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在12月21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第九十期 “经济每月谈”上表示，开征房地产税是很关键的事，估计2017年很难开征，但是要想一下怎么开征的问题。
周天勇表示，从房地产来看，最大的事就是土地和房屋制度改革。第一，在国有和集体土地所有制不变的大前提下，土地财产使用权一定要确权，不管宅地、林地、耕地、城市的房屋，财产使用权一定是个人的，一定是自然人或者法人的。第二，要废除“土地年期制”。现在20年、50年、70年应当废除。第三，废除建设用地必须征用集体土地。第四，废除行政寡头垄断卖地。现在招牌挂一定要废除，像股票交易、期货交易一样挂牌交易，然后政府监管，供需撮合。
“逐步收缩土地出让金，以房地产税来替换。但是开征房地产税是很关键的事，我估计2017年开征不了，但是要想一下怎么开征。”周天勇说。
在周天勇看来，开征房地产税之前，首先要对土地的价格进行分类，一类是市场价，一类是按五年六年国际上家庭不破产的房价收入比确定的价格。现在我们的市价里包含很多泡沫，对泡沫征税是不合理的。其次对住房的功能要区分，是居住消费性住宅还是投资性住宅，应当分开来征税。对居住消费性的住宅，应当按照五年或者六年能买一套房子的价格征税。对投资品的房子可以按照市价征税，但是不宜累进。
以下为文字实录：
王春正:
尊敬的各位嘉宾、媒体的朋友，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第90期经济每月谈。我是国际交流中心的咨询专家，由我来主持今天的会议。前不久召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在会议上总结了2016年的经济工作，部署了2017年的经济发展和改革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作了非常重要的讲话。为了学习和深刻领会中央的精神，本次经济每月谈的题目考虑到当前经济生活中确实存在的问题，就是实体经济发展困难，资金存在着“脱实向虚”的问题。今天请几位专家，是这方面的顶级专家，就如何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脱实向虚”问题，以这个为题来进行讨论。四位专家分别是：刘克崮同志，他是中国普惠金融储金会筹备小组的组长。第二位是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行长李若谷同志；第三位是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教授；第四位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张永军研究员。他们在金融和经济领域中都是造诣非常深的，今天先请四位专家进行演讲，然后再提问题。首先请若谷同志先讲，他是原来进出口进口的董事长，也是行长，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若谷同志从事金融工作时间比较长，有着深厚的理论功底，对金融实践活动了解也是比较深的。下面请李若谷同志演讲。
李若谷:
关于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现象看了很长时间，深入研究也不敢说，但有一些想法。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货币供应量增长是比较快的，连续百分之十二、十三的增长速度，流动性是不成问题的，但我们看到资金是短缺的，我们看到的现象是资金短缺，资金紧张，这是一个现象。
第二个现象，金融资产增长很快，实体经济增长比较慢。投资效率大幅度下降，去年50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也就形成了4万多亿的GDP，用不变价格计算，大概80年代时1.3元人民币的固定资产投入可以产生1块钱的GDP，现在大概是13块钱，10倍。劳动生产率也在下降，投资的效率也在下降，所以实体经济回报率非常有限，也在下降。
第三个现象，资金在金融体系里空转。当然最后可能也走到实体经济，但实体经济的成本上升，经过信托以后，从银行出来到了信托和其他金融机构，再到实体经济，实际上使实体经济成本上升。再就是资金流向了房地产等资产部门，这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
现在看到好像所有的企业都在做金融，大家都认为金融是赚钱的。我认识的一些实业家也都涉足银行、保险，还有很多大型的企业，他的营利不是原来的主业，而是房地产。这些现象都是比较明显的，“脱实向虚”，大家不愿意到实体经济，主要是因为实体经济收益下降，比以前有大幅的下降。
