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的母亲大病初愈，住进了县城的老年公寓，虽然生活能够自理，但大脑却时而清醒，时而混沌。每次我去老年公寓看望母亲，老人家就反复向我絮叨着一件事：在土匪家当童养媳。
此前几十年间，我却极少听母亲提起这段伤心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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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母亲出生在豫东平原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姥爷和姥姥养育了三男三女，母亲排行老三，生下来就几乎没过一天好日子。
母亲回忆说，1938年日本人来了，眼看就要过黄河南打到开封，蒋介石下令国军扒开了黄河花园口。一时间，黄河水顺流南下，老天爷又帮倒忙，连续下了几天倾盆大雨，田野里汪洋一片，我们一个县，就淹死了两万多人。
那年头，土匪蟊贼遍地，为了生存，打家劫舍，绑票勒索，闹得民不聊生。姥爷和姥姥为了活命，匆忙将我大姨嫁出去，接着把我当时11岁的母亲送进土匪窝当童养媳，他们带领三个舅舅和小姨闯关中，落脚在陕北黄土高原。
母亲摇头叹息，“在老一辈人的心里，只有儿子才能够为家庭延续香火，爹娘狠心撇下俺，临走就留下一条薄被，三九天冻得我浑身直发抖，扒拉一堆麦秸盖身上。”
母亲当童养媳的村子，正好是我曾祖母的娘家。那个名叫孟楼的偏远小村落，二十几户人家挤在一条黄土高岗上，没有被黄河水冲淹。全村清一色的孟姓，家谱记载都是孟子后裔，实际上却因匪名远扬被载入地方志。
曾祖母的娘家有5个莽壮侄儿，个个舞枪弄棒，号称孟家五虎。最初，我的大表爷带着弟兄几个白天种地，夜晚奔波几十里路程，专拣外乡的地主老财抢劫，从来不吃窝边草。
后来，大表爷兄弟几个成了气候，全村男丁都跟随他们掂枪为匪，连附近的杆子也投奔而来。大表爷自封“游击司令”，腰插双枪，身背大刀，带领众弟兄远征太康县老河口，打得日本人一个月过不了河。新四军豫皖苏军区28团团长亲自登门拜访，跟大表爷大碗喝酒，招抚他归顺共产党。只可惜，那天夜晚，团长在归途中遭国军截杀身亡，未能如愿。
母亲的男人是我大表爷的族侄，家中有二亩沙岗薄地，弟兄俩整天游手好闲。母亲进门没几天，婆婆因病去世，那个男人在赶集路上又被国军抓了壮丁，从此杳无音讯，家里只剩下大伯哥和母亲两人。
偏偏，家乡遭黄水冲淹过后，又赶上大旱和蝗灾，三伏天不下雨，庄稼叶子被蝗虫蚕食，饿殍遍野。
在母亲的记忆中，祸不单行，婆家大伯哥擦枪走火，子弹从前胸穿透后背，打烂了肺叶。因无钱医治，大伯哥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家庭重担全部压在母亲的肩头。
麦天里，十几岁的母亲独自下地收庄稼，割完麦子，雇佣大表爷家的太平车往家里搬运。交换条件是，整个麦天，母亲都要帮大表爷家义务干农活，单薄的身子骨硬撑着，身边孤零零，一个怜恤的亲人都没有。
冬去春来，大灾年苦熬到青黄不接的季节，母亲在家揭不开锅了，伤口化脓的大伯哥仍躺在床上半死不活。
那时候，我的老家地势低洼，房屋土地全部泡在了黄水里，爷爷奶奶带着单根独苗的父亲投奔到舅舅家避难。为了生存，奶奶每天推磨磨面，与村人合伙支起一口油锅，靠炸麻花糊口。
母亲就去找我爷爷求情，到麻花摊上赊账卖货，每天挎着竹篮早出晚归，一天下来，碰上生意好时，能赚三根麻花。母亲自个舍不得吃，将麻花拿回家 ，搁锅里配上野菜和树叶煮成稀汤，用勺子舀着一口一口地喂大伯哥。
