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985年，国家民政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等7部委联合下发文件，对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以来和今后退出现役的特等、一等伤残军人的配偶及16周岁以下的子女，给予户籍“农转非”。我的战友赵留成作为收益者，如今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2016年9月24日，对越自卫还击战退役的伤残老兵赵留成，正拖着一条假腿在县城奔波。他的妻子儿女被“农转非”后，没有土地也没有工作，好不容易“非转农”后，又成为失地农民。
来回上访奔波讨说法，赵留成那条高位截肢的左腿常被磨得破皮流血。“伤口疼，心更痛！”他常这么给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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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赵留成相识得颇具偶然性。南疆战争结束后，我评残退役，拄着两条拐杖回到县南老家疗养，赵留成家住城北，之前我们虽然同在161师参战，却并不认识。
1985年，国家民政部、总参谋部等7部委联合下发文件，对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以来和今后退出现役的特等、一等伤残军人配偶及16周岁以下子女给予农转非。从县政府印发的批转户口文件上，我第一次看到赵留成的名字。
同在一个县，又是一个战壕里并肩作战负伤的战友，我们初次相约那天，哥俩瘸着腿一起搀扶着走进一家餐馆，一瓶酒喝干，遂结成生死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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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疆那场战争中，赵留成在我们师红军团尖刀连担任尖刀组长，带领3名战士走在最前列。
他们需要翻山越岭穿插敌后，切断谅山守敌退路，保证兄弟部队围歼敌军。由于部队没有后勤保障，因此每个战斗班要携带两枚防坦克雷、两箱手榴弹、一箱子弹，外加枪支、防毒面具、小镐小锹、压缩干粮等，每人平均负重95斤。
在缺乏向导的异国高山密林里，他们几乎找不到一条能走的路，为了按时到达指定位置，所有的路都是尖刀连自己披荆斩棘开的。
深夜，4人摸进一个深山沟，尽管疲惫至极，但怕遭敌人偷袭，就只能摸黑向山坡攀爬。光秃秃的陡坡无法栖身，他们就用小镐刨脚坑，蹬着山崖往上爬。
一天上午，赵留成他们刚登上一座山包，立足未稳，对面山头就突然射来一阵弹雨，打得碎石飞溅。
尖刀连交替掩护，迅速撤出战斗，在断水断粮的困境中边打边走，如钢刀一般直插650高地，出色地完成了作战任务。
赵留成回忆说，“兄弟部队在谅山外围与敌人打一场遭遇战，阵亡了几十人。我们连队就临时负责收容烈士遗体。一个班分两具，砍树枝做担架，6个人轮流往山下抬，大山里小雨不断，泥泞不堪，穿的防刺鞋外沾满了泥浆，里边全是水，脚底板被泥水泡胀了，脱一层皮，走路钻心痛。黑灯瞎火，山坡湿滑，凌晨两点终于将阵亡的弟兄抬了下来，我们一个个浑身血迹，分不清是烈士的血，还是自己摔破皮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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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3月11日，我方撤军，部队前队变后队，4班和赵留成带领的尖刀组未能及时撤下来，被越军的炮火封锁了退路。连长组织官兵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往山头冲，企图打开一条救援通道，但最终未能成功。
敌军逼近，炮火覆盖了山头，被困的排长急了，明知山南坡是敌人布下的雷区，依然冲赵留成大声喊道：“给老子冲过去！”
于是，赵留成只得随排长一起扑向死亡地带，随着一阵连环爆炸，他们二人以血肉之躯为战友们打开了一条“生命通道”。赵留成的双腿当场即被炸断，血流如注；梁排长的头部受了重伤，昏死过去。赵留成想爬起来救护排长，可一阵剧烈的疼痛，让他头晕目眩。
老乡李丙柱率先冲上来，就地折了两根绵软的枝条，把赵留成的伤腿简单地捆扎了一下。连队官兵砍伐木棍，用雨衣制作担架，才勉强把赵留成和排长抬下了山。
在卡车上前往野战医院的路上，赵留成隐约听见战友说，“到友谊关了。”，随后便昏死过去。
整整4天4夜，昏迷的赵留成在生死之间徘徊。左腿高位截肢，右小腿被错位接上，愈合后，他的右脚从此朝里侧弯曲。九死一生，至今赵留成的肋骨、左手和右腿骨缝里，隔着皮肉仍能摸到遗留的弹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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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赵留成被转入湖南衡阳165医院接受康复治疗。他在野战医院住了8个月，左腿装上了假肢。
初次从轮椅上站起来的时候，还头重脚轻地摔了个大跟头。
赵留成的肋骨、左手和右腿骨缝里，隔着皮肉仍能摸到遗留的弹片
未婚妻小叶只身到部队医院侍候了他半年，出院后，赵留成被部队评定为一等伤残，退役回到原籍农村，由地方政府分散供养。两人还回到赵留成老部队，由红军团的团长和政委亲自操办，为他们披红戴花举行了婚礼。
在地方掀起的拥军热潮中，小叶一度成为共青团县委和妇联树立的先进典型，当地新闻媒体还连续报道了两人的爱情故事。
婚后，女儿和两个儿子的相继出生，赵留成一家5口人，自己腿脚不便，主要靠妻子耕种着5亩多责任田，生活虽然劳累清苦，但内心充满了希望，“自个儿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这辈子有国家发给的抚恤金，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已经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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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多久，县政府主动派人找上门来。负责退伍安置工作的人员告诉他说：“中央下文件了，要给你们这些保卫国家的功臣家属和子女转商品粮户口。”
