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人不生病，一切都好。一旦生病住院，感觉天都塌下来了。母亲晚年，过了86岁，生病住院的时间渐渐多了起来。
她一辈子好强，只要不是卧病在床，日程安排总是很有规律。她所在的老年书画社，每周有两次活动。其余日子，或在家绘画读书，或和几个还健在的老姐妹聚在一起搓几圈麻将。
母亲最欢喜的事情，是逢年过节，在外地的孙辈们回来看她。小时候，她一个个给他们发压岁钱；后来，孙辈们都工作了，她还发。直到她长孙，也就是我的儿子小俊，也给她发压岁钱时，母亲才说：“看来我是真的老了。”
承认自己老了的母亲，打破了几十年的惯例，从照顾子女到接受子女照顾。有次我给她洗澡，轻轻揉搓，母亲就很动情，说了很多感谢的话。我难受起来，安慰她说：“我们小的时候你不也这样做吗？”
最让母亲落不下的，是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退休金入不敷出。母亲的工资1954年定了之后，一直没有涨过，1979年退休时每月53.5元，就是当时本科毕业转正的工资。他们那代人一旦工资固定，就几乎不涨。不过物价也相对稳定便宜，大米8分9一斤，两块钱买22斤大米还要找补。我在学校食堂吃饭，每月伙食费只缴6元。再横向比较，当时工人的工资，普遍在30元左右，母亲属于有文凭的知识分子，50多元的工资，要算高收入了。
等到母亲退休，几十年下来，物价一路飙涨，现在吃一份快餐都要10元。母亲的退休金自然也在增长，到2013年，能领2400元。但实际消费能力，比起她领53元工资的年代，却是大大下降了。有句老话，人比人气死人。我和母亲都是教师，一样的文凭，一样的干了一辈子，母亲因为退休早，退休金比我整整少了2000元。
但母亲很满足，说她够用。不生病时当然够用，可只要生病住院，就有点抓狂了。每次住院，除去医保报销，自己一般都要承担一千多。前后两次植入起搏器，自费部分都是一万多。请个陪医护理，100元到120元一天，住院半月，母亲的退休金就基本没了。这让一辈子从不依赖于人的母亲，痛感捉襟见肘。我们几个子女都安慰她，叫她别想钱的事，差多少大家筹多少。母亲口头虽然无话，但心里始终沉甸甸的。
2
母亲88岁时，老同事们陆续打来电话，告诉她一个好消息：“老李，你知不知道啊，上面下了个文件，凡是1949年10月1日到1950年6月30日之间参加工作的，每年可以多报销3000元的医药费。”
这对于退休多年，年老体弱，靠微薄养老金过活的母亲，无疑是雪中送炭。于是母亲打起精神，拄着拐杖，到她领取退休金的乐山市市中区民政局咨询。
母亲解放前大学肄业，1949年12月参加工作，开始是教小学，1954年参加中学教师考试，调到乐山三中任语文教师，这一教就是一辈子。其间辗转于乐山三中、乐山四中、洙泗塘小学、五通桥中学、五通桥竹根中学，最后在竹根中学退休。
六十年代初还去四川师范大学函授，拿到了本科文凭；一辈子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困难年代中学停办，叫她去小学她就去小学；两年后中学差人，她又毅然撇下四个幼小的孩子，去了离家近五十里的五通桥中学。从六十年代中期到退休，一直奔波往返于乐山与五通之间。退休后，才终于回到乐山市城区居住。
为了领取工资方便，母亲选择了异地安置，在市中区民政局领工资。母亲1978年12月退休，和她一起参加工作的同事，在学校领工资的，工龄都算30年，民政局只给她算29年。这样一来，每次涨工资她总是少人家几十元，甚至更多。积少成多，到如今她每月已经少同事们几百元了。对此现状，母亲认了，谁叫自己图方便要转到民政局呢。
可是这次，母亲觉得这3000元的医疗补贴再不能放弃了，88岁高龄的她满身疾病，药费实在太高，她承受不起。
母亲从家里出发，挤公交车，拄着拐杖来到民政局大厅，咨询工作人员，答复是确实有新的补贴政策。
母亲问：“同我一样参加工作的老师都填表登记了，我怎么没得到通知呢？”
工作人员说：“这个不能凭口说，我们只认档案，你拿档案来。如果档案能证明你参加工作的时间符合规定，我们才能让你填表登记，给你落实补贴。”
母亲一听，头都大了。天啊，中国的百姓为党工作，命运由组织掌握，有谁看到过自己的档案？有谁知道自己的档案里装了些什么？又有谁知道自己的档案存放在何处？就连工作调动也是单位与单位调档，普通百姓能看到的，就是叫你填的表格，叫你签的字。至于那些表格，那些签名，最终装到了哪里，由谁掌控，谁知道呢！
但是为了那3000元的医贴，母亲决定，要去寻找自己的档案。
3
在家庭聚餐会上，母亲公布了她的决定，让所有子女大吃一惊。一个88岁的老人，年迈体衰，为了证明自己的工作时间，竟然被迫要徒步去寻找自己的档案，弄不好档案没寻着，人却倒在了路上。大家纷纷反对，但母亲就是固执己见。
我知道劝说无用，唯一的办法就是代替母亲奔走。两个弟弟还在上班，妹妹自己办了一所幼儿园，就我相对空闲。望着母亲期待而执拗的眼神，我义无反顾表态说，“档案我去找。”妹妹闻听，也放弃反对参加进来，说：“当初老妈退休，我顶的班，找档案我们一起去。”
