成为感染发生地，很多人害怕在医院染上病毒，因此选择了居家隔离。然而，当他们感到病情已严重恶化时再去寻医，已经来不及了。
在疫情初期，由于防护不到位、人员流动控制力度不够，贝加莫省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2月的前3周时间里，Alzano Lombardo送别了72位居民。镇长贝尔托奇无法理解为何政府不在2月底甚至更早就宣布全面封锁Alzano Lombardo。他认为，在科多尼奥被封城的时候，属于贝加莫省的Alzano Lombardo应该立即效仿。
“公卫部门和专家当时给了政府建议，希望能封锁Alzano和其他一些贝加莫省的城镇。”贝尔托奇告诉意媒，“然而，政府犹豫了4天。那时我们已做好了准备，只要上级一声令下，就可以立即封城。但我们白白等了4天，之后情况就急转直下。”
在一线作战的比格娜米妮医生同样认为贝加莫地区的封锁不够及时。在她看来，贝加莫的经验和教训说明，只有及早限制人员流动才能有效孤立和封锁病毒。
“我所知道的是，自2月中旬开始，贝加莫地区的确诊病例数迅猛上升。然而，那时依然没有法规和命令来限制本地的人员流动，人们可以继续活动。”比格娜米妮医生说，“后来确实出台了一系列封锁城市乃至‘封国’的举措。它们对限制米兰、罗马等大城市和南部地区的疫情很有帮助，但可惜的是，对贝加莫地区来说已经太晚了。”
英国流行病学专家、牛津大学终身教授陈铮鸣此前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则表示，政府的应对力度不够和民众的大意是意大利多地“失守”的主要原因。
“虽然意大利是最早采取防控措施的欧洲国家之一，但是这些举措可能给他们带来了盲目的安全感，反而大意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防控措施具体落实的怎样才是关键。”他说。
3月20日，中国赴意大利抗疫医疗专家组奔赴贝加莫市，与当地主要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大型医院急诊、重症、感染、护理等科室负责人见面交流，介绍中国经验，并对医疗救治提出问题与意见。
另一方面，在不断加码的防控措施之下，贝加莫的居民们逐渐开始习惯疫情的隔离生活。
“我们没有和普通意大利人一样在阳台上唱歌。在贝加莫，阳台总是空着的。”雷加佐尼说，“我每天都做的，就是查看最新的死亡数字，并希望拐点早些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