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吾图小镇不大，只有一个十字路口，由此路口延伸出去的四条小马路不到五十米就没了。这五十米半径的范围内，就是喀吾图最热闹的“商业区”，有好几家小商店、小饭馆、漂亮姑娘开的理发店，还有粮油店。但是站在十字路口放眼四望，马路上空空荡荡，所有店铺的门虽然敞着，但半天都不见有人进出。
我们是来这里开裁缝店的。可是这里已经有裁缝店了，由于是老店，生意看起来很不错，布也多，花花绿绿挂满了一面墙。开店的女老板带了好几个徒弟，推门进去，满屋子踩缝纫机的“啪嗒、啪嗒”声。
整顿好新家后的第二天，我妈就跑去那家店串门子，假假地对人家问候了一番。回来心里就有底了，什么嘛，那哪是在做衣服，根本就是缝麻袋！
我亲眼看到她们是这样裁裤子的：先从布上裁下来两个长方形，再在长方形一侧估计着剪掉两个弯儿――就成了！然后交代给徒弟们：“腰一定要做够二尺六，殿（臀）围越大越好，膝盖那儿窄一点，裤脚大小看着办。”
我妈那个乐呀，但脸面上还是做出谦虚和气的神情，满意地告辞了。
在城市里，尤其是大城市，裁缝和裁缝店越来越少。最常看到的裁缝们只在商场的楼梯间和走廊拐角处支一个小摊位，挂一块“缲裤边、织补、换拉链”的小牌子。现在谁还去裁缝那里扯布做衣服啊，店里买来的又便宜又有款。在城乡结合部，成衣批发加工的小作坊东一家西一家到处都是，工业缝纫机的马达通宵达旦地轰鸣，三四个人一个晚上就可以弄出上百套一模一样的流行服饰。就更别说大厂家、大公司了。
但在偏远的喀吾图，生活氛围迥然不同，流行真是毫无用处。比如裤子吧，现在的裤子普遍裆浅、臀窄、腰低，穿上怎么干活呀！衣服也太不像话了，男装弄得跟女装似的，女装又跟童装似的。
这是游牧地区，人们体格普遍高大宽厚，再加上常年的繁重劳动和传统单一的饮食习惯，很多人的身体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变形，特体比较多：胸宽肩窄的、腰粗臀细的、凸肚的、驼背的、斜肩的……也只有量身订做的衣服才能穿得平展。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布，得由顾客们自己准备布，我们只收加工费。
当地人礼性很重，相互间哪怕最寻常的来往也很少空手上门。正式的拜访和赴宴更是要精心准备礼物，一般都是送一块布料，里面裹一些食品。于是每家人的大箱子里总是压着几十幅布料，一米长的，两米五长的，全是为将来的出访准备的礼物。当然，这些布也差不多都是别人登门拜访时送给自己的礼物。一块布就这样被一轮一轮地送来送去，在偏远狭小的喀吾图寂静流传。好几次被送还回自己家，又好几次再转送出去。直到有一天，终于被送进裁缝店做成了某家主妇的一条裙子或一位老人的马甲为止。在这些布的往来中，一个刚组建的小家庭，会因婚礼而攒下一大箱子布。这些布就是这对小夫妻生活的底子。在后来长久的日子里，这些布将伴随两人的日渐成熟，见证这个家庭的日渐稳固，成就这个家中生活气息的日渐厚重。
我们接收的布料里面，有很多都是很古老的布，有着过去年代的花样和质地，散发着和送布来的主妇身上一样的味道。而这主妇的言行举止似乎也是过去岁月的，有褪色而光滑的质地，静静的，轻轻的，却是深深的，深深的……我们用尺子给她量体，绕在她的肩上、胸前、胯上，触着她肉身的温暖，触着她呼吸的起伏，不由深陷一些永恒事物的永恒之处。