七月盛夏，烈日炎炎，行走途中，满脸冒汗。连续几天，我们凭着对组织的认识，凭着一辈子的人生经验，奔波于乐山与五通桥之间，循着母亲工作过的轨迹，寻找母亲的档案。
母亲教书是把好手，学生都很喜欢她
母亲是大邑县鹤鸣乡人，家中世代务农，外公在附近的灌口场做点小生意贴补家用。按外公外婆的想法，穷人家的女儿，只要能读书认字就可以了。母亲却不满足，小学刚一毕业，她瞒着外公外婆，跟随镇上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坐黄包车到成都，考入了建国中学。建国中学是国民党24军军长刘文辉兴办的，在成都私立学校中很有名气。
建国中学是初高中合一的学校，学校很大，进入校门有一个大操场，是全校师生集会的地方。操场正中有一个大讲坛，背后竖立着旗杆，中央挂着孙中山总理的遗像和他的遗嘱。每周一的纪念周活动就在操场举行，全校师生集合在一起，升国旗，背诵总理遗嘱。母亲直到晚年，还能一字不落地完整背诵：“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母亲在建国中学读到高中毕业，此前家里频频来信催她回去订婚。母亲执意要报考大学，拒不回家。家里以断绝经费迫她就范，她便一边补习备考，一边在刘文辉女儿的公馆中做家庭教师，随后考入重庆西南学院。
1949年纸币贬值，家中无力供给她生活费用，只好辍学返回成都，继续去刘家做家庭教师。刘文辉的侄孙女刘世英和母亲是朋友，刘世英和我父亲又是同学，经她介绍，母亲与父亲得以相识相恋。
不久，父亲从光华大学毕业，祖母来信催他回乡。父亲是独子，早年丧父，家中全靠祖母一人支撑。母命难违，母亲只好暂时放弃学业，随同父亲回到彭山老家。父亲回乡后，谢绝了县政府的任职邀请，去了一所中心小学担任校长，母亲则在另一所中心小学担任校长。
1954年，形势发展需要大量师资，母亲参加中学教师资格考试，成绩优秀，调到乐山三中任语文教师。其后又因需要调乐山四中，再调洙泗塘小学。
我们首先来到乐山市市中区教育局查找。母亲进入乐山公立学校从事教育工作，最早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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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室管理员还算负责，替我们查阅了很长时间，最终答复：“没有查到。”
我们推测，教师属于干部，档案会不会在组织部也有一份。于是又坐车来到市中区组织部，跑了几处办公室，找到管理档案的科员，一问，答复仍然是“没有”。不过组织部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个方向，档案应该跟着人走。他说：“既然你们的母亲后来调到五通桥区任教，她的档案应该移交给了五通。”
我们冒着酷暑，又匆匆赶往四十多里外的五通。
母亲是“文革”前自愿申请去五通教书的。她们这辈人非常单纯，上面指向哪里她们就奔向哪里，从不讨价还价。1960年代困难时期，中学停办，叫她去小学任教，她二话不说就去了。两年后，形势好转，中学缺教师，她又自愿报名去五通桥中学任教。为这事，父亲曾表示反对，说一家六口，四个孩子，大的不过12岁，小的才4岁，你这一走，谁来照顾？母亲一辈子好强，不落人后，她这时已经拿到四川师范大学函授本科文凭，她觉得自己更适合初中教学，所以执意要去。父亲无法说服母亲，只好顺从她的意愿。
其实，父亲这辈子从来争不过母亲，每次发生矛盾，父亲性急，说话总是有点结巴，母亲就提醒他：“别急，把舌头捋直了说。”父亲愈发着急，满脸通红，说话更加结巴。久而久之，父亲知道犟不过母亲，索性避免争论，常说：“让你三尺又何妨。”
这段往事，今天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从此，母亲往返奔波于乐山五通之间，风里来雨里去，每星期乘车颠簸辗转直到退休，整整15年。现在，交通已经比过去方便很多，但我和妹妹前往五通，行走于这段路上，仍然要转三趟车，需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母亲的教书生涯，以这段时期最为艰辛。其间适逢“文革”，学校停办，先是遭学生批斗，后来发配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母亲生性刚烈，对不实之词总要据理力争，拒绝认错。有次批斗，部分学生指斥她是三青团骨干，是暗藏的坏人。母亲反驳说：“你错了，过去的学校，三青团不是随便能入的，必须品行优良成绩优秀的学生才可以加入。”这个细节，母亲晚年谈起，仍然理直气壮。几年后，学校恢复上课，母亲又才重返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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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到五通桥教育局，查找母亲的档案，当时抱了很大希望，终究还是没有找到。
