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在我隘口村的亲人中，外公外婆与我关系最为密切。他们的生活几乎都还停留在传统方式阶段，社会激烈的转型也并未直接渗透进他们的日常。2007年1月，我外婆去世时，已经93岁高龄。我的舅舅辈，在90年代乡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的热潮中，因为年龄和家庭结构，都没有外出打工，但子女大多在这一阶段成人，他们通过子女，不可避免地和社会产生了关联：满舅是这一转型的直接受害者，儿子鲁智吸毒、买码、赌博，让满舅的人生也随着陷入泥坑；二舅是这一转型的受益者，在二舅的人生设想中，最美满的结局也无非是招一个可靠的上门女婿，名正言顺地依赖女儿，养老度日。二舅从来都没有想到，女儿鸿霞最终会在深圳这片热土中获得成功。舅舅这一辈的人群，恰恰是整个社会转型过程中，过渡性最为明显、感受最为深切的一群。一方面，他们见证了国家的多次嬗变，有着天然的历史感；另一方面，他们勾连了社会形态的更替，有着更为丰富、完整的经验。以我的二舅为例，他出生于1947年，经过了“四清”、“五风”、“大集体”、“文革”、“改革开放”等阶段，对土地有着深入骨髓的情感，但因为要帮独生女儿鸿霞照顾孩子，从2005年开始，他不得不离开土地，和舅妈一起来到深圳，一待就是十几年。二舅的深圳经历，让他的人生有了完整的城市生活经验。而二舅眼中的村庄变迁，不仅折射了他个人命运的流转，更凸显了他对隘口村命运的整体思考，以及在此基础上，体现出的是一个中国农民对农村命运的真切关注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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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家，我们叫二舅为“爹爹”，叫舅妈为“妈妈”。爹爹和妈妈，本是隘口村孩子对父母的称呼，因二舅和舅妈自1967年结婚后一直没有孩子，我们这些侄子、外甥便依据风俗，全部称呼他俩为“爹爹、妈妈”，几十年来，从未改口。
1976年，二舅生下女儿鸿霞，那时我已到外婆家居住，整个童年阶段，我和鸿霞一起长大，形同姐妹。
在传统的家庭结构中，总得有人负责调停家族内部事务、动员家庭成员共同面对家族困境。二舅的存在，便是如此。二舅为人耿直、脾气大，但对孩子极为和气，我童年与父辈相处的温馨记忆，几乎全部来自二舅。他带我们做游戏，拉成一圈，村里十几个孩子叽叽喳喳跟着他，带我们唱儿歌，“麻雀子灰里面滚一滚，哥哥怪我 买粉，买得粉不晓得发，哥哥怪我 买鸭，买得鸭不晓得箝，哥哥怪我 买盐，买得盐不晓得放，哥哥怪我 买酱……”
年关未到，二舅便早早得和外公准备年货，给孩子们做灯笼、买大炮，二舅甚至容忍我们给他化妆、扎小辫、画花脸、用胭脂花涂指甲。面对孩子们的恶作剧，他从来不会一本正经，也不会轻易动怒。
等到七岁半，其他表弟表妹都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因为太忙，顾不上我，二舅便主动将我送到学校，结束了我整天和外公放鸭子的童年时光，开始了蒙昧的读书生涯。到小学三年级，他开始教我写日记，这个习惯我一直坚持至今。
二舅待每个孩子都如此，但所有的孩子中，只有我最听他的调拨，他因此有一份特别的满足和成就感。整个高中阶段，除父母以外，二舅是唯一特意到学校去看我的亲人，到现在我还记得他当时给了我十块零花钱（1990年）。
现在看来，在养育孩子方面，二舅确实有很多来自生活中的智慧，他始终认为野性是孩子的天性，不野性的孩子，长大了蔫不拉几没有用；对于当下家长完全按照书本带孩子，整天神经兮兮、过于紧张的心态，他认为完全没必要。以家长极为担心的“小孩子吃零食”为例，他的解释是，小孩就像小鸡一样，东西吃得再多，也容易消化，适度满足小孩贪吃的天性，并不过分。
二舅一辈子秉承着勤俭持家、动脑经营的理念。“人要勤快，要动脑子，起家才快，我一年365天没有一天空，落雨天就待在家里做事。”他信奉最传统的价值观，有明确的道德底线，“害人的事我坚决不搞，别人害我也不怕。人做歹事天知道，迟早会遭报应。”
