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现的时候文质彬彬、谦和质朴，没有那种户外大汉的吓人气势。他剪掉了长发，剔掉了胡子。他很瘦，你不知道他怎么能逃脱约三百斤的蟒蛇的猎捕。他眼里温柔，让人难以想像他被二十只狼围攻时的情景。
独行十年的故事已经成为过去，记忆会一点一点消蚀。于是他住在昌平的房子已经变成了一个纪念馆，那里塞满了流浪旷野的照片、生锈的腰刀、载重的独轮车、各地的县志、古生物化石、各种奖杯奖状、他自己的指甲盖和牙齿。
打开窗户，他能看到太行山脉在北京昌平沉入平原地区的最后一座山头。这里空气纯净清冽，山谷里的别墅刷成灰绿色和明黄色，在深秋天空下闪耀着平静和喜悦。他和新朋友在这里喝茶，他们想知道某一种人生是不是比其他的人生更好、更精彩、更宏伟。室内也没有那种普通生活的气氛，他的一年两个月大的儿子住在这里，儿子在襁 里睁大眼睛盯着一群陌生人，他们进来参观，挥手告别，走时还摸摸他的小鼻子说再见。回首时，看得到门边挂着一副爱国主义教育纪念馆的金色牌子。
雷殿生一个人走了十年，他走丢了指甲盖，缓慢地超越苦痛；他钻出原始森林，走入了阿里无人区，缓慢地超越孤独；他三进罗布泊，把陨石放在独轮车上，又推车越过了秦岭，不知不觉超越了偶像余纯顺。他在中国狂行了十年，常常只听得见自己的呼吸和心跳。大都市里进入夜生活时，他还得夜行数里，只为了找到一块2米长1米宽的平地来睡觉。他穿着一件90元的棉夹克，独自爬到了珠穆朗玛峰7000米高度……时间之久，路线之长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万水千山，都被这个人走遍了。可是，把生命里的十年都扔在柏油路、乡村小道、山羊跳过的峭壁、沙漠、沼泽和什么都没有的云雾里，到头来是一场空，这人到底要干嘛？
1
雷殿生读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那个学期，他看到一套徐霞客的邮票，邮票告诉他有一种人是这么想的：要和别人不同，爱什么就干什么。
1989年，他在大庆图强火车站看到一个人，身材魁梧、满脸大胡子，背着小塔似的旅行包，包上裹着一张红布，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徒步全中国，上海---台湾。”
他在照片上见过这个人，拔脚追上这位大侠：“余纯顺老师……”
他有很多问题要问，但有一个问题不敢问：“你为什么要这么走？”他知道，这个问题一出口，大侠就觉得你是个傻子。
“你得把阑尾割了。“余纯顺对他说，“如果你要走。”
他记住了这个秘诀，去图强镇医院把阑尾割了。
他把九节鞭攥在手里在树林里挥舞，然后折叠起来放进口袋。他每天跑5公里，三个月后开始跑10公里。他买了十多种地图，从总图到分图绘制出一个完整的网络。他在书上学了很多医药知识。他学习如何用刀、止血、辨认方向、获取食物和水、应对滑坡和劫匪，如何用救生绳翻越悬崖。最重要的知识是，他如何攒下足够走十年的钱？
别人卖油条，他批发油条。别人6点开张，他5点就炸好了数千根油条，用塑料布裹着批发给自己的“经销商”。他自己制作洗衣粉，买来几桶化学材料，把它们兑在一起，洗衣粉是机器吹出来的，他用根棍自己搅。他把洗衣粉简装在大塑料袋里，低价拿下了村里村外的小市场。他到工地上做工，学了瓦工、电工和项目流程，摇身变成了承包商。他担上风险径自去谈项目，一个项目下来，破夹克里兜住几万块钱。在上世纪80年代，工人一个月不到200元，万元户就是那时的富豪。他算了算，自己一天就能赚1000元。
他不喜欢身边的环境。他不爱说话，也不爱听别人说。工地上好挣钱，但工地文化太粗糙，一伙人骂骂咧咧，海吹冒料。