店刚开张三个月，生意就明显地好过了另一家，还有几个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上门求艺。整个小镇没人不知道“新来的老裁缝”。虽然收费贵了一点，但做出来的裤子洗过了三水，腰都不垮不变形。而且“老裁缝”做的裤子上给做了六个皮带袢，“小上海”家的只有五个；“老裁缝”家钉的扣子给缝四针，而“小上海”家的只系一针就挽结儿了。
“小上海”就是另一家裁缝了。但老板不是上海人，她家店也并非像上海一样繁华。只是因为女老板的丈夫姓“赵”，名“长海”，当地哈萨克老乡汉话说得不灵光，喊来喊去就成了“小上海”。干脆女老板自己也这么唤自己的店了。
她收了四个徒弟，都是汉族女孩。师傅传给她们好手艺，并管三顿饭和住的地方。但是要求每人每天至少得做出来三条裤子或一件挂里子的外套。这是在为牧业的转场作准备。浩浩荡荡的羊群和驼队经过喀吾图那几天，再多的衣服也不够卖的。
虽然上门拜师的多，但太小的孩子我们没敢收。直到三个月后才收了一个老徒弟，是个结过婚的妇人，名叫哈迪娜。这是一个付费徒弟，就是一边学手艺一边给师傅打工，每做一条裤子我们就给她分一半的工钱，但是得由我们裁剪，熨烫，钉扣子缲裤角边。
哈迪娜很胖，她和她的缝纫机一搬进来，我们的小店剩下的空隙就只够两个人侧着身子站了。要是她想站起来取个东西，所有人都得全部让到门外去。
哈迪娜的小儿子常常会跑到店里来黏糊一阵，缠走两毛钱买糖。小家伙已经到了捣蛋的年龄，但还没到上学的年龄，所以他的捣蛋必须得被人忍受。
哈迪娜挺不容易，带了好几个孩子，最大的小学都没有毕业，还得再过一两年才能帮家庭分担些责任。
我们请哈迪娜来打工，原因之一是我们的确需要有人帮忙，原因之二是她一句汉话也不会，通过和她极其困难的交流，也许能货真价实地学到几句哈语。
果然，哈迪娜来了不到一个月，我们从最基本的“针”呀“线”呀，到各种颜色的说法，从“高矮胖瘦”到“薄厚长短”，从“元角分”到“好坏便宜贵”，还有“腰、肩、胸、臀”等等与做生意密切相关的词汇差不多都学会了。另外从一到一百全都能数下来了，“裙子”、“裤子”、“上衣”、“衬衫”什么的也一听就懂。讨价还价的技术更是突飞猛进，再也没有人能用二十块钱就从我们这里买走一条裤子了。
当然，哈迪娜也受益匪浅，从最开始只会用汉话说句“老板你好”，到后来简直能够又轻松又愉快地汉哈交杂着跟我妈交流育儿经。甚至还可以清楚地向我们表达她的弟媳妇有多坏，还列举了一二三四。
可惜除此之外，她做裤子的技术实在没有任何进步。平均每天磕磕巴巴做一条，稍顺利一点的话能做一条半。速度慢不说，做出来的裤子门襟那里总是拧着的。怎么给她说都没用。我妈就把那条裤子穿在自己身上，把毛病耐心地指出来给她看。她这才终于明白过来似的，“啧啧啧啧”地研究半天。最后，把我妈上身穿的毛衣扯扯直，一下子就严严实实遮住了门襟拧着的部分。从那以后，她做的裤子门襟就更加心安理得地拧着了。总有一天这女人会砸了我们娘儿俩的饭碗。
才开始和当地人做生意的时候，还想指望这个哈迪娜能够充当一番翻译的角色。结果，无论什么话只要一经她翻译，就更难理解了。比如我们很简单地问人家：“想穿宽松一点还是刚合适就好？”经她转口，则一下子复杂异常，狠狠地难为对方好半天。那人站在那里反复推敲、琢磨，才勉勉强强，甚至是小心翼翼地回答出另外一些毫不相干的话来，天知道她在其中作了什么可怕的加工。还不如撇开这个哈迪娜，直接和顾客面对面地用手势，用表情，用纸笔写写画画――来得更可靠。
我们想辞她，又不好意思开口，这个女人笨是笨了点，但人家又不是故意笨的。
后来幸亏她自己走人了，她家里实在是家务繁忙，顾不过来。
我们租的店面实在太小了，十来个平方，中间拉块布帘子隔开，前半截做生意，后半截睡觉、做饭。吃饭时就全部挤到外间，紧紧围绕着缝纫机上的一盘菜。