二舅热爱读书，尊重知识和技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七八十年代，他经常收听广播，喜欢鼓捣一些奇奇怪怪的技术。房前屋后，不是摆满了养殖的蘑菇和菌类，就是培育的飞蛾和蜜蜂。除此以外，二舅还一直坚持酿酒，从别处买来粮食，自己酿造白酒。冬天的凌晨，发酵谷物的香味，伴随轻柔缓和的搅拌声，多年来一直沉淀为我童年清晨最芳香的记忆。
对于1947年出生的二舅而言，将近七十年来，他从未离开过村庄到别的地方定居，也从来没有想到去镇上或者县城买房、和时下的潮流一样进城定居。在二舅身上，我从没有看到农民身份带来的宿命般的悲苦，也没有看到一丝底层农民的哀怨和自怜。他热爱自己出生的村庄，对土地有着亲人般的情感，一直到今天，他都坚持农村的日子比城市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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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隘口村的经济条件，相比周围的村庄和乡镇，要略好一些，但在过去的年代，二舅和他同龄人一样，也吃过很多苦。
在他看来，最艰难的日子，依然是1958年“大集体”时饥饿的记忆。二舅始终记得，11岁的他带着9岁的妹妹，整天到外面去挖黄花菜。外婆为了让黄花菜好吃一点，每次都竭尽全力挤掉苦水，但再巧的手，因为缺盐少油，做出来的粑粑依然难以下咽。二舅提起有一次，在工房推磨时，饿得实在受不了，偷吃了一个稻草粑粑，却被队上的“国癞子”狠狠地扇了一巴掌。
1967年，二舅和舅妈结婚，日子依旧艰难，外婆、外公给他们分了两间房，没有配套的茅坑，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二舅一直想多做一间房，以改善居住条件，但因为搞村庄化，没有多余的生产资料。好不容易准备了一点泥砖，却没有稻草；好不容易准备了一点稻草，却缺少木材；搭建房子的心愿始终没有实现。
尽管这样，二舅还是会见缝插针地想法子改善生活，不能明目张胆地干，就偷偷地干，集体时代分得的有限稻草，二舅会想办法增加其附加值，一到晚上，就躲在家里偷偷将稻草打成绳子，一个晚上可以打四根，然后悄悄卖给供销社。其他家境困难的农户，也会将稻草卖给二舅，二舅经过加工后，赚取其中的差价。
“不要小看打绳子的手艺，它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你大姐那时送到鲁家 ，一两岁的时候，总是坐在家门口等饼吃，她知道我每天卖掉绳子，就会从街上带饼回来。你妈妈嫁到三江后，做缝纫没有机子，也是我通过打绳子出本钱，偷偷给你妈妈买的缝纫机。如果不做一点副业，日子根本过不下去，现在看来，打绳子不但解决了我的问题，也解决了亲人的很多问题。”
对二舅、舅妈而言，最难接受的事情，则是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舅妈来自峒里的一户贫苦农家，为了挣更多的工分，做姑娘的时候，一直被当作重要的劳力使用。她小小的个子，竟可以挑一百多斤，一走就是十几里。“长大了就靠工分吃饭。十五六岁就要担担子，担一担谷子，要跑十几里。谷子太重，田坎上不去，人可以倒，但谷子不能撒，人倒了就爬起来，咬紧牙关担下去。那时，鞋子没有好鞋子，袜子没有好袜子。要外出，还需要借衣服。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谈念书，在娘家，必须做重功夫。”
舅妈的经历和我湖北的大姐差不多，都是因为家庭困难，到了婚嫁的年龄，依然只能待在娘家挣工分，以减轻经济压力。舅妈出生的地方在山边，阴冷、湿气重，做姑娘时经常下田，常常浸泡在冰冷的水田中，加上超负荷的重担，导致她的身体非常虚弱、以致婚后始终难以怀孕。这对喜爱孩子的二舅而言，是最大的折磨。
经过将近九年的调养，直到1976年，舅妈才生下唯一的女儿鸿霞。此后，多要几个孩子的愿望，就成为二舅、舅妈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我童年印象中，舅妈最投入的事情，就是敬神求子，以致总有算命的跑过来，预测舅妈哪年哪年会怀孕。舅妈欢欣鼓舞，为此付出了很多财物，多一个孩子的愿望，却始终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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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的讲，因为外公一直在生产队看鸭子，相比别人家中的日子还算好过。