1994年，他在北京国贸上班，这里据说是中国最文明的地方。人们走路都没声，厕所香味扑鼻，空间里飘着金凯利的《回家》，女士们都丰胸翘臀。一晃四年过去，他的行囊塞满了，存折里有了几十万储蓄。他的身影出现在黑龙江102国道的端头。
雷殿生（图片源自网络）
行囊重达100公斤。药装了6公斤、斧头、刀、春夏秋冬的衣服、食品、水、手电、收音机、相机、绳索……他走了一天就垮了。第二天，弟弟开着农用车追上他，卸下了30公斤。他回过头继续往前走。开弓没有回头箭，他把自己的全部家当：录音机、大摆钟、四头公猪、铁锅、农具和桌椅板凳都给了姑姑。剩下的70公斤就是他的全部，他从1998年一直走到了2008年。
他穿着一身红色的运动外套，嘴唇上留着胡须，瘦削的脸上架着近视眼镜，衣服里裹着把一尺长的腰刀。从哈尔滨南下，第一站去长春。在他的计划里，一天得步行10个小时。晚上他在路边僻静处扎好帐篷，在大地上结结实实睡一觉。蛐蛐在旁边欢唱着，他睡得很香。
他在水沟里洗脸，钻到白杨树丛里方便。他看到晨曦里的麦浪，听到群星下的江流呜咽，火车从他面前闪过，麻雀在头顶飞舞。他头发越来越长，浑身的气味越来越像个野人。他把鞋带松开，坐在石头上，大脚趾肿得像一块紫蛋挞，脚掌和五个脚趾上全是血泡。他打开收音机，天空里有无线电讯号，他听得到城里人拉扯这个世界上的重要事件。
他站起来再走，如果每天不走十个小时，十年就走不完地图上的路线。他沿着102国道的弧线走进华北平原，那里地形平坦、径陌罗织。走村过户时人们靠在门边瞧他。1998年，人们和自己的身份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工人在城市，农民在农村，大家稀罕着这种哪都不属于的流浪汉，他对他们笑笑，他们赶紧走进门去。
下雨了，他去住5元钱的旅馆，但是身份证被退回来了，“不接待。”
“为什么？”
旅馆大妈不说话。
“我有身份证啊。”
“不接待。”
“不接待。”另一家旅馆大妈说。
“不接待。”其他旅馆大妈也这么说。
他把帐篷扎在雨地里，雨水从地上四面流来，他盘腿坐在水里，像一个佛。
很多人怕他，很多人厌恶他，还有很多人追着他看，他一回头，那些人就哄笑着跑开。他想去讨一杯凉水，尽量把话说得很温和，“您……”
“你出去，出去。”
他的头发太长了，胡子也太长了，他带着近视镜没有修正印象，反而有点奸滑。
“你别站在我家屋檐底下。”
他只想站在那里躲雨。
2
他哭了。继续走，走过平原，走到江南。“你为什么走啊？”人们就是想知道这个问题。他嘴唇紧闭。
他做着走遍中国的梦。他的快乐铺在大地上，树叶在春光里闪闪飞舞，聆听小鸟齐唱，走进一条林间的小路，坐在高山上看远方。
他知道自己将要走过珠穆朗玛峰，别人在那里登山，垂直运动。而他的水平运动覆盖了垂直运动。他知道自己将出入罗布泊，别人说那是生死考验，在他来说，他出发时就已经重生了，死在哪一段路上不是死？他踏遍名山胜水，别人说那是旅游，在他来说，那是回归，每处山水都是他的情人。他寻访民俗风情，别人说那是采风，在他来说，那都是实实在在的存在。
在神农架的密林里。他在密林里找到了宿营地，支起帐篷。森林的黑暗无边无尽，但在一道闪电中纤毫毕现。接着成千上万的雷声炸开，滚落在身边，像是魔鬼在黑暗里厮杀。他第一次感到如此惊怕。大雨狂暴地撕扯着森林。闪电无数次击落在大地上，似乎要带走他的命才算完事。他等着，盘腿坐在透水的帐篷里，用记号笔在帐篷上写下：佛、佛、佛、佛，阿弥陀佛……
雨住了，夜晚结束。他抖落雨滴，头痛欲裂，继续穿越森林。
他在竹林小岗上遇到一只巨蟒，菱形花色的三角头有一只狗头那么大，眼睛黑如柏油。它的脖子细一些，但身子比头还粗，波浪状眩目地游动着。他跑了几步，回过头，掏出辣椒水，对着蟒蛇摇晃的大脑袋一喷，它吃惊地缩回去了。他用牙齿咬住鞭炮，颤抖着点着了引线，炮声拍击着山峦，巨蟒一下不见了。
