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讯保险消息 2017年12月24日，由中国保险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养老与健康保险50人论坛成立暨《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7》发布式”在京召开，来自政府部门、高校、科研机构、学会组织和业界的2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教授、保监会重大决策专家委员会委员郑 伟出席了本次论坛并发表演讲，他表示养老金调整需考虑通货膨胀率和实际工资增长率。以缴费工资为基数对标，如果目前养老保险制度不做改革，本世纪末这个替代水平会降到35%左右，如果以社平工资为参照，不做改革，替代率会降到20%左右。
郑伟：第一支柱养老金替代率下降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以下为郑伟发言实录：
各位领导和嘉宾大家上午好！跟大家汇报三个问题的思考，主题是商业年金。第一商业年金为什么重要；第二商业年金有没有发展空间，有没有可用的资源；第三是商业年金需求有什么样的特点趋势，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
第一、商业年金为什么重要？
过去我们比较习惯于养老要靠政府，在几年前美国有个机构做了东亚六个地区的调研，在大陆受访者当中，认为养老主要靠政府的比例在六个地区是最高的。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可持续性的挑战非常大，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也不去讲关于缺口问题，但是在这样的可持续性挑战背景下，第一支柱养老金替代率长期下降的趋势难以逆转的。
十九大报告在讲社会保障的时候，大家注意用的定语“保障、适度、可持续”，保障、适度大家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解读，可以认为它是强调不能太高也可以强调不能太低，但是我从当中读出的味道是不能太高。
接下来几张图表，是从今年新发布的《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里呈现的数据。我们看最后一列累计结余，每年其实是在逐年增加，不管是职工这部分还是企业这部分都是逐年增加。所以表面来看我们社会保险第一支柱可能没有什么压力。但是我们看背后的数据其实挑战非常大。
比如我们企业养老保险的抚养比，若干年前3.16个在职职工养1个退休职工，下来已经下降到2.8个，并且继续往下走。再一个征缴率，100个人里头原来有90个人缴费，到现在100个人里头只有79个人缴费，而21个人不缴费。
另外，在基金的征缴收入，从增长率来看，从2012年开始，上面那张表收入的增长率就已经开始低于支出的增长率，并且从绝对数来看，从2014年开始，基金的征缴收入已经不及当年的基金支出，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财政的补助只考虑征缴收入，从全国范围来看，即使搞了全国统筹，2014年开始也出现了收不抵支。另外基金的结余原来月数是19.7个月，到2016年已经降为17.2个月，诸有此类的数据还有很多。
这种情况之下，虽然我们报告当中显示的基本养老金的替代其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水平，但是即便如此我们已经发现随着最近这两年调待的比率从10%降到6.5%、5.5%，我们替代率已经由67.5%降了两个百分点，而且这个替代率实际上口径是缴费基数。我们知道，缴费基数和社平工资有非常大的差距，大约只有63%这样的水平，如果对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还要打63折。
养老金调整无外乎考虑通货膨胀率和实际工资增长率，我们做了简单的测算，以缴费工资为基数对标，如果目前养老保险制度不做改革，本世纪末这个替代水平会降到35%左右，如果以社平工资为参照，不做改革，替代率会降到20%左右，所以这样的背景下，先不讨论潜在资金缺口能不能弥补的问题，即使能弥补，第一支柱养老金替代率下降的趋势应该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靠第二支柱：企业年金、职业年金，职业年金好一些，强制性的。企业年金这块覆盖面2016年的数据大概是6.7%、6.8%这样的水平，前几天发了企业年金的办法，这个办法和之前办法相比有一个不同的提法，就是国家鼓励企业建立企业年金，所以从国家的政策导向来看有个态度在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市场想要进一步的激发需求端的需求其实还是非常困难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说第三支柱的商业年金非常重要。
所以我特别同意前面几位领导和嘉宾观点，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当中三个支柱都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商业年金就不可或缺。不展开讲，当然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积累期、领取期，积累期可能有多个市场主体参与，但是领取期阶段，应该说商业养老保险有独特优势的。
第二、商业年金有没有发展空间，有没有可用资源
之前我们利用微观数据库做了一个测算，以2013年数据，因为2013年数据相对发布比较完整。我们看三个层次替代率，第一层次只考虑公共养老金，第一支柱。第二层次考虑公共养老金加上私人养老金，这个私人养老金包括了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第三层次再把除了公共养老金和私人养老金之外再加上资产，包括金融资产，特别是他的房产，在一定的框架下做一定的测算，我们发现2013年数据，第一支柱养老金替代率大约35%，加上了私人养老金之后这个替代率增加了一点点，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意味着目前在我们市场上第二支柱、第三支柱扮演的角色微乎其微，如果我们把金融资产、房产这些资源加上去，在一定的假设下做测算，我们发现这个替代率可以有个非常大的提高，可以提高到69.8%，这个问题也呼应了万董事长讲到的，老百姓(603883,股吧)还是有很多资源可以参与多层次的养老保障的。
第三、商业年金需求有什么特点？
我们做过另外一个小的研究，以咱们国家30个地区过去这些年的相关数据做一个测算，我们发现居民的商业年金需求和人口结构的变量和社会保险的变量之间有显著的关系，人口结构这方面，老年抚养比，城镇化率提高对于居民年金需求都会产生正面影响。社会保险又分养老和医疗，社会养老保险保障水平提高年金需求会相对下降，他们之间是替代关系。医疗保障水平提高和年金需求是互补关系，如果有更高的社会医疗保障可以释放出更多的年金保险的需求。
另外收入和预期通胀也会对年金需求有一定的影响，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大的趋势，人口结构方面肯定是老龄化，社会保险方面，第一支柱的社会养老保障的水平基本是持续下降的趋势，医疗保障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之下我们相信会有所提高。所以所有这些未来的指向其实都是中国居民商业年金的需求会有一个正的增长。
这个结论如果能够成立的话对我们有什么启示？第一，在政策导向方面，既然有正外部性，是不是应该考虑基于一定政策的激励，特别是全球范围内还存在一个问题叫年金迷题，就是经济学里讲的今朝有酒今朝醉，不去管养老问题，这方面政府政策导向是不是应该有一定的作为。
第二，商业年金既然有潜在增长的趋势，那么在供给侧方面是不是有改革的创新和它相呼应，达到供需平衡的效果。
第三，在政府监管方面，包括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包括不同的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环境，包括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有大量工作要做。英国和美国经济学家Nicholas Barr和Peter Diamond他们在2010年的一篇报告里头讲到，“如果认为因为私人养老金由私人部门提供，所以减轻了政府对养老金的责任，那么这个观点是根本错误的”，虽然我们强调要发展商业养老发展商业年金，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政府角色的弱化，相反其实是更重要的强化。
比如刚才前面几位嘉宾提到英国的例子，他们在普及宣传商业年金的支持政策，在提供税优的激励，在实施严格的监管，甚至提供兜底保障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所以在未来在商业年金市场发展的领域，中国的政府还是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只有各方力量汇聚起来才能安然渡过未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