我们有两台缝纫机、一台锁边机，还有一面占去整个“工作间”四分之一面积的裁剪案板，案板下堆着做衣服必需的零料和配件。过了几个月，我们也进了两匹布，挂在案板一侧。房间其他的空白墙壁上，则挂满了我们做出来的各式各样的衣服。有的是做出来卖的，更多的是给人订做好了，却一时没人来取的。
虽然狭小，但这样的房间一烧起炉子来便会特别暖和。很多个那样的日子，是晚春时分吧，室外狂风呼啸，昏天暗地，树木隐约的影子在蒙着雾气的玻璃窗外剧烈晃动。被风刮起的小碎石子和冰雹砸在玻璃窗上，“啪啪啪啪”响个没完没了，但我们的房子里却温暖和平得让人没法不深感幸福：锅里炖的风干羊肉溢出的香气一波一波地滚动，墙皮似乎都给香得酥掉了，很久以后会突然掉下来一块。至于炉板上烤的馍馍片的香气，虽然被羊肉味道盖过了，闻不到却看得到――它的颜色金黄灿烂，还漂着诱人的淡红。小录音机里的磁带慢慢地转，每首歌都反复听过无数遍，歌词也失去了最初的意思，只剩一片舒适安逸。
我们还养了金鱼，每当和顾客讨价还价相持不下时，就请他们看金鱼。每次都成功地令他们大吃一惊，迅速转移注意力。
在那时，当地人都还没见过真正的金鱼，只见过画片和电视上的。这样的精灵实在是这偏远荒寒地带最不可思议的梦一样的尤物――清洁的水和清洁的美艳在清洁的玻璃缸里妙曼地晃动、闪烁，透明的尾翼和双鳍像是透明的几抹色彩，缓缓晕染在水中，张开、收拢，携着音乐一般。而窗外风沙正厉，黄浪滚滚，天地间满是强硬和烦躁。
这样，等他们回过神来，回头再谈价钱，口气往往会微妙地软下去许多。
当地人对衣物穿戴有着不太一样的态度和标准。衣服没有了就买，买了就穿，穿坏了再买，好像和其他地方没什么区别。但是，相比之下，我觉得这里的人们更为坦然，甚至是更轻慢一些。首先，衣服买回去就是用来穿的，于是就穿，和穿别的衣服没什么不同。起码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看起来一点儿也不会格外珍视新衣服。似乎是预见着这新衣服变旧的样子来穿它们似的。一条熨得平平展展的裤子，付过钱后，揉巴揉巴拧一团，往外套口袋一塞，揣着就走了，让裁缝看了都舍不得。
男人们很少进店量尺寸、买衣服。一般都是女人拿着自己男人的（或是女儿拿着父亲的，母亲拿着儿子的）最合身（也最破烂）的衣物，来店里让裁缝给比量着裁剪。只有单身汉和讲究一点的年轻人才会亲自来店里找裁缝。
最固执的是一些老头儿，偶尔来一次，取了衣服却死活不愿试穿，好像这件事有多丢人似的。即使试了也死活不肯照镜子，你开玩笑似的拽着他往镜子跟前拖，让他亲眼看一看这身衣服有多合身，多“拍兹”（漂亮）。可越这样他越害羞，甚至惊慌失措，离镜子还有老远就双手死死捂着脸，快要哭出来似的。
农民和牧民对衣服的要求差别很大。牧民由于天天骑马，裤腿一定要做得长长的，一直拖到地上，裆深胯肥。这样骑马的时候，双腿跨开，裤子就会缩一截子，而变得长短刚合适，不会有风往脚脖子里灌了。同理，由于天天伸着胳膊持缰绳，衣袖也要长过手掌心的。
而农民则恰恰相反，什么都要短一点的好，在地里干活利索些。
给小孩子们做衣服就更奇怪了。按我们汉族人的想法，孩子嘛，天天都在长着的，要做得稍大一点预备着，好多穿两年。可他们呢，非得做成刚合适的不可，连站都站不稳的孩子，也给弄一身周周正正的小西装，好像只是为了讨个稀罕似的。
“女人们就热闹多了，三三两两，不做衣服也时常过来瞅一瞅。”（图：CFP）
女人们就热闹多了，三三两两，不做衣服也时常过来瞅一瞅，看我们有没有进新的布料（我们每进一次布，就可以带动一次“流行”呢）。如果有了中意的一块布，未来三个月就该努力了。一边努力攒钱，一边努力往我家一天三趟地跑，再三提醒我们千万别全卖完了，一定要给她留一块够做一条裙子的。
