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议会的阿拉伯议员抗议彭斯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美国副总统彭斯近日结束了有些尴尬的中东之行，这趟行程，不仅巴勒斯坦官员拒绝和他会面，在以色列议会演讲时，他还遭到13名阿拉伯政党议员的抗议。现场，抗议者受到驱逐，也有人愤而离席。这些阿拉伯议员既然是以色列的议员，为何站在巴勒斯坦一方，抗议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决定？这就不得不提生活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的尴尬处境，从以色列建国时算起，这种尴尬已持续约70年，并跟巴以冲突问题深深地纠缠在一起。
“我们在以色列是二等公民”
“我们在以色列是二等公民，就因为我们是阿拉伯人。”哈立德是以色列北部城市拿撒勒的一名记者，两天前，当《环球时报》记者同他谈论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的境况时，他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以色列建国伊始就具备两个属性：犹太性和民主性。民主性使其不得不为境内阿拉伯人提供相应的权利，但犹太性又使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无法实现真正的平等，阿拉伯人的尴尬境地由此而来。
以色列总人口868万，除了约占74.8%的犹太人，阿拉伯人约占20%，大部分居住在拿撒勒、海法等城市以及南部边远农村。这些阿拉伯人有以色列公民身份，在法律上享有同以色列犹太人基本相同的权利，有国民保险，可参选议员。不过，以色列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但阿拉伯人不需要服兵役，所以在入学、就业等方面会受到一些限制。
哈立德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虽然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一样上学、工作、交税，但如果想租地盖房子，扩大阿拉伯乡村或城市规模等，则会遇到种种阻挠。因为以色列政府认为，阿拉伯人房子盖的多，住的人就多，而阿拉伯人口的增加被以色列视为潜在威胁。以色列鼓励犹太人多生孩子和无限制接收犹太移民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此。
哈立德认为自己既是以色列人，也是巴勒斯坦人。当记者问，假如将来巴勒斯坦真正建国了，愿意去巴勒斯坦生活吗？他说：“不，虽然在以色列是二等公民，但我是拿撒勒人，我为什么要离开？”谈到巴勒斯坦的发展远不如以色列时，他说那是因为以色列控制了巴勒斯坦的经济命脉，比如水源、电力供应等，以色列还掌握着巴勒斯坦的税收。
在生活中，阿拉伯人遭受隐性歧视几乎不可避免。比如，在租房等日常生活事务上，如果对方发现你是阿拉伯人就会告知你没房。最明显的歧视是，随时可能会被拦下检查证件。《环球时报》记者对此深有体会。有一次，阿拉伯朋友哈桑开车送记者去机场，在高速路出口被以色列士兵拦下，检查完记者的护照和哈桑的身份证后，讲哈桑带到旁边的房间进一步检查。哈桑对此习以为常：“只要是阿拉伯人，都会被检查，对犹太人和外国人则不会。”
以色列阿拉伯人处境的尴尬，尤其表现在巴以冲突发生时。拿撒勒被认为是耶稣青少年时期生活的地方，每年圣诞节，拿撒勒会在天使报喜堂附近举办盛大游行活动。但去年，为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决定，拿撒勒起初宣布取消圣诞游行，但最后还是如期举行了盛大游行活动。
对于东耶路撒冷的约30万阿拉伯人来说，情况有所不同。他们不是以色列公民，却在以色列实际管理之下。他们的以色列身份证上特别标注“东耶路撒冷”字样，如果想出国旅行，可以申请约旦旅行证件，有效期两年;如果申请以色列护照，以内政部会对他们的经历和亲属关系做详细调查，可能耗时多年，且罕有成功案例。当然，以色列不希望阿拉伯人成为本国公民，一部分阿拉伯人也不愿申请以色列护照，因为会被阿拉伯人认为是背叛。
“阿拉伯人遭受的歧视确实存在，但年轻一代对以色列的认同在增加。”常住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女记者索黑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和经历过战争的一代相比，年轻一代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获得以色列公民身份。在商场、超市等公共场合，他们不愿意说阿拉伯语，不想暴露身份。
索黑尔表示，尽管以色列政府强调耶路撒冷是“不可分割的首都”，但东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冷其他地方区别很大，不论从建筑外观还是居民主体看，实际上已经“分裂”。“阿拉伯世界真正在意的是位于老城的伊斯兰教圣地不能被改变，至于美国大使馆搬迁到哪里，并没有多少阿拉伯人真正关心。”
耶路撒冷老城大马士革门外集会抗议的阿拉伯人
我问，“你喜欢以色列吗？”
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学习期间，虽然不能像阿拉伯语专业的学生和学者那样轻松融入阿拉伯人的圈子，但我和当地阿拉伯人还是有过不少接触。
我所住的宿舍区，除了国际学生，大多为阿拉伯学生，住在我隔壁的巴沙尔就是其中之一。自从我喜欢上阿拉伯咖啡，巴沙尔经常跟我坐在宿舍休息区喝上一杯。有一天，我问他：作为一名以色列阿拉伯人，有何感受？他回答说：“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我为父辈没有在1948年逃离感到自豪。家乡就是家乡。”