劳动力成本上升，所以企业纷纷向国外走，美国的综合投资成本至少比我们低1/3左右，所以企业就到海外去投资，反过来对人民币的汇率形成压力，因为外资往外走，拿人民币买美元，美元往上走，人民币就往下走，这些现象就都出来了。 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脱实向虚”的表现，主要是实体经济不行，而且实体经济不是今天才不行的，已经有了一段时间。如果经济政策是正确的，结果应该是相对比较好的，我以前讲过这样的观点，让消费推动经济增长，但是因为工资水平没有那么高，因此消费不起来，人均收入的水平比较低，但怎么才能把消费推动起来，得收入上去才行，收入要上去需要实体经济比较好，这样收入才能上去。金融是个虚拟经济，金融是没有办法让整体收入上升的，像股票市场都是“零和游戏”，输钱的人是把钱输给赢钱的人了，是零和的，不是正和的操作。如果坚持这些东西，实体经济就要受到一些影响。
我下面讲讲怎么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很多政策不是没有，其实以前也都提过，就是实体经济，特别是搞创新和高端制造业的，这些要减税，企业的税负是比较重的，各种税费加起来是比较重的。所以，要大幅降低搞实体经济，特别是高端制造业，鼓励的行业要降税。因为有降税财政收入就会下降，有的地方恐怕要加税，想抑制的部门，比如金融业的平均回报率要比实体经济高很多，是不是金融的资本利得、房地产应该考虑加税，这边减了，那边加一点就可以平衡一些。企业的负担比较重，现在去杠杆，企业就要注资，国有企业的注资要成为一种常态化的东西，他总在发展，如果不给注资就靠借贷发展，这样杠杆率就会高，所以注资是个问题，要不断给它注资，减税也和注资有关系，降税以后，企业收入多了以后就可以注入资本金。鼓励的行业还可以搞贴息，政府贴息、银行贷款贴息，这都是解决“脱实向虚”问题的办法。
现在经济已经比较市场化了，但是金融却相对集中，因此两个是不匹配的，怎么让金融更加市场化，这样才能对经济的发展支持比较有利，特别是小微金融机构。现在每年批三家五家、十家八家，这个速度是不行的，对经济的支持，速度是有问题的，因此要想办法把大银行拆大变小，得有这种考虑。小微企业是就业的“主力军”，又拿不到资金，他怎么发展？小微企业的特点是大银行没有办法替他服务的，100万、200万、500万的借贷需求和一个20亿、30亿的贷款需求比，整个程序、人力、成本、功夫都一样，因此他不会为小微企业服务，再怎么设立小微服务中心，最后是不起作用的。我到底下去了解情况，小微企业照样拿不到钱，统计数据是不反映实际情况的。金融体制要变化，同时金融的监管也要跟着变化。
投资的审批制度，尽管现在发改委做了很多改变，有的下放了，有的网上审批，这都是进步，都是一种改善，但最主要的是，应该规定一定规模以下的投资不要再审批了，有点替人家担忧，特别是民营企业，他是自己的钱去投资，你还替他担忧，要审、要批，一般的民营企业自己会想，该不该投，投什么东西，自己会比较小心，我觉得没有必要让国家有关部门审批这些东西，审批权我觉得应该大幅度下降，原来三千万就得批，现在提高到一个亿，我觉得不行，要大幅度提高审批的上限，多少亿以上才批，要不然不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改革措施，如何能够使得实体经济获得好处。
另外，要创新金融工具。现在我们风险投资方面比较弱，现在很多创新的产品、技术，刚开始营利是不确定的，因此银行就不可能给他贷款，特别是一些轻资产的东西，银行比较难，就得靠风险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的规模有限，要足够大，才能对企业的发展、实体经济的发展比较有效。实际上大中型企业应该尽快自动化、机器人化，减少劳动力的使用，统计局公布我们是美国的7.4%，这么低的劳动生产率怎么和美国和其他国家竞争？是不行的。劳动生产率为什么比较低，是在经济中机器的使用、自动化方面比人家差很多，平均100块钱，中国只有20多块钱是投资机器的，国外一般都60―70元，我们的劳动生产率低，要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得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大中型企业不用这些人了，小微企业得发展起来，供应链要发展起来，小微企业要发展起来，就得有相应的支持小微企业的金融机构，没有这个就没有办法支撑实体经济的发展，所以金融体制的改革也是一个关键。