赵留成记得自己当时还专门问过：“家属安排工作吗？”他还是担心妻子跟着自己吃苦受累。
工作人员答复他：“家属暂时安排不了工作，但子女年满18周岁，会有就业机会的。”
工作人员见赵留成有点犹豫，就劝说道：“这样的好事儿你往哪里找啊，如今多少人花钱都办不成，你可别错过了机会。”
赵留成仔细想想，也是，既然政府替他着想，肯定会是好事情。
当时的非农业户口很是吃香，一般人想要“农转非”，需要向地方财政缴纳每人2100元的“城市增容费”。而赵留成没花一分钱，一下就办了4口人的城市户口。赵家祖宗八代都是捋锄把的农民，这次全家人都吃上了“皇粮”，惹得当地不少人眼馋。
女人们还说小叶：“真是好人有好报，跟着丈夫跳农门，也算熬出了头啊。”
全家人都很是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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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已是“城里人”，但政府没法给小叶安排城里的工作，全家就仍然留在农村种地。
没过几年，县里土地调整，赵留成一家户籍早已不在农村，自然也没有责任田分给他们了。全家人都傻眼了。
尴尬的事情还在后头。赵留成所在的村子北邻有一条老河道，之前他承包了300米河堤，由河道管理处提供1000多棵杨树苗，他负责栽植和管理，按利润分成。树木成材了，村人又看着羡慕，于是砍伐后，村里决定将河堤统一分给所有村民管理，他家“没有户口”，还是没有他家的份。
赵留成想着，自己的妻子儿女“农转非”之后，成年人每人每月能得定量供应的29斤面粉，3个孩子享受大人的一半，每市斤面粉供应价为0.18元。那个时候，家里耕种的土地还没有被村里收回，每年都有余粮吃，赵留成不想再花钱去粮店购买供应的平价面粉，就把它们都结存了起来。
谁知失去耕地后，1993年初，新政策接连出台，“取消非农业人口的平价供应粮食，对以往市民结存的面粉全部冻结充公。”
赵留成全家人的购粮本上结存的2000多公斤面粉，连几斤粮票都取不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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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留成家里有弟兄俩，哥哥早逝。于是，奉养老母亲，抚育两个侄儿的担子，全压在他的肩头。
为了养家糊口，妻子小叶在村头的马路边开过小吃店，卖过菜，赵留成还干起了跑三轮载客的营生。
2005年，国家颁布新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取消了特等和一等伤残，赵留成原先的一等战残被调整为三级。
到了2007年，两个儿子相继结婚成家，儿媳属于农村户口入进了村里，生下的孙子孙女也是农业户口，而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身为非农业户籍，却有名无实，既无固定工作，又无城镇医保，连农村的新型合作医疗都享受不到，妻儿连看病都是问题。
赵留成心急，写申请找到县领导批示，将全家人的城市户口又转为农村户口。“重新当农民，妻儿在村里也能有个立足之地。”
可生活仿佛给赵留成开了一个大玩笑。
全家人住在村里的老宅院几十年，一直没有挪过窝，当年政府部门找到家里，凭一纸文件将全家户籍农转非；22年后，又是一纸文件，再将全家户籍变为非转农。
想着重新有了土地，也算是有了生活的根基，可没想到，这一次他又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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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并没有分给赵留成家土地。
彼时，因县城邻近开（封）许（昌）公路西侧，逐步被纳入了经济开发区，村里的土地价值随之飙升。政府开始逐户征用村里土地，并给予相应的出让金，开发商也会支付租用村民耕地的租金。但这些都是按照每家每户的人口，以及损失地亩数来分配的。
赵留成一家早已失去了耕地，自然得不到一分钱。
2016年，村里集体所有的荒地、沟渠，以及道路等征用土地，村里每人补贴980元，连近年来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的“黑人黑户”都有份，惟独他家没有。赵留成觉得此事不合常理，去找村干部：“俺在村里居住一直没挪过窝，户口早在9年前就转为农业了，为啥连超生的黑人黑户都不如？”
村干部对他说：“这事儿我们管不着，都是各组定的土政策。”
村民组长则说话更干脆：“不是俺不给你，这是群众的意见。只要你拿出来文件规定，就给你钱，让俺对群众有个交代。”
赵留成找乡政府反映情况，乡里说这是村民小组的土政策，需要协调解决。可协调来协调去，也没有下文。
赵留成去找当初给他家申报非农业户口的部门，工作人员将原始档案材料调出来，复印后交给他，并写出证明信，可村民组长仍然坚持不给赵留成家这笔钱。
赵留成写书面材料，按程序去信访局上访，结果信访案件被批转到乡政府处理，继而又压到村里。他就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又回到了原点。
“现官不如现管”，村民组长让赵留成出具政府部门拿文件给他看：“让县乡给组里一纸加盖公章的证明信，我好向村民交代。”而乡干部却坚持说：“政府只对行政村直属领导，不对村民小组出具任何证明。”
双方僵持不下，独腿的赵留成在县、乡、村里来回奔波。
“当年俺在农村生活得很平静，并无他求，是他们找到我家里要给我们转商品粮户口的，压根没想到会弄出这么多麻烦事情，这彻底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赵留成觉得这辈子亏欠妻子小叶，她跟着他吃苦受累，到头来还成了失地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