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果：我渴望自由，在工厂被管怕了
我学习成绩不好，不想读书，十六岁初中没读完就出来打工，两年多都没有回去。开始是和二姐蓓蓓一起，后来二姐回去了，我一个人待在深圳，她走了几个月后，我就到了广州。
我最先去的城市是深圳。2004年到深圳后，去过电子厂、钟表厂、鞋厂。第一次去电子厂，做了一年零几个月，工资最高的一次是800多，平时一般500―700之间，有的时候还拿300，拿300的时候，一般是不赶货，也就是不加班的时候。
2005年，第二次进厂，是做收音机的机芯，平时一般800―900，工作环境好一些，加班的时候能拿1000多。做长了就乏味，这个厂对技术要求不高，只要能按规定做好要求的事就可以了，产品既销国内也出口。
第三次到了黄埔，在美盈鞋厂，和周婕在一起。打工三年，没有存多少钱，在外面开销太大，第一年和蓓蓓姐姐寄了一万块钱回家，后来每年能寄几千块钱回去。大姐小敏、妹妹媛媛、弟弟小招在家里读书，都要花钱的。后来我和蓓蓓姐姐分开了，消费就高了，就寄少了一点，我的日常开销主要是用在衣服上，衣服一般就几十块钱一件。蕾蕾姐姐没有和我们一起出来，她主要待在武汉，在制衣厂，和幺幺(小姑)离得近些。
我刚刚出来没多久时，特别想家，一想到回家就禁不住要哭，很想妈妈，但工厂里面总是不准假，要回家就要扣一个月的工资，只得经常给家里打电话，后来就慢慢习惯了。由于车费贵，人多，过年回去不方便，在路上又累，怕很多人挤在一起，我两年没有回家过年了，都是跟姐姐一起过。
过年时，工厂里人也不是很多。等熬到今年请了假，没想到2006年7月15日，买好了回家的车票，却碰到了百年不遇的大台风，只得放弃。
2004年在电子厂打工时，经常用有毒的“天拿水”。有些清洗工用乙丙醇清洗机器，他们也知道有毒，还是直接用手碰，整天都泡在那个水里，用浸在水里的棉签去清洗机器，不戴手套，厂里好像也没发手套。
工厂里没有好玩的事，也没听说有稀奇古怪的事。有一天，听说厂里一个经理上吊了，我们感觉很奇怪，后来才得知，总经理总是问他一些问题，他没有办法回答，随后总经理叫他辞职，他感觉没面子不想走，有一天喝完酒回来，就自杀了。关于他的死，现在还是个谜案，不知道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这个经理有三个儿子，听说他老爸也开了一家工厂，他真是太想不开了。不过在工厂干活，确实很累，真的很累，谁都不想干了。
厂里经常有工伤，很多人的手指“咔”的一声就没有了。不过幸亏我干的活不需要直接碰到机器，主要就是负责点数。我们车间也有气味，但也没人戴口罩，我们也不知道有毒。工厂噪音特别大，但没发耳塞，就算应付检查时发一下，事后也要收回去。
在电子厂，我一般一个月拿700块钱，有时要工作16个小时，晚上十二点下班，早上八点钟上班，基本上整天都待在厂里。工作时间长，睡眠时间根本不足，每天就是吃饭、上班两件事。如果没有按时上班，就会被骂死，那个厂一般都是蛮赶货的，不能请假。
在厂里，最让人难受的是工厂规定员工不准挂蚊帐，也根本没有办法挂蚊帐，但广东一带蚊子很多。厂里没人管后勤，也没人管工人的利益，员工也懒得反映，觉得反映了也没什么用，也不知道和谁反映。
2005年，我换了一家工厂，到深圳一家钟表厂焊机芯。我记得焊锡放出来的烟好臭，工厂好像有吸烟的机器，可以将烟吸过去，但有时烟太大，机器不管用。有些人开始不知道可以用机器吸，也没有人教他们，烟都喷到脸上了。我开始去的时候，也不知道机器可以吸烟，后来看到别人去吸，才学着用吸烟机。
工厂的工作根本不用培训，很简单，只要是个人都可以上班。钟表厂工作时间不是很长，一般一天12个小时，一个月700块钱，中间若稍稍偷闲了一点，就会被骂死。晚上十二点睡觉，早上八点起床，中间可以休息一个多小时，一般按二十二天算，另外八天就算是加班。感觉一天的主要事情，就是吃饭、上班。厂里的伙食，天天萝卜白菜，青菜就是白菜，也有一点点肉，但肉量很少，早餐吃稀饭和包子，天天如此。