若谷同志讲的“脱实向虚”的变化和产生的原因，以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脱实向虚”的问题，发表了很好的看法。一会儿若谷同志要提前走，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先提出来。
记者提问:
您如何看现在的制造业回流问题，特朗普之后表示要进行大规模税改计划，您怎么看？中国企业在税的方面压力比较大，您觉得接下来中国的制造业会不会受到美国制造业更多的挑战？谢谢。
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中国的制造业了，美国有一个制造业回流统计的机构，从中国回流美国的制造业是全球最多。现在纺织业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机械化之后，大幅减了人力，所以也回流美国了。美国南卡州是纺织业比较集中的地方，厂房都废弃了，现在很多厂房让中国的纺织企业又用起来了，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已经对中国的制造业产生了影响。如果特朗普上台以后继续减税的话，继续采取对企业发展或者对制造业发展有利的政策的话，可能会进一步吸引中国企业回流到美国去，这是很有可能的。也要注意特朗普的政策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说要减税，另一方面又说增加很多支出，对企业的补贴、军事军费增加。钱哪儿来？税收减少了，那边要增加，怎么弄？所以是有矛盾的，他的政策未必都能够兑现。但是我觉得中国特别应该注意对企业的减负，因为不去减少实体经济的负担，就真的没有办法发展了，特别是对高新技术企业和高端制造业，我们的高端制造业是非常弱的，比如数控机床，我们是第一大出口国，但是数控那部分的核心是进口的，这些不解决，中国的制造业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记者提问:
我想请教李行长，您刚才讲了减税的问题，现在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也是一个共同战略，反映出成本的差别越来越小，综合成本的上升，我们和美国的成本也差不了太多。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税收是高的，在世界上相比我们的税负都是高的，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减下去。这一轮有没有比较硬的措施能够把这个问题落实，让企业在这一轮竞争中，尤其是在新产业革命竞争有新的竞争优势？
减税喊了很多年，但实际效果不是很明显。我到底下去了解五险一金减负，最近出了两个政策，合并以后可能会减。我到企业了解，五险一金不仅没减，还有的上升了。作为我们这些人，只能不断呼吁对企业减税的事要重视起来，但国家确实有困难，刚性支出特别多，如果税收收不上来就要多发债，因为有很多刚性的支出，光农业补贴一年就1万多亿，十几万亿的财政收入，现在是15万亿，1/10要拿来补贴农业。刚性支出也很厉害，但是我们的体制里面的漏洞、浪费也很多，这是一个共生的现象。怎么减企业的税，必须中央下决心这个事才能办得成，我们只能不断呼吁，而且现实也会使中央下决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次特别强调解决“脱实向虚”的问题，所以中央是会下决心的，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就是减少企业的税负，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否则经济真会遇到难题。
感谢李若谷同志的精彩发言。下面请刘克崮同志发言，长期在经济管理部门，也在金融管理部门工作，也是一位知名的学者，善于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度研究问题，发表了不少独到的见解。下面请刘克崮同志发言。
刘克崮:
大家下午好，国经中心举办这次每月谈，题目定在中国经济“脱实向虚”问题的解决上，我觉得这个题目选得挺好。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了四件事，2017年比较突出的，第一，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第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三，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第四，推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今天的主题落在振兴实体经济，同时引出“脱实向虚”，“虚”主体应该指的是金融，实际上实体经济和金融的关系，在现实中这四个问题都在里面，产能过剩有很多都是金融参与的，农村很多老问题解决不了，基层金融服务比较差，越穷越弱的越差，几乎没有，常年解决不了，这是金融的老问题，也是对虚实的判断问题。我们感觉中国的实体经济的越来越虚，开始明显的体胖、力虚，给人这种感觉，态势不太好，很多精英，有眼光的开始往外走了，当然因素比较复杂。关于房地产，金融是推动的第一主力，这四件事都与今天这个主题相关。