当时的规矩是，鸭子生一斤蛋，可以获得一斤粮食的指标，外公为了获得更多的粮食指标，细心照顾鸭子，好的时候，一天可以收获两三斤鸭蛋，换取到同样数量的粮食，意味着一家人的生存，能够获得最低保障。
“大集体”解散后，外公还一直保留着放鸭子的习惯，我童年的日常游乐，很大一部分记忆，就来自跟着外公，去村里的池塘、沟渠放鸭子，拎着小小的食筒捡拾鸭蛋。
只可惜，在物质整体贫瘠的时代，就算尽力经营，因为子女太多，有限的收入，还是难以保证一家人衣食无忧。二舅结婚以后，曾经尝试改善家里的生活，但始终没有太大的空间，舅妈到今天还在唠叨，“文革”期间，因为偷偷在水塘里种了几颗高笋、就被告知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还被要求一定要种水秀花。
二舅的日子真正好起来，始于改革开放后政策的松动。他原本就是点子多的人，加上勤劳，极大地释放了他的能量。隘口村人多田地少，分田到户并没有给二舅带来实际的好处，几分田的谷物，仅仅只够一家三口的口粮。但对二舅而言，改革开放最大的实惠，是让他获得了光明正大做生意的机会。
1983年，当年长乐镇供销社一个叫罗胜的职工告诉二舅，“现在政策放开了，你只要办一个营业执照，就可以开店。”二舅找到税务所，卖掉一头猪做本钱，毫不犹豫开始了另一种人生，“办好税务手续后，我获知可以经营南杂百货，买了几个亮瓶，买了几个架子，开着手扶拖拉机，从街上进了一些货，生意就这样开始了。”
二舅将店子开在东边的一间房子里，取名“益群商店”，“益群”是二舅的名字，“益群商店”是隘口村改革开放后，第一家独立经营的个体户商店。
商店开起来后，在村里小孩眼中，就成了全世界上最神秘、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为了降低成本，二舅自己生产很多食品，他不喜欢批发部买来的红姜，嫌它色素太多、味道太甜，他知道隘口村人的口味，经常买生姜制作盐姜；他不喜欢批发部的果脯，嫌糖精太多，过于甜腻，村庄的李子刚刚挂果，他会上门说好，收购一些，制成咸李子；二舅的食品生产标准非常简单，他始终坚持卖给别人的零食，也能给自己的独生女儿吃，能给自己的侄子、外甥吃。
因为有商店做依托，二舅酿酒的手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一担谷赚一担谷”，酿酒的利润高，但付出的劳动多，确实让人非常劳累。除了酿酒，二舅同时还学了做酱油、果汁和汽水，相当于生产、销售一条龙。
在80年代初期，乡村商店丝毫没有沾染今天唯利是图的气息，更多时候，类似于村人的一个聚居之处，对很多村民而言，手头紧张时，因为是熟人，会直接到店子赊账。二舅白天干活，舅妈负责守店，但舅妈不识字，我念小学后，总是要趴在柜台上，替她分担记账的任务。
舅妈记忆力特别好，五桃买了两毛钱的酱油，三红买了一斤柿饼，贵癞子拿了一包烟，她从来不会记错。有一个仲爹，对孙女极其宠爱，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让孙女骑在脖子上，老远就开始喊门，“老益，老益，买东西”，好几年，每天的开张生意都被仲爹包揽。
现在想起来，二舅生产的食品，真是物美价廉，让人放心。二舅生产的理念就一句话，“做吃的，要凭良心，不能害细伢子，你们也要吃的。”他生产的酒，自己喝，兄弟也买，他生产的零食，是女儿霞姑娘的必备。
熟人社会的信任，让这一经营充满了温情，也极大改善了二舅的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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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舅并没有沉湎于做生意带来的利润，对于教育，他有着更为强烈的痴迷。
“我最后悔的事情，是没有吃苦坚持念书。我读到了初中，你外婆胃气疼，要我回来煎药，后来就没有去念书了。你大舅成绩好，念到了湘阴一中，但你外公怕他调到外面去，将他叫回来了。只有你满舅，真的不喜欢读书，不是读书的料，一年级上了几个，名字里面的那个‘东’字，钩子总是写反。”
