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下海之路没有成行，但她让我们家生活变好的决心没有动摇。有种人在面临贫困时，你无法想象他会释放出多么大的生存潜能，母亲便是这样的人。
九十年代的时候，改革开放已从沿海慢慢渗入到内陆，青藏高原虽遥远，可也有了些商业的生机。在离我们村子十公里外的镇上，除了供销社之外，一些个体经营户和批发商店也零星地布局在坑洼的街道两旁。其中小马家批发商店是最大的一家，它的老板马尔萨是个能吃苦的人，他每年赶着八九头骡子要跑六七趟兰州，兰州和镇子之间要翻越四五座山，至少要两三天的脚程，马老板一如既往，苦心经营，最后终于成为了镇子里最大的批发商，人称批发大王。
批发大王的小儿子马友才是我到镇子里读高中时的死对头，他摆足了富二代的阔气，成天骑着三铃摩托车在校园里轰油门，校长拿他没办法，只得开除，然后他成天带着一队骑摩托车的社会闲散人员在学校门口轰油门，颇有些他爹当年骡队的气势，只可惜没走上他爹那样的正道。
马友才和我结梁子，是因为我也骑了一辆三铃摩托车的缘故，这种车当时是种身份的象征，谁家里有辆这样的摩托车堪比现在的奔驰宝马。
我那天正好骑车到镇上帮母亲带货，我骑车不戴头盔喜欢风吹掠发梢那种飘逸的感觉，再戴个墨镜穿上跟干老师同款的皮裤，简直帅呆了！谁知被马友才看到，认为在他的地盘上任何人不该帅过他，就这样，他找上了我的麻烦。
马友才堵在我车前，用录像室热映电影里古惑仔的语气嘴角叼着根火柴棒对我说：“喂！尕娃，你张狂得很呗。”在高中时我已展露出一些逗逼的才华，我说：“不狂不狂，世界第三。”马友才呲牙咧嘴挥了挥拳头说：“尕娃，你狠了(有种)再说一句。”这种重复的警告通常是小孩子之间打架最常用的，强势一方为了张显气势画一条不能逾越的界线，言下有两重意思，你再说一句我就用拳头揍你，要是你不敢说那就认怂了，反正你怎么做我都在将你的军。
这种小孩之间的打架方式在周星驰无厘头电影里也用过，大家不妨回忆一下《九品芝麻官》里的情节，在最后的公堂对质时，包龙星以线为界将对手——广东四大状士之一的方唐镜驱出衙门黄色警戒线外，先以气势夺人，而方唐镜回应的方式是数次在黄线上跳进跳出进行挑衅，还拿言语来挑唆：我跳出来了，又站回去啦，怎么样啊!我又跳出来了又跳回去咯，打我呀你个笨蛋。果然被包龙星领命一顿海扁满足了他自我受虐的要求，吃了哑巴亏。
这是搞笑的一幕，现实中马友才可一点也不搞笑，而我也不像电影里那样无聊，我急着给母亲送货没工夫搭理他，一脚油门原地扫个圈便绕开他飞驰而去。
在那时我是村里唯一把家用摩托车骑成赛车的人，在坑洼的石子路上我都能加油到100码的速度。马友才见我在他面前炫技，怎会甘心，也用100码的油门轰了上来，不过很不幸在半路出了事故，他把摩托车骑到路边矮沟里三米多高的树杈上，玩了一把自毁前程的极限飞车，据说那是人类自发明摩托车以来，有人骑着摩托车上树的唯一记载。
马友才成就了辉煌，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他被人发现挂在树上时，他的一条腿离开了他，飞得比他更高更远，挂在另一棵高达七米的白杨树树枝上。
马尔萨得知自己心爱的儿子年纪轻轻丢掉了一条腿，哭得是稀里哗啦，又得知弄丢儿子腿和我有莫大的关系，恨得我是咬牙切齿，再得知我是谁家的孩子后，他找上门来指着母亲的鼻子骂了很恶毒的话：恩将仇报的死婆娘，看看生出来的这些货色，我真是瞎了眼拉拔了一窝子白眼狼，你们一家人以后别想有好日子过……
母亲最不是忘恩的人，虽然马友才是咎由自取，可她为此事愧疚不已，她说，马老板有恩于我们家，我们不能忘了恩。她拉着我去给马家人道歉，还带了三万块钱作为赔偿，那几乎是母亲所有的积蓄。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记着马尔萨所谓的恩，是二十斤五香瓜子的恩。
母亲没能下海后，看着一天天长大又喊饿吃不饱的两个崽子，思来想去还是不得不干些养家糊口的营生了，她考察了一段时间，发现晒阳洼儿的人群是个潜在的消费市场，她便东平西凑了百来块钱，到镇上购置一些糖果、汽水之类的小吃摆摊，可用现在市场营销学的方法讲，她当时没有评估好消费者的需求，盲目地进入市场，导致第一次生意并不是成功的，以亏本告终。