因为题目比较新，我询问最近官方对这方面的措词有什么正式的文件，说好像还没有什么级别比较高的正式文件出来，我感觉这就对了，一个方针、一个口号的提出一定要慎重，提出来以后就是清清楚楚的，我今天着重说一下对这个题目的理解，内涵、外延，我们应该怎么认识，词义、概念、用意、现象，要联系实际，要接地气，不能无的放矢，现实中是什么，就是现实中的现象，然后是现实这么发展，有什么危害，现实产生这么多问题，这么大危害，原因是什么，横向看，看看自己的过去，看看国际，我们比照一下，不要关着门说我最漂亮，没有比较怎么说自己漂亮？要放眼世界，看看人家怎么走的，人家现在怎么样，最后我们才有分析，究竟问题重不重，危害重不重，原因清楚不清楚，趋势清楚不清楚，最后，国际国内的经验教训是什么，然后落在我们怎么办，方向怎么办，原则怎么办，框架性的东西怎么办，具体的任务，最后是具体措施，我用一点时间，比较简短的说一下思路，框架性的，一个分析问题的框架，分析问题的路子，能够找到一些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比较清楚了才能提出。
我是中国普惠金融促进会筹备小组组长，没有在民政部登记，但是一行三会，民政部、国务院的实质性审批都结束了，等待新的社团管理组织条例出台，就这个名我就有不同意见，因为中央用了普惠金融，其实我认为这个词有误会，这个词翻译者说源于2005年联合国世界小额信贷年，最早是2003年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出去的，英文的意思是包括、包容、包含，有恩惠之意吗？没有。反义词是排斥，你的金融排斥很多人，排斥小的、微的、弱的、贫的、残疾的，金融排斥人家，人家也有权利，我们就是包容金融、不排斥的金融，这就是联合国文件的原意，我们把它翻过来，经过程序最后上了中央文件，十分隆重的改成了普惠，“普”字和包容有关系，不排斥人家，都进来，普遍、普及、广覆盖。惠，翻中国的字典，惠字不管是大字典、中字典、小字典，第一写恩惠，给人以好处，所以我们大量的普惠金融在给人以好处，不要也给，穷就给，结果人家原来没有债，给了他反而负上债了。养了几个羊之后，之后卖不出去，你养我养，几个村、几个县同时养，养完了之后，羊不值钱了，然后就卖不动，亏了。你不帮他还挺好的，你帮他反而负债了。然后是全贴息，风险四级兜底，担保公司兜，兜不住，县政府兜，县政府兜不住，市政府兜，市政府兜不住，省财政兜，四极全兜了，银行干吗？银行就瞎放，放完了坏账你兜，机制坏了。一贴息，价格信号变了，你贷款很低，他贷款很高，信号变了，市场机制乱了。
我正在研究社保，保险，养老保险，保险这词就不清楚，什么叫保险，常规大众的保险什么概念？一个事发生概率很小，但是一旦发生了损失很大，比如说车险，撞死人了，人身意外险，轻的撞坏车了，发生概率很小，但是发生了很严重。多数人不发生，但是每个人都有发生的概率，虽然有，但一发生你死了，我不能死，交个保险，用多数人有可能，发生了就很严重，但是多数人不发生，只有极少数人发生，所以大家交个小钱很好忍受，这个人发声了，我们放开，常规的保险。但是养老，多数人不老，少数人老，不老的人帮助老的人，不存在吗？什么叫多数人老？所有人都得老，我们还没有到科学年代，让一部分人不老，这和常规保险，保险的技术就是大数定律，算精账，究竟是99人不老还是999人不老，还是9999人不老。还有其他的例子，包括现在的供给侧，有侧就有前后，就有正反？侧是这个的话前后是什么？这就有歧异？供给就是一个事物的双方，生产有共赢，有供需求，这就是供需双方。
结构性改革，产业结构、数量结构、农轻重结构、城乡结构，是个发展问题，改革是体制机制问题，到底是属于研究发展问题还是体制机制问题，当然，研究发展问题有其他的因素，发展本身的问题，技术的问题，地球自然环境的问题，体制机制问题，我说这个例子，所以词意、概念、定位、解释、目标、实际，这些串起来这个问题十分重要。这里面的“实”没有意义，主体上就是实体经济。虚，有问题，什么是虚？广义的虚，虚拟经济，我真不明白虚拟经济究竟包括什么，但是我的脑子里好像主要是说金融，这是广义的虚拟经济。虚拟经济有什么好不好的事吗？我觉得没有。因为放贷、保险、债券这都是常规的工业化初期、中期普遍用的，我们现在是工业化中期或后期了，常规的金融都是可用的。剩下是量的问题，任何事进了商品市场都有供求关系，金融供不应求，信贷供不应求，保险供不应求还是供过于求？这是个常规的量的问题，这里面会有一个过度、过剩和不足的问题，现在信贷的问题就是对大企业供应过度，中企业大体合适，对小微、农户严重供不应求，越往下越供不应求，所以这是第二层的问题，就是广义的虚拟经济，我认为主体是指金融。