二舅没有完成的心愿，化作了对所有孩子的期待，我们几个同龄表兄妹的启蒙教育，完全来自二舅的管教，对独生女鸿霞，他更是不计成本地投入。
80年代鸿霞还在念小学时，他就知道送她学唱歌、学跳舞，刚进初中，为了支持女儿学音乐，他去县城买了一台风琴，拖到镇上，为了省下四块钱的板车运费，他心一横、将琴扛了回来，以致汨罗教育局的人，到现在还在说，“长乐街一个农民，舍得花几百块钱买琴，却舍不得四块钱的运输费。”
上高中后，二舅又很有远见地让女儿学外语，每个周末带她去湖南师大补课，一个月的开销就要一千多元。这些投入相比当时的收入，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农民的支付能力。在整个农村都并不重视子女教育的整体氛围中，二舅的存在，确实是一个异类。
事实也证明，他的远见获得了超乎想象的回报。直到后来，我也才逐渐发现，一个家庭的长久兴旺，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条件的富足，良好的教育才具有更持续和长久的意义。尤其是在80年代往后的隘口村，很多一夜暴富的人瞬间丧失财富，将自己的人生弄得无从收场。
也许，在二舅的潜意识中，对教育的执着来自满舅的教训。
尽管亲人将满舅的败落，更多归结为运气不好，但二舅对此始终有自己的看法，“你满舅的失败，归根结底来自没有文化。”
满舅聪明，但因为没有读书，吃了很多暗亏。例如有一次，给浙江的厂子打电报，将“钱没收到”，写成“全猫收到”，以致厂长打电话来询问，告知从来没有寄过猫；搞丝绸厂，从长沙买丝来做，越做越亏，二舅给他算账，才发现他的支出部分，只包括了丝的成本，员工的工资、工厂的电费，都没有计算在内。
满舅的果决和眼光，曾让他在80年代初期的草莽时代，获得过短暂的辉煌，但没有文化的短板，终究让他在一次偶然的骗局中彻底败落，难以翻身。
二舅意识到这一点，竭尽全力帮助满舅教育孩子，儿子鲁智在满舅身边读到三年级，二舅发现他连“九诀表”才能背到2。为了不荒废他的学业，二舅强行将鲁智带在身边，每天晚上辅导他的学习。“我说一句，他就写一句，我不说，他就咬着铅笔。我只好规定他每天必须写日记，写得出要写，写不出就抄写别人的句子。”
2016年春节，鲁智为了表达自己改过自新的决心，将他南下的生活全部告诉我，同时给我看了他很多当时的书信。阅读鲁智的书信，我发现他很喜欢抒情，尤其喜欢抒发对亲人的抽象感情，哪怕在监狱的环境，一种小学作文的抒情笔调，总是流露笔端；他还喜欢景物描写，喜欢心理描写，这些专项训练过后的痕迹，想来都是二舅当年对他的用心。
二舅还责怪满舅太爱热闹，家里总是车水马龙，吃喝玩乐，通宵打牌，整天处于一种闹哄哄的状态，孩子根本就没有心思学习。他将鲁智带在身边，一直到他上初中。可惜鲁智生性顽劣，尽管坚持读完了初中，迫于家庭的压力还上过卫校，但终究还是走向了邪路。二舅对此也深深遗憾，“读书不是为了出人头地，而是为了明事理。有技术能力，可以发展生产。睁眼瞎，只能懵懂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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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舅的能力和影响力原本在二舅之上，但满舅运气不好、家道败落，更何况儿子不争气、吸毒坐牢，自己的生活都总是陷入焦头烂额，不要说去调解别人的矛盾，自家的很多麻烦，都还要依赖二舅出面化解。
鲁智吸毒坐牢，岳父岳母数次逼迫其离婚，最危急的一次，妻子已怀了第二个孩子，女方家庭却坚持离婚、一定要将孩子打掉，但鲁智妻子舍不得孩子，内心并不愿意听从父母的建议。
面对僵持不下的局面，二舅心疼腹中已成人的侄孙，只好许诺说，等到孩子生下来，如果鲁智不改邪归正，全家人都支持他们离婚，并把孩子送给深圳的鸿霞表妹抚养，这才勉强说服了两位内心矛盾的老人，挽救了一个家庭。
2011年，面对鲁智无法摆脱的毒瘾，二舅和满舅痛下决心，主动报案，将他送去戒毒所，出来后，又通过女儿鸿霞的关系，将鲁智夫妇带去深圳上班。
很难想象，鲁智面临的数次婚姻危机，若不是二舅在其中的付出、周旋，一个家庭得以持续，腹中的孩子得以生存，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鲁智最后因为亲情的召唤，痛下决心，改掉恶习，回归家庭，这其中，如果没有二舅持续的付出、爱心，也更是不可能的。对任何一个农村的大家庭来说，当他们面临种种困境时，若缺少家庭成员的担当和付出、妥协和让步、调解和劝说，很多矛盾就会累积和爆发，使本来脆弱的家庭不堪一击。
