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辈分算，我儿子杨力行算是丈夫家庭第三代中最小的一位。
在婆婆的葬礼上，八岁的儿子和小他半岁的涛涛追追打打――涛涛是二姐女儿周婕的儿子，在大人的教导下，涛涛非常自然地叫力行“舅舅”，几十年前大家庭的人伦秩序，毫无违和感地在现实中上演。
第四代的出生，让我猛然意识到:兄弟姐妹的孩子们终于长大。在我们日渐衰老的同时，另一个群体正依照自然规律，一个个从泥巴中的幼童，长成今天的翩翩少年。
我还记得2005年第一次去丈夫家的情景，最令我震撼的，不是丈夫家的贫穷，而是多到让人难以置信的外甥、侄子。逼仄的房间，到处都是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声音，女孩子打打闹闹、不得安静；男孩子追追赶赶、跑上跑下，生命的活力冲淡了家庭的黯淡，但养育孩子的艰辛，显然成为压在姊妹身上的重担。哥哥、嫂子要对付将近三十人的饭食，为了减轻劳动强度，吃饭的时候，直接从镇上买了很多一次性的碗筷。
到今天，算上我儿子杨力行，大家庭一共有十五个孩子，女孩十一个，男孩四个。具体说来，每个家庭的子女如下 :
从年龄分布看，以上十五个孩子，出生于1980年代的有六个，出生于1990年代的有八个，出生于2000年代的一个；从成长环境看，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有十个，在城里长大的孩子有五个；从身份看， 除了妹妹家女儿帆帆和我儿子力行获得了城里人的身份，其他孩子在户籍上依然在农村。
从以上概况看，他们所处的年龄段、身份、成长地，都凸显出社会急剧转型期的时空特征。他们的成长和出路，命运和未来，与中国农村最广大范围内的孩子，构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同构关系。
从广义范围而言，上面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中，外出谋生的都可以归结在打工范畴中。尽管其中有五个孩子念过大学，和他们舅舅考上大学即进入体制内比起来，他们依然可以归入打工一族。
周婕：帮着爸爸一起送哥哥念书
第一次去丈夫家，我唯一没有看到的孩子就是周婕。直到2006年7月，她和小果两个人从厂里辞工，一起约定到广州来看舅舅，我才第一次看到她。当时她二十一岁，自十三岁外出打工，已经在南方断断续续待了8年。
周婕的妈妈1999年就去世了。母亲的早逝，让周婕和别的孩子比起来，显要懂事很多。听家里人说，周婕在念初中时就很有主见，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写信给当地的政府，反映学校存在的问题。妈妈去世后，爸爸常年在外打工，哥哥读大学，家里基本上没有人，因此，她如果从外面回家，也主要是待在姨妈和外婆家，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大姐的女儿小果生得极为漂亮，皮肤白皙，一脸的稚气，一副没有开化的懵懂模样。
2006年和她聊天时，她还不到十九岁，尽管已在外打工多年，但依然是一副没有历练的样子。当时她跟我们说不愿再进工厂，恰好我有一个做美容的朋友要招人，我们就建议她不如趁年轻、一心一意在一个行业待下去，积累点经验，再找机会自己干。和她聊过以后，她也挺有兴趣，于是我们决定送她去学美容，再怎么样，至少环境比在工厂好。
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和丈夫送她去美容院的情景。她一个星期来我们住处一次，但做了几个月，并没有坚持下去，此后就在广州、武汉等地辗转。
那时候，周婕、小果对我这个舅妈明显不设防，毕竟是孩子，一离开工厂压抑的氛围，生命的雀跃和灵动就表露无遗，她俩坐在舅舅宿舍简陋的床上，有一搭没一搭地给我讲她们打工的故事。
一年后，周婕彻底回家，两年后，经人介绍结婚生子，嫁给了一个在外打工的本乡青年，开始了侍奉婆婆、养育孩子的人生。小果则继续在不同的地方打工，坚持要和一个家里非常穷的男孩在一起，十年过去了，她已经不如当初那般稚嫩，但依然一脸懵懂。