还有的人自己送布来做，做好后却一直凑不够钱来领取，只好任其挂在我家店里，一有空就来看一看，试穿一下，再叹着气脱下来挂回原处。
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的一件小花衬衣也在我们这儿挂着，加工费也就八元钱，可小姑娘的妈妈始终凑不出来。也可能手头不差这点钱，想着反正是自己的东西，迟一天早一天都一样的，别人又拿不走，所以也不着急吧。但小姑娘急，每天放学路过我家店，都会进来巴巴地捏着新衣服袖子摸了又摸，不厌其烦地给同伴介绍：“这就是我的！”
就这样，穿衬衣的季节都快过去了，可它还在我们家里挂着！最后，还是我们最先受不了了。有一天，当这个孩子再来看望她的衣服时，我们就取下来让她拿走。小姑娘那个乐呀！紧紧攥着衣服，满面喜色，欢喜得都不敢相信了，都不敢轻易离开了。她在那儿不知所措地站了好一会儿，最后看我们都不理睬她了，这才慢吞吞挪出房子，然后转身飞快跑掉。
库尔马罕的儿媳妇也来做裙子了，她的婆婆拎只编织袋，腼腆地跟在后面，宽容地笑。我们给她量完尺寸之后，让她先付订金，这个漂亮女人二话不说，敏捷地从婆婆拎着的袋子里抓出三只鸡来――
“三只鸡嘛，换一条裙子，够不够？”
她要订的是我们最新进的一块布料，这块晃着金色碎点的布料一挂出来，几乎村子里所有的年轻媳妇都跑来订做了一条裙子。这是在我们这个小地方所能追赶的为数不多的时髦之一。而库尔马罕的儿媳妇算是落在后面的了。
她说：“不要让公公知道了啊！公公嘛，小气嘛，给他知道了嘛，要当当（唠叨、责怪）嘛！”
“婆婆知道就没事了？”
“婆婆嘛，好得很嘛！”她说着揽过旁边那个又矮又小的老妇人，拼命拥抱她，“叭”地亲一口，又说：“等裙子做好了嘛，我们两个嘛，你一天我一天，轮流换着穿嘛！”
她的婆婆轻轻地嘟囔一句什么，露出长辈才有的笑容，甚至有些骄傲地看着眼前这个高挑苗条的年轻儿媳。
库尔马罕的儿媳妇是我们这一带最最出众的两三个漂亮女人之一，她有着猫一样紧凑明艳的容颜，目光像猫一般抓人。举止也像只猫，敏捷优雅，无声无息。常年粗重的劳动和寒酸的衣着似乎一点也没有磨损到她的青春的灵气，反倒滋生出一股子说不出的鲜鲜的野气。虽然她修长匀称的手指总是那么粗糙，布满了伤痕；而脚上趿的那双还没来得及换下来的、劳动时才穿的破球鞋破得脚趾头都顶出来了两个，鞋后跟也快要磨穿了。
库尔马罕的儿子也是一个俊美的年轻人，但每当和妻子站到一起，就会很奇怪地逊色一大截子。
我们实在没法拒绝这三只鸡和她那因年轻而放肆的要求。但是我们要鸡干什么？但是我们还是要了。
“家里鸡少了公公看不出来吗？”
“看不出来。”
“家里鸡很多吗？”
“多得很。”
“五十只？一百只？”
“七只。”
“啊――”太不可思议了，“七只鸡少了三只，你公公还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
当地男人不过问家务，已经严重到了这种地步。
来这里做衣服裙子的女人们，一个比一个可爱，可爱得简直都不忍心收她们钱了。哪怕是五六十岁的老妇人，撒起娇来，也跟小姑娘一样动人。她会像念诗一样哀叹自己的青春，满脸难过，眼睛却狡猾地笑。
年龄小的就更难对付了，干脆紧紧搂着我妈的脖子，拼命亲她，让她气都透不过来，再口口声声地喊她“妈妈”、“亲爱的妈妈”。
到了后来，我们的价格降到了和小上海家的一个档次，实在是没办法。
价格一降，我们生意就更好了，也更忙了。到了冬天，经常是深夜过去天快亮了的时候我们才开始休息。整个喀吾图小镇上，我们家窗子的灯光总是亮到最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