1984年，邓小平为蛇口的明华轮题写了“海上世界”四个字。
二舅的担当，同样体现在村里一些公共事务上。
多年来，他一直担任村里的农技员，我童年印象中，二舅总是摆弄很多昆虫，尝试一些奇奇怪怪的捉虫方法，折腾一些专业含量极高的制种技术；同时他热爱读科普读物，关心袁隆平的研究成果。分田到户后，他曾参与组建、管理村里的教育基金会，这些工作不仅琐碎，也没有任何报酬。
1998年，村里的贫困户水球遇到了麻烦。他原本家境就不好，堂客（妻子）死了，崽疯了，属于村里的困难户，加上那年大风，房子也被吹倒了，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二舅原本计划自己建房子，但目睹了水球的情况，最后决定带领村人，筹钱筹人，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先帮水球建起房子。
后来我也发现，在隘口村，像舅舅这种热心的人还是不少，近几年来，村里为了抵御不好的风气对年轻人的侵蚀，提倡组建腰鼓队，玩龙、玩狮子、跳广场舞、很多村民一呼百应，“该出钱出钱，该出力出力，该和别人说好话，就和别人说好话。隘口村是大家的隘口村，家家户户都有细伢子，风气好了，大人就可以少操一点心。”
令二舅欣慰的是，自2011年村里文化活动增多后，社会风气确实好转了很多，吸毒的少了，打牌的也少了；跳舞的多了，散步的也多了，村民有一种被重新组织起来的归宿感，古老的村庄，开始逐渐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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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舅晚年随女儿居住深圳多年，目睹女儿从一个乡村中学教师，跟随女婿到深圳立足，获得快速发展，更引发了他对时代的认同和感激。
女儿经济的优渥，让他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没有生下儿子的遗憾也早已被现实冲淡。
2016年4月，我去深圳探望两位老人，二舅兴致勃勃带我去看蛇口的招商大厦，告诉我整个中国改革开放、招商引资的步伐，就是从此开始。在翠绿的南方街道，这栋已不光鲜、也不高大的建筑，显得落寞而渺小，但在二舅的眼中，却被赋予了神圣的光环。
不得不承认，在时代的大潮中，这栋建筑和二舅的命运，确实产生了实际的关联――这是一个农民终究和时代产生了真实的交集。鸿霞表妹2004年定居深圳，抛弃单位，摆脱体制，依赖舅舅极富远见的教育投资和蛇口的开放条件，开始与外商做各类生意，最后和朋友合伙，开办电子厂，终究在深圳站稳了脚跟。
深圳房价的飙涨，让表妹的身价，早已超过所有家族成员的总和，以上种种奇迹般的变化，让二舅对深圳有了强烈认同。
我当然无法强求二舅知道更多的事情，无法告知二舅，在中国，并非所有的城市都如深圳一样，但我同样无法否认，二舅基于个体经验，对时代判断的客观性。他的看法，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时代转型过程中，部分受益农民的声音。
而更令我惊讶的是，尽管二舅对现状极为满意，但他却没有沉浸在女儿营构的温馨、安逸之中。
多年来，他之所以一直坚持留在深圳，也是因为女儿、女婿的工作实在太忙，他和舅妈，不得不帮助独生女儿照顾孩子。孙子马上初中毕业，舅舅也临近七十，归家养老的迫切日甚一日。他内心真正念叨牵挂的，依然是隘口村的老宅和鲁家 那一帮亲人，对于村子近十年来遭受的外来冲击的巨大变化，他始终无法释怀。
面对隘口村败坏的风气，尤其是鲁智走过的弯路，令二舅常常心有余悸。尤其是村子里疯狂的“买码”，作为村庄的见证人，他目睹了这一怪胎侵入原本安宁土地的全过程，“最开始就是从靠近107国道的大荆、三江开始的。1998年，鲁家 就有人‘买码’，但没有形成规模，2001到2002年，‘买码’的人多了起来，2003年是疯狂发展期，霞姑娘就是这个时候栽进去的。到了2006年，是‘买码’失控期，所有人像疯子一样，看的是码，讲的是码，大人、小孩都‘买码’。‘买码’不知道害了很多人，买飞单、吃单让很多亲人撕破脸，还有好几个因为‘买码’想不通寻短路的”。