我没有留在电子厂，我好像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做不长，待久了就会烦，就想要离开。我觉得换一下环境也不错，可以多学一些东西，多见一些世面。
两年了，我胆子好像大了一些，话也多了一些。以前妈妈总是担心我不爱说话，有一次过年，还特地把我送到城里的四姨家，让我去玩，和表妹们在一起。我在工厂也有一些好朋友，现在分开了，她们好像都没有离开工厂。我一般喜欢跟单纯、年纪小的女孩交往，不喜欢跟城府深的女孩来往，好像随时都会上她们当似的，感觉心累。
按规定，工厂一个月可以放一天假，但我来这个厂两个月了，都没放过一天假。我休息过一天，但不是放假，主要是因为赶货，我前一天通宵加班。尽管厂里董事长规定礼拜天晚上不准加班，但是一赶货，礼拜天晚上照样加班。有的人胆子比较大，不来，要是赶货不是特别紧，有一两个人不来也没什么，要是赶货特别紧，线长就会狠狠地骂人。我劳动的付出，肯定不止现在的工资，我的加班费太少了，一小时才一块五毛钱，深圳那边要高一点，一小时有五块。
2006年，我又换了一家工厂，离开深圳来到广州黄埔，进了美盈鞋厂，和周婕姐姐在一起。在鞋厂做工的时候，要黏胶水，厂里通风不好，鞋厂气味很大，但工厂也没发口罩给我们。
按照规定，在工厂上班时，是要戴耳塞的，但是厂里没有发，大家也不要求戴。也许习惯了那个噪音，感觉就会好一些。和深圳那家电子厂一样，每到要检查的时候，厂里就会把耳塞发给员工，检查一结束，就收上去了。
工厂发生了一些事情，瞒着不报，每次听说上面要派人来检查，工厂就将员工集合起来，每人发一张表格，给出要回答问题的答案，要求我们将答案背熟，如果不按表格提供的答案回答，就会受到处罚。奇怪的是，每次听说上面要来人检查，可是我从来没有碰上检查的人。
我感觉没有人愿意很认真地干活，员工和老板之间基本上是一种对立关系。在鞋厂，很多人将车间的原材料(比如牛皮)拿出来，其实这种损失是无形的，老板如果能够对员工好一点，他们也不会这样。
我感觉大家都挺冷漠、自私，好像不自私就会吃亏，特别是年纪大一点的人，更是这样。
这么多年来，我发现每个厂都会死人，有了病也没人管，工厂也不给他们请假，于是只好忍着。其实有些病根本就不是大病，而是身体太累了，身心疲惫，得不到休息。
我们的工资是计件的，计件工资都是瞎算的，有的人到处玩和混，拿的工资比辛辛苦苦工作的人多得多。我的工资是配合我开机员工的百分之八十，因为他比我辛苦得多。我是管点数的，我一般不会多点数，因为后一个程序还有品检员。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品检的人搞好关系，让他们把我的产品多算一些。
厂里管我们的人，好像是大学毕业生，从农村考出来的，骂起人来比较厉害，他的上级骂他，他就骂我们，我们也会骂他。做管理的人，一般靠关系进去，有的靠老乡关系，还有的靠一些当官的弄进去。有时候，我们厂还要帮别的厂做些事。
周婕姐姐主要检查鞋子的质量，工作要轻松一些，拿的工资也少一点。我和周婕住一层楼，但很少见面。周婕喜欢看电视，但厂里连电视都没有，只得跑到厂外面的一个小店去看，那里经常很多人。一般吃完晚饭离上班还有一个小时，有个台刚好在五点半到六点半时段放连续剧，周婕就会跑过去，一天看一集。这个时候她看得正入迷，自然不好找她说话，等到下班，一般到了晚上十一点多，有时还要到十二点或者更晚，这时候，大家都筋疲力尽，也不想说话，所以看起来和周婕住一层楼很方便，但实际上和她说话的机会很少。
我蛮喜欢做生意，喜欢做生意是渴望自由，我在工厂被管怕了。
振声： 建筑业倒了，我们就没饭吃了
振声是第三代已成年的三个男孩中，唯一没有念大学的孩子，也是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孩子。
1997年，哥哥在四姐夫的食堂干活，忙不过来，便将留守家中的嫂子也叫去了北京，开始了夫妻同时外出的打工生涯。两个孩子则托付给了老人，当时，儿子振声七岁，女儿时春四岁。