第一次尝试做生意失败后，母亲并没有心灰意懒，可给她借钱的亲戚们已心灰意冷了。在失败过一次的人生里，除了自己没有人会愿意给你第二次尝试的机会。姥爷劝她收手，父亲觉得她是胡闹，邻居们喊她快点上山挖野菜，可是倔强的母亲坚持要掏晒阳洼儿人的腰包，她打造出晒太阳——闲聊唠嗑——嗑瓜子的经营思路。
她的思路成型后，这时马尔萨的“恩惠”也及时出现了。在这之前母亲天天往镇子里跑，想寻求一家可以赊账给她的零售商，几家铺子觉得母亲提货太少又要赊账，谁都不愿做母亲的这单生意，唯一马尔萨赊了二十斤五香瓜子，他对母亲说：拿去吧，要是销不出去，再拿回来，我希望附近村子多出几个像你这样有经济头脑的人。
当时母亲背着赊来的瓜子，高兴地回家。镇子与村子有20多公里路，母亲几乎是哼着革命歌曲蹦蹦跳跳走完的。不过回到家里后，她又伏案偷偷哭了大半夜的鼻子，原来她只顾着得意忘形地走路了，没注意装瓜子的袋子上有个小洞，瓜子从小洞里一路撒，本来二十斤瓜子，背到家只剩下不到一半。
“还好剩了一半。”后来母亲每每想到这件事，忍俊不禁地先笑上一阵后，再教育我“凡事哪怕有一丁点希望，就要坚持做完。凡事不必追求十全十美，保留三分遗憾，才是最圆满的局面”，后来这两个”凡事“于我的人生里，受益匪浅。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摆摊的日子，她每天凌晨四点钟起床，先看天上的星星来判断天气，有云或者有雨，人们都躲在家里，她也就心情沉闷地在家呆上一整天。要是天气晴好，她便到镇上提货，回来后哼着歌给我们做早餐。慢慢地她的买卖越做越大，早上起得越来越早，她提的货越来越沉，她的背越来越驼，我们的日子便越来越好。
在母亲刚起步做小生意的那几年，她身边能下帮手的没几个，添乱的人倒不少。我的父亲和我，一个是她的大麻烦，一个是她的小麻烦，两个麻烦不断的亲人让她总是纳履踵决。
先来说说父亲这个大麻烦。
在八九十年代，中国农村家庭里男人是有绝对权力的，包括支配一家人的财产。我们家的经济来源是父亲的工资收入和母亲小摊上的收入，可让父亲支配的后果是，家庭收入都用来买酒喝，结果是他醉了，睡了，我们娘仨饿着肚子，哭了。所以母亲将小摊上的收入留一部分悄悄藏起来，开支家用。
母亲藏钱的地方是她的一双绣花鞋里，这双鞋她出嫁时从娘家带来的，一直没有穿，她把它们藏在陪嫁过来的花木箱子里，每当她把钱卷起来塞进鞋子后，她会把鞋子整齐地摆在枕头上，自己双手捧着腮看着鞋发呆，那一刻她的思绪一定是奔向曾经的某刻，那个深藏在她心底不为人知的秘密，然而从她的眼神里可以看得出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后来在父亲酒醉后骂母亲的言语里，我或多或少了解了一些，我便笑嘻嘻地问母亲：“你咋会看上一个放羊娃，还哭着闹着非他不嫁？”一向严肃的母亲红着脸开始驱赶我：“去去去，一边玩去，我要是嫁给了别人，哪有你这俩小兔崽子的事。”其实我在父亲发酒疯的日子里多么地希望母亲能够拥有自己的幸福。
母亲的绣花鞋在父亲的一次洗劫下遭殃。那次父亲疯了一样翻箱倒柜，他把母亲箱子里的衣物全扔出窗外，在扔鞋子时，藏在鞋里的钱掉了出来，他就更加愤怒了，他把鞋子扔进了炉子里，母亲看着火焰一点点吞噬掉她最美好的记忆，面无表情地看着，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母亲少女般羞答答的微笑了。
父亲拿着母亲藏在绣花鞋里准备买米面的钱又去挥霍了，他的挥霍无度，让母亲刚刚起色的生意面临灾难。父亲醉酒后有个令人难以捉摸的脾气和奇怪的生物钟，他喜欢在大街上散钱，他彻夜都可以不知疲倦地漫骂、砸家具，像一头愤怒的棕熊，他若喝醉在街上时，一群村里的小孩时常围在他身后，等待他一把一把地扔钱，慢慢地我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中，而且抢钱时比所有的孩子都拼命，回家后我把揉成团的钱币一张一张展开，交给母亲，母亲说那时是我最懂事的时候。
我的不懂事跟父亲喝了酒奇怪的生物钟一样，他是越喝醉越“清醒”，我是越长大越不省心。
(作者：朵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