就这样，母亲在灾荒年不但没饿死，还将大伯哥给救活了。
20多年后，大伯哥从新疆监狱里刑满释放出来，路过我家吃午饭，提起当年的旧事，千恩万谢，一个劲儿叙说母亲的好处。
2
大伯哥被人民政府判了刑。
新中国成立前夕，我的家乡一带属于游击区，新四军独立团越过新黄河，到水西开辟根据地。国民党正规军、地方游击队和土匪武装也经常驻扎在这里，就像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想在地方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
共产党武装了解到我母亲出身贫苦，想让她出头当妇救会主任，母亲身处土匪窝，整天提心吊胆在刀尖上过日子，就婉辞拒绝了。
村里跟母亲同病相怜的另一个女人，男人被抓壮丁的打死了，独立支撑着门户，天不怕地不怕，就应下了妇救会主任的差事，却招来一场杀身之祸。
母亲如今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心有余悸，老人家声音颤抖着说：“那是一个有月亮光的夜晚，俺看见孟家老四召集几个年轻人，提着手枪叫开那女人的家门，不由分说就掐住了脖子。冷不防被那女人反咬一口，咬住孟家老四的手指头，疼得他嗷嗷叫。恼怒的老四顺势把一支枪管捣进女人嘴里，活泼啦啦的女人瞬间就咽了气。”
那天晚上，母亲躲在墙豁处，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几个年轻人抬着那女人刚断气的热身子，一头纷乱的长发耷拉在地上，不声不响弄到东岗给埋了。
事隔不久，随着华东野战军攻克开封古城，豫东平原宣告解放，我的大表爷和四表爷被人民政府就地处决。大伯哥也因当土匪劣迹斑斑，被判处无期徒刑。
母亲终于结束了那段名存实亡的婚姻，经人撮合，与未婚的父亲组建起家庭，开始了新的生活。
“母亲过门就成了家庭的主心骨，精打细算过日子。”
母亲进入父亲家，依旧吃了不少苦。
我大爷膝下无子，跟我爷爷老弟兄俩守着我父亲一棵独苗，使得父亲自幼娇惯成性。身为农民，却一辈子不会扬场放磙、摇耧撒种。母亲过门就成了家庭的主心骨，精打细算过日子。
我出生在大跃进年代，呱呱坠地的头一天，就赶上村里吃大锅饭。母亲把我放在村办托儿所里，拖着虚弱的身子下地割麦子。
托儿所里，一个弓腰驼背的老太太，看护十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任其忍饥挨饿，甚至哭哑了嗓子，也顾不上管。母亲怕我饿死，央求队长开恩，把我带到田间地头，好半晌给我喂一次奶。
母亲最难忘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父亲应招到豫西矿山当工人。父亲前脚刚走，六月天，大奶奶就病逝了，当时不通电话，路途又远，联系不上父亲归乡奔丧。
按照豫东乡下的老规矩，家族里有男丁的，女人是不能为死去的长辈摔老盆送终的。无奈中，母亲披麻戴孝，一只手抱着大奶奶的灵牌，另一只手掂着老盆，替父亲尽人子之孝。
回忆当年的情景，母亲眼眶湿润，“送葬路上，俺哭着喊一声‘娘啊’，当街摔碎了老盆，那场面让围观的街坊邻居纷纷落泪。”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们家虽然不富裕，却在村里率先购买了缝纫机，盖起令人羡慕的青砖大瓦房，父亲也如愿以偿骑上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