那次交流中，巴沙尔没有主动谈及他对以色列政府的看法，于是我不甘心地接着问：“你喜欢以色列吗？”他说，他去过土耳其，去过北欧，“但以色列是最好的!”这时，他的手机响起宣礼塔召唤人们祷告的铃声，每日五次的祷告时间到了，他起身径直走回自己的房间。
还有一次，一名初到以色列的中国留学生问巴沙尔是哪里人，他很自豪地说：“我是巴勒斯坦人。”后来我发现，大多数以色列阿拉伯人面对这个问题都这样回答。可见，巴沙尔口中的“以色列是最好的”并没有字面上那么简单。
不管怎样，巴沙尔对自己的生活是满意的，他的理想是毕业后和就读于以色列理工学院的妹妹一起创业——我本以为创业公司是那些有军队履历的西方犹太人的专属，但巴沙尔说，包括“海布里德”(Hybrid)在内的孵化器和加速器也为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创业提供了绝佳平台。
与巴沙尔对未来生活的憧憬相比，在耶路撒冷老城经营一家纪念品店的穆罕默德显得有些悲观。穆罕默德很健谈，他对我说，他热爱中国，最大的梦想是去中国旅行。但当我们谈到巴以问题时，他的表情突然变得凝重：“你知道吗？我在第二次‘因提法达’(起义，发生在2000年)期间参加了游行，结果我的房子被推平，我因此坐了两年牢。我一向反对战争。为了孩子，这些年我一直在申请以色列国籍，但谈何容易。”
我们还谈到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一事，穆罕默德毫不掩饰他对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政府的失望。“有时我连自己的同胞也不信任，村里很多年轻人都得到以色列情报机构的资助，成为线人”，他说。谈这些问题时，我看到，他的眼里充满痛苦与无助。
在以色列，大多数犹太人在巴以问题上立场强硬，但也有一些人用自己的行动缓解两个民族间的矛盾。以色列著名文学家阿摩司·奥兹和大卫·格罗斯曼长期批判政府的强硬政策;希伯来大学东亚系的尤瑞教授不愿拿起武器对准阿拉伯人，曾拒绝服兵役;我的希伯来语语伴以斯帖不顾朋友劝阻，经常趁周末到伯利恒给阿拉伯孩子上公益课。
在新闻上，我们更多看到发生在两个民族间的冲突，不可否认，这仍是目前的主流。在那片土地上，我闻到过刺鼻的催泪瓦斯，看到护送在袭击中丧生的警察遗体的车队，听到过来自大马士革门的枪声。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两个民族中一直有人在努力打破坚冰。
“他们时刻惦记毁灭以色列”
作为以色列国内仅次于犹太人的第二大族群，阿拉伯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时代。在1948年的《以色列独立宣言》中，以色列首任总理本·古里安明确表示，新的以色列国家“将保证宗教和信仰自由，以及语言、教育和文化的自由”。但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逃离故土，滞留者约有15万人，占当时以总人口的12.5%。
尽管留了下来，这些阿拉伯人并不认为“以色列”能存在很久，他们相信“阿拉伯兄弟”很快会组织联军，帮自己收复故土，与逃散亲友重逢。与此同时，如何处理这些人，成为以色列的棘手问题，以军方高层担心这些人很可能成为阿拉伯国家渗透和瓦解以色列的“第五纵队”。因此从1949年到1966年，以色列对国内的阿拉伯人聚居区实施军事管制，同时不断剥夺他们的土地所有权。
战争使得原本的巴勒斯坦精英阶层逃离故土，社会组织纽带被割裂。尽管以色列实行民主选举，直到上世纪60年代，阿拉伯人才形成自己的政治话语，在国会中通过选票来支持左翼的以色列工党。从上世纪70年代起，社会经济领域发生的变化使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生活水准有了一定提升，但当年轻一代将自己与犹太人相比时，发现差距仍是巨大的。这一切促使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改变长期以来政治上处于被动的状态。
在很多重大政治事件当中，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往往以“一个声音”说话，比如此次阿拉伯议员集体抗议彭斯。但他们远非铁板一块。不同地区、家族和政治理念，撕裂着这个群体：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前者相对富裕开放，后者较为贫困保守;以色列阿拉伯穆斯林最大的民间政治力量“伊斯兰运动”，因“是否组建政党参与以色列大选”而分裂为“南方分支”和“北方分支”……
时至今日，在很多以色列犹太人看来，他们的阿拉伯同胞有着“矛盾”的思想和行为。一个时常上演的情景是，以色列的阿拉伯人被问道：“既然你们如此憎恨以色列，为什么不离开这个国家？”回答是：“这里是我的故土，为什么我要离开？”犹太人认为，这些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生活、上学和工作，理应感恩，但他们却批评以色列，尤其在巴以问题上与巴勒斯坦及阿拉伯国家站到一起。但这些犹太人常常忘了，阿拉伯人并没有享受到和犹太人一样真正的平等待遇。
在笔者就读的海法大学国际政治学院，有一位阿拉伯教授经常撰写文章，抨击以色列“非法窃取”巴勒斯坦土地。这让笔者的一名犹太朋友很不忿：“他们享有以色列的民主，却时刻惦记毁灭以色列!”
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的存在是一个长期现实，其与犹太人和以色列政府间的关系，是巴以问题的一个缩影。
【环球时报驻以色列特约记者热风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访问学者王戎 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科学学院博士候选人 王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