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图书馆研究员韩华讲述其翻译《孔门理财学》时的所思所悟，听后让人如沐春风。韩华介绍此书时说，作者陈焕章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强调了素来被忽略的孔子学说中“理财”的内容，提出了“孔门理财学”的重要意义，其思想对理解儒学的现代转型不无裨益。
孔门“理财”内涵丰富1911年，清末进士陈焕章用近代西方经济学原理，对儒学进行了诠释，以英文完成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在韩华看来，孔门也有“理财”思想。陈焕章笔下的“理财”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不仅包括财政，还包括社会生产，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Economy)意思颇为相近。在书中，陈焕章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延续发展，是通过生产实践，不断创造出人们需要的物质财富。因为对物质财富的不断追求与创造，才有了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韩华指出，论文中的精辟论述得益于陈焕章本人的受学经历。可以说，陈焕章算得上是历史上罕有的新旧学问、中外知识相对均衡并集于一身的知识分子。
陈焕章，生于1880年。自8岁始“谒圣”，拜祭孔子，13岁时入康有为的“万木草堂”，与梁启超同学。陈焕章曾任澳门《知新报》主笔，撰文倡明孔学，支持变法维新，并在广州时敏学堂任教并任学堂监督。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陈焕章中举人，翌年联捷进士，朝考点内阁中书入进士馆。1905年，他奉派为留美学员，专修两年英语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911年获博士学位。
百年时光，白驹过隙。今天看来，韩华的翻译与陈焕章的原著，在今与古、新与旧之间互动，相得益彰。
2006年，韩华博士后出站后，来到国家图书馆外文采编部从事海外中国学的典籍补藏工作。国家图书馆藏有丰富的海外中国学文献，要对这样一座宝库进行整理，需要深厚的学术底力与严谨的学术精神。“我对国家图书馆的工作心怀敬畏。陈焕章对我影响至深，我努力像他一样，萃取孔门的独特矿石以奉献人类文明。我现在对文献进行的整理和翻译，会给后来人养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韩华说道。
儒学标定中国经济思想轨迹
一百多年前，陈焕章一方面从中国传统的古圣先贤经典中找寻材料依据，运用孔子学说的“微言大义”解决现实矛盾，让传统儒学与现实发生联系，且为现实服务；另一方面，又用西学解释儒学，融合中西，让儒学与西学接轨，赋予儒学新的内容，使之更能服务于现实社会的需要。在强调孔子并非不言利的同时，陈焕章还提出了“以义理财”的观点。对于这点，韩华认为，这须从儒家思想体系中去寻找答案。儒家学说中素有“义利之辨”，并视之为道德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的含义应该表述为:义是事之“宜”，即“应该”，是绝对的命令。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为做而做，这些事在道德上是对的。如果做这些事是出于非道德的考虑，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这种行为也不是义的行为。
在陈焕章看来，义与利是相对的，食禄者必须具有“内圣”之功夫，即具有道德修养的真君子。君子言利必须以义作为准绳、以道德相约束。“以义理财”的观点与孔子“在位者不言私利”的思想相一致，只有在位者是有高度道德修养的君子，具有“内圣”功夫，才能言公利、不言私利；才会不病民，才能有利于国计民生，达到“外王”的目的。除了义和利的纷争，陈焕章还援引古例，论证在位者“节用”是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的一环。他明确指出“古代国家财政……节用为第一义”，以中国历史观之，汉文帝、隋文帝等贤明君主，“其始皆非遇优美之时局，然其所成之效果，不独国富，而且民足，赋予民者虽少，而用于公者甚多。其所以能至此之故，固节用而已，盖俭于自奉者也。”
陈焕章在书中强调食禄为官者节用，有针砭时弊之效。晚清国家财政困难，甲午战后更是举借外债以维持财政，但统治者奢侈浮华之陋习并未稍改，在这种情况下，强调“节用”就相当有必要。在完成《孔门理财学》一书后，陈焕章回到祖国，在实践上亦身体力行。他通过创办孔教会、孔教大学、孔教学院等各种方式来推行孔教思想，力图立孔教为国教。但受制于各方面因素，他的愿望最终以失败告终。
陈焕章对孔教的把握可谓精深。长期担任晚清宫廷史官的恽毓鼎，在《澄斋日记》中记述；“昨晤汤纪五(汤化龙，与陈焕章同科的进士)，盛推高要陈焕章新旧学之精深。今日检陈著《孔教论》观之，极言孔子当为中国大宗教家。持论甚辨，阐明孔学，亦能自畅其说。”
陈焕章在《孔门理财学》自序中曾感叹:“孔教的文献可喻之为蕴藏着丰富矿藏的巍峨高山，而我就是一名采矿者，萃取独特的矿石，并以之贡献给世界生产。正如采矿者自身不能创造矿石，而通过采矿者对矿石的勘探、挖掘与精炼劳动之后，使矿石有用而供人类利用一般，我在努力增添人类知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叶坦教授指出，《孔门理财学》诠释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中国经济思想发展轨迹，同时也标定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百年始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