又前往区组织部，希望从干部档案中查到蛛丝马迹，照样大失所望。
母亲最后是在五通桥竹根中学退休的，既然教育局和组织部都没有她的档案，那至少应该是在学校吧？我们找到学校，找到校长，找到教导处，找到档案室，人家一听说是三十多年前退休的老教师，无不茫然摇头，异口同声答复说：“领导都换了好几茬了，过去的档案早没有了，如何查找？”
询问中，许多年轻教师，甚至连新任的校长，根本就不知道，这所学校曾经还有过母亲这样的前辈。
我和妹妹也都是退休教师，面对这样的场景真是深感失落。这时过来一个老师，看模样已经快退休了，他告诉我们说：“我认识你们母亲，我大学毕业刚分来竹根中学时，和李老师一个办公室。她教书是把好手，认真负责，学生都很喜欢她。”他替我们分析说：“你母亲是从五通桥中学调过来的，会不会因为是区内调动，档案没有移送过来？”
我们一听觉得也有道理，抱定不放弃任何一个线索的想法，向这位老师谢过之后，急忙又去了五通桥中学。结果还是一样。
傍晚，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心中积郁久久不能平息。这样的结局，其实早该料到，但无论怎样还是心有不甘。母亲听我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已经完全不抱希望，反过来劝我们说：“算了，你们姐妹已经尽力了，别再问了，就全当没有医疗补贴这个规定好了。”母亲决定放弃，她不忍心看着自己60多岁的女儿，为寻找档案，在烈日下四处奔波。
我仍不死心，突然想到还有两个地方可以查找：市中区档案馆和乐山市档案馆。第二天，我和妹妹再次出动，先去的市中区档案馆，答复没有。这样的答复反复出现，让人都快麻木了。最后一路爬坡，来到老霄顶山脚的乐山市档案馆。值班的是一个年轻姑娘，听我们说明来意，见我们满脸是汗，答应替我们查找。
也许是我们姐妹的诚意感动了上苍，终于在乐山三中的档案里，查到一纸《1954年乐山三中教职工花名册》，上面有一行记录，包括母亲的姓名、性别、工资、调入时间，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教龄，赫然写着解放前一年，解放后四年半。
看到这行文字，我顿时热泪盈眶，内心溢满了难以言表的复杂情感。跑了这么多路，经历了这么多部门，终于找到了能够证明母亲参加工作时间的凭证。母亲为国家教书育人，工作了一辈子，在组织掌握的档案里，就只在这张半个多世纪前的教职工花名册上，留下了她的名字和几项说明，其他一切都已灰飞烟灭了无踪迹。如果没有这张表格，乐山市整个教育系统，就像从来没有过母亲这个人。人还活着，经历却从组织的档案中蒸发了。
我把三中教职工花名册的复印件递到母亲手里，她凝视着记录她工作经历的表格，翻来覆去的看，激动地说：“我终于可以证明自己参加工作的时间了。”眼圈都红了。这一夜，她彻夜未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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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妹妹拿着这张盖着市档案馆印章的表格来到民政局，从9点30分等到11点40分，好容易等来管事的某科长。他拿过复印的花名册，瞟了一眼，根本没仔细看，也不听我们说明情况，就断然否决说：“这个没用，我们要个人档案。”
压住心火问：“哪里去找个人档案？”
答曰：“我哪里知道！”
再问：“在你们这里领工资30年了，你们没有见过她的档案吗？你们凭什么发钱给她？”
科长火冒三丈：“我们从来没见过什么档案，就凭工资表发给她。不但她没有，所有在这里领钱的教师都没有！我这么年轻，怎么知道他们的档案？我的上一代再上一代领导都不知道！”
看着科长那还算年轻的脸，那一张一合的愤怒的嘴，我觉得很悲哀：这就是我们的公务员，吃着纳税人的饭，穿着纳税人的衣，坐着纳税人的车，住着纳税人的房，喝着纳税人的酒，用纳税人的钱养活妻儿老小，竟然对着等了他两个多小时的纳税人咆哮，叫她们去找出自己母亲的个人档案，来证明她参加工作的时间。
难道，这份《1954年的教职工花名册》，还不足以证明吗？
我们疑惑的是：我们一辈子没看到过自己的档案，面对着一点点微薄的福利，掌管我们命运的公务员，却要求我们拿出自己完整的档案。一个88岁的老人，一辈子生活在体制中，是完完全全的“单位人”，她应该自己去寻找自己的档案吗？面对人浮于事、彼此推诿的各级政府机关，她能到哪里去找自己的档案？
最终，母亲在90岁生日之后，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她无法按民政局官员的要求，找到自己的个人档案，也就无法享受每年3000元的医贴。
如今，母亲已经走了两年了。我知道，虽然她后来绝口不提这件事情，但内心深处，一定是带着永远的遗憾和伤害，离开了这个她努力工作了几十年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