如果说“买码”直接从经济层面影响了村庄的后续发展，通过资金的外流抽空了隘口村的经济基础，那么，“吸毒”则不但从经济层面，更从精神和文化层面，给村庄带来了巨大的浩劫，这一毒瘤给村人带来的心灵灾难，根本无法从金钱层面计算。
直到今天，二舅依然感叹吸毒让鲁智走了很多弯路，“鲁智要是不吸毒，还是一个好伢子。他原本重情重义，又勤快，但自吸毒后，就彻底变了一个人，尤其是你满舅，不知道暗中吃了多少亏。吸毒真是害死人，鲁家 吸毒，三队死了两个，西山湾死了一个，六驼子家的孙子，在广州吸毒后被车撞死了。广州塘厦就是个吸毒点，鲁家 吸毒的伢子，都是从那儿学坏的，鲁智也是从那儿学坏的。”
至于赌博，则更是司空见惯了。近年来，赌博已主宰了隘口村的日常生活，甚至成为人际交往中最常见的方式，种种现象，都让二舅操心不已。尽管近两年情况发生了些许变化，尤其是新农村建设推行后，跳舞和打篮球已成为村人喜欢的娱乐方式。但二舅对鲁家 人天生的性格有更多警惕，“胆子太大，骑无疆马”，他担心在没有制度保障的情况下，这些组织会一阵风式地烟消云散，担心“买码”、吸毒、赌博等恶习，一旦风吹草动，又会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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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耕作方式的迅速改变也令二舅惊讶不已。仅仅十几年工夫，祖祖辈辈留下来的传统耕作方式就已被彻底抛弃，以往对土地的精耕细作再也难觅踪影。
一年两季变成了一季，插秧变成了抛秧，施肥再也不用家肥，以往的粪便是宝贝，现在却被视为农村巨大的污染源，除草也不用人工的方式，全部依赖除草剂，驱虫更严重，全部依赖效果明显的农药。更让二舅担心和迷惑不解的，是农村一直保留下来的各类农作物的种子，现在竟然面临绝迹的危险。“现在的田都不用家粪，化肥的使用太过分，土地已经弄得越来越贫瘠。最麻烦的是，现在的黄瓜、辣椒，栽了一年，第二年就不结种。我们以前都是自己留种，种了黄瓜，留一条大黄瓜，第二年就足够接着种；种了丝瓜，留一条大丝瓜，第二年丝瓜的种子就不用愁。今年留，明年种，世代如此，种子得以延续。但现在，那些土黄瓜、土丝瓜、土豆角、土茄子、土辣椒，都已经绝迹了。菜的味道，怎么样都比不上以前的味道。无论什么种子都要去公司买，以后万一没有种子了，该怎么办？”
当我告诉他，现在大部分种子，都被外国公司垄断，二舅更是忧心忡忡，“这可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二舅的凝重，令我惊讶。
尽管二舅不止一次地明确表达，改革开放确实给农民带来了看得见的好处，他对此心怀感激，但谈起村庄未来的命运，我发现他提供的方案，则是转头回到了集体时代。
二舅始终认为，村庄的良性发展，因寄希望于遇到好的领导人，寄希望于能够站在农民立场，为大众谋福利的干部和党员。
直到今天，他对80年代初期隘口村集体经济发展所呈现出的良好势头，依旧念念不忘，“我们村，原本有可能建设成为湖南的华西村。当年隘口村出了一个好书记周树堂，带领村民第一个架电，第一个搞加工厂，给村里赚了很多钱，但后来对手污蔑他，将他击垮了，发展很好的加工厂也垮掉了。加工厂一垮，就没有财政收入；没有财政收入，就逼上缴、搬谷子、牵猪，上缴搞完了，领导就不找村里人了，也不管农民。后来的领导班子，竟然发展到分国家拨款五保户的钱、截留退耕还林的款项，更不要说水利款、直补金，甚至教师的工资都发不出。对此，村民无权过问，都是一笔糊涂账。实际上，新的干群关系，肥的是几个领导、受伤害的是几个农民，领导和村民之间的关系就这样一步步恶化了。”
事实上，整个长乐的集体经济，在80年代初期，确实处于全国的领先水平，尤其是保安设备的制造，全国的龙头企业都在这里，隘口村在当时的境况下，更是始终独占鳌头，“村民都富了，大家日子肯定更好过，但现在主要是干部不好，没有人愿意真正发展，只想自己捞一点就算了”，二舅再次强调。
在他心中，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显然比个别人过上好日子，更让人向往。他对时代的感激如此真实，他对未来的困惑也如此诚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