在路上时，有时手机突然响起来，姐姐打电话来，“你在哪里？”
“雅鲁藏布江，在过绳索桥。”
“吊在绳索桥上？”
“嗯。”
“什么时候回来？”
“还有7年。”
“别瞎逛了，回来吧。”
“我得走完。”
那头沉默了一会儿，“你还需要什么吗？”
“不需要……我听不见了！这边水声太大了！”
他来到一个市镇，会走进一家邮局，把一张白布展开请工作人员在上面盖一只邮戳。他和当地人拍照，邀请借宿的一家人拍个全家福。他站在家徒四壁生活艰苦的一家人身后，穿着那件红外套，戴着灰色帽子，架着近视眼镜，长发披到了背上，双手伸向天空。他们一起喊：茄子！
他的相机还对准了河上的垃圾，他不知道那些蛇皮袋、塑料泡沫、烂菜叶、小药瓶、高跟鞋和废油桶下面是一条河流。一点也看不出来，走着走着，河水才露了出来，上面漂着五色的油污。另一条河全然是铁锈红色，像红墨水一样，水面上没有一丝波纹。他拍下了红色水面上的古桥、石头房屋和孩子们。
集市边堆成小山的垃圾，城市郊区巨大的垃圾场，铁轨边细长的垃圾带，靠垃圾生存的村庄，站在垃圾堆上的老人和孩子……这些震撼人心的现代风景，他都拍下了。
他还拍下了杀戮。人们杀牛、杀鹿、杀猴子、杀虎、杀鳄鱼……地面被血染红了，人们用水冲掉。动物被肢解，头和四肢堆成金字塔，内脏挖出来丢在木桶里，皮被扒掉挂在墙上。阳光照耀着动物的眼睛。他拍下照片，男人们围上来，扯掉他的胶卷。放倒他。他起来，一只脚踢中了他的眼睛，他躺在地上。
“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人们问。
3
十年的行走分为五个阶段，线路盘根错结。第一阶段从哈尔滨102国道零公里处出发，穿越中原各省，到达香港澳门；第二阶段穿越云、贵、川；第三阶段是青藏高原，海拔越来越高；第四阶段走入新疆、甘肃、内蒙，去处越来越险；第五阶段，从东北再次出发，走沿海省份，最终抵达台湾。这一路设计的美丽圆满。
他的心路也分为几个阶段，从艰辛、孤苦、愤怒，到触摸死亡，然后越来越轻盈，越来越辽阔，越来越平静。
在阿里无人区，一种意外的灾难袭来，他从未防备：安静。不知是耳膜还是精神上的问题，他天天都听见有一个小人在耳朵里尖叫。晚上气温下降到零下20度，他一边睡，小人一边在他脑子里锯出一条流汁的细缝。他坐起来，在橘色帐篷里眺望远处的沙暴。白天走在50摄氏度的戈壁里，小人集体出现，在他前面齐声尖叫，像飞机引擎一样震动着他的鼓膜。
他焦躁不安。他想走出无人区，也许到那个广西小村庄和那家白族人待在一起，他知道她喜欢他。也许该到寺庙里和活佛学习跳脱轮回，他知道轮回是真有其事。也许先得回哈尔滨看看姐姐，姐姐早就打不通他的电话了。他喝下一口水，望着太阳，掉头走向另一个方向。
他醒过来时，才知道恐怖。他找回原来的方向。开始治疗自己，和自己说话，他用天津话和自己聊，“天津话管吃不叫吃，叫塞！管摸摸不叫摸摸，叫胡路胡路！管派出所不叫派出所，叫派所！管拳击不叫拳击，叫捣皮拳儿！管漂亮不叫漂亮，叫真遵。（四声）”
他30岁了，正是想大姑娘的时候。他不是该和姑娘看看电影，喝喝咖啡，从东城走到西城，再弄个家庭，再拉扯大一个小朋友？这样的生活不是自有迷人之处吗？吵吵架，做做饭又如何？一个静止的家庭和一条晃动的路，哪个才健全？
他回答那个说天津话的自己：“色即是空。”
从阿里无人区出来，他歇了歇，走了走平原，看了看鱼米之乡和小桥流水，然后又折返罗布泊。对着这个吞噬掉他的偶像余纯顺的地方，他心里有点异样。于是进入大漠之前，给姐姐写了一封信。如果去见了余纯顺，这封信就能代替遗嘱。他没什么财产可分，只有些债要还。
他进入罗布泊时，遇到了一伙黑龙江电视台的人。那些人打量着他，有心和他做一期节目，但是又怕出事。拍摄之前，要和他签个“生死契”。他们写了点东西，他在上面按了个手印。“太好了”他们说。