直到2008年，因为四姐夫的工地出现问题，夫妻俩才陆续回到家中，儿子已经十八，女儿十五。振声勉强混完初中，在哥哥的强烈要求下，上了两年职校，学习数控。职校毕业后，在武汉妹夫的安排下，去了杭州一家机床厂，从此开始了打工生涯。从老家到杭州，辗转多次，他终究无法在工厂立足，最后还是回到父辈的老行当，当了一个泥瓦匠。
我第一次看到振声时，他还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父母都在北京工地打工，只有每年春节时，才能和父母见面，一家人得以团聚。从七岁开始，振声和妹妹一起，与祖辈生活在村中，成为典型的留守儿童。进入青春期后，在哥哥、嫂子的描述中，振声是一个叛逆、倔强、不懂事的孩子，不知道体谅父母的艰辛，脾气暴躁异常，更不懂得节约。
2014年，通过手机QQ聊天，振声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在父母和亲人的张罗下，仅仅几个月就从单身走向了婚姻。
今年过年回家，问到他打工几年的经历，才发现振声并不如嫂子叙述中那么幼稚、简单，作为一个普通的农二代，振声其实也经历了很多常人没有经历的苦楚，也面临很多只有他们这一代才能体会的困惑。
在父辈眼中，他不懂事的烙印也许难以祛除，但在我眼中，他身上也具备很多与父辈完全不同的素质。
时代在变，获取信息的方式在变，伴随而来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在变，唯一不变的是 父辈沿袭下来的农民身份。在现有条件下，父辈有限的能力，自然无法给振声提供更好的发展平台，个体的成长，伴随着时代转型过程中的很多阵痛。
姊妹们的孩子们2006年合影
爸爸妈妈去北京时，我七岁，妹妹四岁，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奶奶当时身体还好，但毕竟是老人，管不住我们，当时奶奶最担心我们出事，要求挺严。
妹妹学习不好，总是留级，念了好几个一年级，但她能说会道，在村里名气很大，明明自己读书不行，还说老师不行，给老师取外号叫“喷粪机”。
我的成绩也不是很好，念初中时，班上没有学习风气，学生打老师是经常的事情。课堂上，想听课的就听课，不想听课的就打牌，或者走来走去，反正念了书出来，也是打工，当时大家都这么想。
到初三时，我每次测验成绩都不是很好，就放弃了好好读书的念头，上学就在教室里混日子，反正就是混，总认为拿个毕业证就行了。老师拿我没办法，家里人也拿我没办法。其实我叔叔挺希望我念书，像他那样，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但我成绩不好。
随着我和妹妹长大，爸爸妈妈不在家，奶奶越来越难管住我俩。我们整天和她斗智斗勇，奶奶叫我和妹妹去捡棉花，可憋在棉田里实在太热了，人都透不过气来。第二年，为了逃避捡棉花的农活，我和妹妹趁棉花刚长出来，偷偷跑到地里，将棉花全部扯了。当时家里没有种田，农田一部分承包给了别人，一部分被村里统一承包给了老板，其实没有太多的农活干。奶奶的主要工作就是给我们做饭，我们吃了饭就去上学，天天都是如此。奶奶喜欢喂鸡，家里到处都是母鸡、公鸡，我们吃了很多鸡蛋和鸡肉。
那时，整个村里只有一部电话，爸爸妈妈打电话来，我们就接；不打电话来，我们就不联系，一般一个星期来一次电话。为了方便联系，后来家里装了电话，他们在电话里问我们的学习情况、表现情况、是否听话。我们在电话里提要求，提得最多的就是希望他们回家时多带好吃的回来。事实上，因为每次回家都是春运，行李不好拿，火车也不好坐，爸爸妈妈从没有从北京带吃的回来，都是回来以后，带我们到集市上买。
我从来没有问过爸爸妈妈在北京的生活状况，我记得十八九岁那年，有一次，老爸跟我发了很大的火，我说他们整天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丢下我们在家也不管，大概是当时我的话触到了老爸的痛处，他就骂我，说你到时候出去就知道了。我当时也不懂事，想着他们在大城市，毕竟比农村好，但没想到，农村人到大城市，比家里过得还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