母亲自学裁剪，不仅将我们6姊妹穿戴打扮得干干净净，还为村里几百口人裁剪做衣服，成为乡下远近闻名的裁缝。
若遇上村里突然死了人，来不及准备寿衣，母亲将缝纫机抬出来，从头到脚为死者做衣服，紧张忙活一天，把两条腿累肿了，却不收分文报酬。
3
上世纪70年代，随着我们6姊妹长大成人，三姐参加了工作，我也当兵在部队面临着提干，母亲觉得苦尽甘来。
可那笑声未尽，因我赴南疆参加战争生死未卜，母亲就又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
1979年2月，我随部队出征广西边境，身负重伤被抬下战场，转诊于野战医院急救室，切开气管靠呼吸机输氧维持生命。
那段时间，母亲天天听广播，神经是最敏感的。宣布撤军之后，村里跟我一块当兵的老乡都寄回了平安家信，我却杳无音信，母亲直觉出了问题，急忙让父亲卖掉家中仅有的一些红薯干，凑足路费搭火车往南寻找。
从豫东到广西，三千里路途，为了节省钱，父母饿了，舍不得吃火车上的盒饭，就啃几口随身携带的干馍。沿途不断有军列载着伤员往内地转运，母亲瞅着那些缺胳膊少腿的孩子，始终看不到我的身影，哭得两眼红肿。
在湖南衡阳车站，母亲因悲伤过度，又喝了厕所里的凉水，腹泻虚脱躺倒在站台上起不来。父亲担心母亲的身体，苦着脸说：“不行咱回去吧。”
母亲闻言急了，两眼流泪，“咱就这一个儿子，活要见人，死也要找着埋在哪儿。”
车站乘务员问明情况，让母亲服用了止泻药，还端来了热饭。母亲的精神头稍微好一点，便强撑着站起来，在父亲的搀扶下，继续向南边寻找。
一路上，父母见到穿军装的人就问，靠着挨个到野战医院打听消息，最终在南宁市303医院找到了奄奄一息的我。
那天上午，抢救室的门被人轻轻推开了，躺在病床上的我见父亲扶着母亲跨进门，一时惊得说不出话来。
母亲见我骨瘦如柴，俯身用粗糙的手抚摸一下我的额头，轻声抱怨说：“出恁大的事儿，光瞒都中啦？”
母子四目相视，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失声痛哭。母亲反倒安慰我说：“孩子，咱不哭，活着比啥都强。”
母亲的出现，让我孤寂的精神得到慰藉，以顽强的意志力分分秒秒与死神抗争，终于赢得了属于我生命的5%生存空间。
此后，我由广西转入豫北野战医院疗养，因全身瘫痪，医生诊断说，我要躺在床上一辈子了。
母亲不甘心，在乡下四处寻医问药，找到一个祖传老中医，让父亲把老中医请进医院为我诊治，每月坚持服用中药丸。
那中药丸40元钱一个疗程，能吃两个月。在我住院疗养的两年间，父亲按时从豫东到豫北医院给我送药，从没有间断过。而当时的40元钱，是一个农村家庭半年的生活开销了。
母亲卖掉家中饲养的猪和所有值钱的东西，连自己珍藏多年的3块银元也从箱底翻出来，卖了15元钱。最后实在弄不来钱，母亲舍下脸皮，四处求亲告友，借钱给我买药。我终于奇迹般地站了起来。
至今想来，假如当年我牺牲了，成为南疆烈士陵园的一方墓碑，哭倒在墓地的一定是我的爹娘。视儿如命的母亲，面对丧子之痛的打击，也很难活到如今的高寿。
尽管我的四肢重度残疾，但因我的存在，这个家才完整，父母就能看到生活的希望。
近几年，随着我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各自成家让我抱上孙子，高寿的母亲也熬到了太奶奶的尊位。
去年春节，我的小儿子开车将两位老人接到郑州过年，目睹一家人四世同堂，儿孙绕膝，颐养天年的母亲享受着弄孙之趣，心情释然开怀。
母亲怀抱着曾孙子乐呵呵地说：“咱家后继有人，俺还能再多活几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