他在死亡沙漠里走了30天，来到了余纯顺的墓前。拜祭了偶像，睡在他的墓前，他觉得他就像父亲。生为行走的心隔空交汇，他忍住泪水，觉得内心融化，想问那个首次见面没敢问的问题：你为什么要这么走？
为什么呢？花为什么红？诗人为什么要写诗？歌手为什么歌唱？为什么有痛苦与欢乐？这都是伟大深刻的迷，这涉及人性和存在，涉及灵魂和意志，涉及世界的价值。但是我们为什么不简单点呢？你的心弦到底拨弄着什么样的旋律？
是的，他小时候就听到了一首歌。那时他很孤独，父母在他14岁时相继去世。他在舅舅家寄住，总吃不饱，学会了不再嘤嘤抽泣。在干完一天的活之后，走进了长满了蒲公英的树林里，他和啄木鸟打招呼，与兔子缔结友好协议，他步入草从深处寻找一份神秘的节奏，那和他的心跳协调一致，能够使他平静下来。有时候他睡在母亲的坟上，过了整整一夜，露水滴在脖颈上把他弄醒，他感到很自由。他睁开双眼，鸟儿在头顶的树冠上啁啾。他铭记美丽的自然对他的爱和启示，它从未舍弃过他。
他那时就想走出去，走到更大的空间里，融入那个半神的世界中。他一直等着这一天，他舞着九节鞭，在工地上赚钱，在外企潜伏。每天跑10公里时，他脑子里没有别的，没有姑娘、没有房子、没有车、没有规范也没有计划，只有高山上的来风。他可以和整个世界跳舞，那里别无他人。
他在罗布泊看到了最最奇怪的东西，他不愿意多谈。
“你是说你看到了鬼魂？”记者问。
“我无法解释那是什么。”他说。
他在太阳升起时醒来了，继续行走。在烤焦的大地上，鞋子磨出了洞，他换上一双新鞋，背着旧鞋。他看到一些奥陶石、树化石，把它们装进背包，甩着长发走向沙漠中心。他的户外生存经验越来越丰富，这是一部长达10年的《荒野生存》，喝自己的尿，喝自己的血，吃蜥蜴、老鼠。为生存用尽一切智慧，穷尽人之所不能。
这么长的路途，不能不去拜会珠穆朗玛峰。他没有钱像王石那样搞，只能为自己增加90元的预算，在服装批发市场上挑了件红色棉服，穿着牛仔裤就开始爬山了。他一路向上，爬到了7000米。“哦，这里太高了。”他踩在冰雪上，环顾群山。几分钟后开始下撤。
2007年，他终于走累了。这是第九年。他的地图上所有的点已经快要闭合。他买了一个独轮车，把包袱、化石、猴子头骨和牦牛头骨、帐篷和被打劫的人打掉的牙齿都放在独轮车上，一路往回走。这样的车子可以行进在最狭窄的田梗上，还可以爬山，爬过了秦岭。他把它推到了天安门广场上。那是2008年，他看到这里到处是奥运会的旗帜。他从背包里拿出来一件东西，就着大风一送，从手里呼呼啦啦地飘展开。媒体追上他，他成了哈尔滨站的奥运火炬手。
“我哭了一次。走出罗布泊那天。我看到了公路，然后看到一座座灰色的旧房屋，我知道我好好地活着，经历了这么大的苦难，我还好好地活着。我走了31天，我想，我就想好好地活着。”他对着前面的世界哭嚎起来，他弯曲着自己的腰，鼻涕拉在半空，一个村庄正在地平线上升起。
现在，雷殿生是昌平作家村的1号居民。这里空气新鲜、山峦秀丽。作家村里时时会碰到莫言、阎连科和一些有回忆要写的政客。他在屋子里写作，一层的客厅里展示着他的宝贝，十年徒步旅行搜集到的纪念品和拍下的照片。一间书房里摆满了各地县志，他一路上把那些没人读的大厚本寄给未来的自己。帐篷和独轮小车放在角落里，烧掉一半撵跑了狼的外套，在帐篷上搭拉着。二楼是奖杯、奖状，一张印满邮戳的布和部分日记，字体狂野奔放：今天行程44里，比我预计少许多，等脚伤好转再补回来，走多少对于我来说都还是开始，路太长了……
现在的雷殿生，有一半活在记忆里吗？他接下来该怎么生活呢？
“哥们，你还能走吗？”光给GOTEX代言，给户外网站当领队，给富人和军队做培训吗？你能满足这样的生活吗？
生活真他妈的残酷，问题变成了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