我初中还没读完，1998年，十三岁就出来打工了。因为年龄太小，就办了假的身份证，现在假证很多，什么都是假的。刚开始在中山，第一次进的工厂，是那种连哑巴都会要的工厂。
工厂也知道我们拿的是假证，知道我们是童工。所以，每次劳动部门来检查，厂里就会叫那些十八岁以下的矮个子员工，到他们宿舍躲一下。劳动检查部门一般会问，“工厂待遇怎么样？一天工作几个小时？有没有加班费？”这样的问题，工厂也会专门教员工怎么回答。有些人不老实，什么都说，说真话；有些人胆子小一点，被厂里一吓唬，就不敢吭声了。
要是问到我，我肯定实话实说，要开除就开除，我也不怕。一般比较正规的厂，会按《劳动法》来，一个星期上六天班，一天八个小时，但这样的厂子很少。
在中山做了不到一年，妈妈病得很厉害，我就回去了。妈妈去世后，爸爸外出打工了，哥哥还在念书，我在家待了大半年，又去了深圳。最开始在一家鞋厂，后来又去电子厂。后来我还去深圳一家商场做收银员，工资不是很高，包吃住，一般一个月只有六七百块钱，不包吃住的话是一千块钱左右。相比工厂，商场的环境要好一点，但后来实在太想回家了，所以在深圳待了三年，就回来了。
妈妈去世后，家里也没有什么人，我去姑妈家、小姨家各住一段时间，有时候也到外婆家里去住一段时间，也没有别的合适的地方去。
我印象深刻的是在鞋厂工作。我和小果在同一个鞋厂，鞋厂的胶水有毒，没有用粘胶，用的胶水。厂子后来效益不好，也没有什么收入，有个女孩子太累了，想请假休息，工厂不批，她就在厕所喝了工业盐酸，出来的时候晕倒了，被送到医院洗胃才好起来。
还有个女孩子，生了病去请假，厂里不批，第二天她没有去上班，躺在床上，等到别人去喊她时，身上已经硬了，眼睛都翻白了，工厂赔了几万块钱。然后那个厂就开始闹鬼，厂里面为了平息，每年还在车间给她烧纸钱。她所住宿舍的那个楼层，都没人敢住。
在工厂，有时赶货，连续三四个月，工厂都不给工人休息，经常加班到一两点。那个女孩子死后，工厂管理人员拿一份文件叫我们签字，我说给我看一下，他们说，“看什么看，签个名就可以了。”我说：“名字是可以乱签的吗？”他们说，“你们的名字当然是可以乱签的。”我问他们合同上面是什么内容，他们说，不要管是什么内容，签字就可以了。我一看，原来是要我们保证，若在工厂干活期间出了事，跟工厂无关。他们想推卸责任，我就没有签字。有些老员工在工厂干了十几年，工厂也没给他们买任何保险。
我待过的工厂，大的有几千人、甚至一万人，最大的有两万人，但也有小作坊式的工厂，几百人甚至几十人。有的鞋厂从头到尾，一条龙生产线。那些打工者从全国各地来，人也比较单纯，十几岁的有，三四十岁的也有，有的甚至拖家带口。
那些年龄大的打工者，小孩一般就在家里读书，没有办法带出来跟在身边。一是费用太高，二是无人照顾，放在老家，好歹有父母照看，留守儿童放在家里，可能比带出来还享福一点。
下班后，特别爱玩的人会跑出去跳舞、滑冰、上网。我喜欢看书，在我们这儿卖得好的杂志有《佛山文艺》、《读者》等。《佛山文艺》在打工族中还算比较畅销吧，但我不喜欢看那些，我比较喜欢看《读者》，因为它可以教育人，《佛山文艺》上面的文章都是写打工的生活，我认为自己有这个体会，没必要看这些书了。
厂里蛮多谈恋爱的，有的是在工厂认识的，有的是在家里认识然后一起出来打工的。我家里也给我介绍了一个男朋友，但现在分手了，是家里亲戚给我介绍的。我和他接触过几次，发现不合适，他性格太内向、太老实了，显得懦弱，我和他在一起没有安全感。比如说，他不会去欺负别人，可是别人欺负了他，他也不会怎么样，我和他在一起觉得很窝囊。我认为一个人不应该去欺负别人，可也不应该怕别人，可他总是怕别人欺负。
尽管我很早就出来打工了，可也没存什么钱。当初出来的目的，是想和爸爸一起，供哥哥念书。但断断续续出来几年后，发现开支也挺大的，不多的工资，自己要花掉大部分。我不像爸爸，他跟着大舅在北京，应该可以存一点钱吧。
我感觉他们那个年龄段的人不需要很多钱，不像年轻人，好像很多东西都要买，买这买那的。女孩子喜欢打扮，主要买一些护肤品，每个月还要买一二十块钱的书看一下，好像开销特别大。平时没有多少机会到外面去玩，主要是上班，有时间就想休息一下。
哥哥念书时，我以前给哥哥寄点钱，但现在他也不让我寄，不过我也没赚到什么钱，糊到自己的开销，就差不多了。一年能够存三四千块钱就不错了。哥哥是学化学的，也不知道好不好找工作，听爸爸说，他准备考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