第三个是投机、泡沫、玩虚的，甚至玩赌博，这就不是一般经济概念了，凡是金融危机、大危机中，在酝酿的后期都有泡沫，美国的次贷危机，泡沫，美国的证券化一次、两次，住房抵押，还有抵押，二次把抵押贷款打包，再证券化，三次证券化，CDS风险对冲等等，越玩越虚，那就是彻底的自娱自乐，在金融圈里自娱自乐，那就不是常规金融了，和实体经济完全脱节，我认为至少有三个问题：第一，是不是实体经济？是。第二常规的一般广义的金融，是不是？是。第三，就是超出常规状，就是不正常的虚拟金融，把投机、脱离实际的自己玩、自己炒作这个算为一类，我觉得这样研究问题可能会清晰一点。
主要的现象，我觉得现在现象里应该包括两块：一，实体经济的投资收益不好，就开始进虚拟。两个方位，一个常规的虚拟，有量和供求。第二个不规矩的，乱来的，是游戏，是蒙人，是欺诈，是赌博，这一类又是一块。实体经济离开了自己待的那块，各种原因，转向了虚拟，两类。这是一个方面，我们需要研究，为什么出来了，是不是应该加强，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要振兴就得加强，现在有点单薄了，地位下降了。另一方面就是金融，金融本身就有“脱实向虚”问题，这个脱实是什么？应该为实体经济服务吗？现在不为它服务，大企业不要钱，钱不知道干什么，那还有中企业、小企业呢？很多人缺钱，还有微企业、个体户、还有城乡自就业创业者，还农民，农民还有富农、中农、贫农，不需要吗？需要，很多人都需要，央行放水，拉动放水，它不往那儿流，融资难的还是难，融资贵的还是贵，你怎么放了水呢？不对呢？不对啊，还难、还贵啊，那什么问题，这就需要研究了，是渠道不通，一堆钱不往那里走，放了水就往那儿走，大水库旁边，有工厂、有大农田，有机械化，有机关事业，水库一放水就都有了，工厂和机关事业都有了，农田少点，再往边远的农田，小农田没有啊，水库边上小农田可能就没有了，因为渠道不同，只有干渠，只有几个重点方向，小毛细管没了，不行啊。我觉得这个现象是需要仔细研究的，就是金融本身“脱实向虚”，一个是经济主体“脱实向虚”，一个是金融本身“脱实向虚”，或者是离实，或者是弃实趋虚，有常规的和超常规的。这是逻辑上说。
现实中有一点，要出指标，判断我们的金融是不是过多了，（图）中国的金融业GDP占全国总GDP的比，左边是2001年开始，4.69，右边是2015年，现在是8.39，接近涨了1倍。大家看趋势，04、05年下来一下，01、02这一段是亚洲危机的尾声，我们搞改革，银行坏账特别多，搞银行改革，股份制啊，上市、剥离坏账，到了05年这段金融整顿差不多了，该上市的上市了，该股份的股份了，坏账走了，强身健体了，走了干什么他不管了，反正他要轻装上阵了，随之经济就上了。到一个时点，07、08继续走，到2011、2012始终在平滑的上，全世界有巨大的变化，07年次贷危机，08年全球金融危机，08、09是全球的经济危机，我们从08年末提出拉动，真正的拉动是09、2010年，2009、2010年我们大规模拉动，如果没有这些拉动，跟国际经济的规律一样，这儿开始，从2008年5.7开始，我认为就应该下来了，我们没下，挺住了，一枝独秀，然后一直上来。从2012年以后，全世界又有点不好了，2012、2013，特别是2014，我们更好，哗哗的上，这条曲线往上走，两个预言，一个是慢慢平缓，折回来，慢慢的下来，第二个是倒V字型，一下子上去，一下子中国经济危机，就这两种结果，靠我们自己的认识和工作，这个曲线上的非常陡。
（图）这是全世界主要国家的比较，人家是怎么动的，中国最中间这个蓝线一直在上，特别是这两年，我们开始出泡沫，开始出现不良状态，开始出现数字的虚假，就是自己玩，不断地放大，和实际的金融本质毫无关系，这里面的风险在聚集。美国是粉红的，美国比较平稳，2011年比较好，到中间下来了，这就是08年，然后往回走，美国是比较合常规规律的一种变动，缓慢回升，（图）现在到了2012年以后，俄罗斯是下面的蓝线，不行了，英国是黄线，从2008年开始，2009年危机波及到世界，欧洲不行了就是09年以后，下来了。在四个线里头可以突出的看出，我认为中国处于超常状。
金融GDP占GDP的比，我们已经远超过了所有的发达国家，包括日本，我们现在的经济水平，金融占GDP的比为什么世界第一？是这样的吗？是合理的吗？是需要的吗？这是需要我们研究的首要问题。这个量就可以作为我们认为我们金融是不是有水分、是不是有虚、是不是有沫的一个综合数据。所有上市公司，金融板块的利润超过了所有其他实体经济，这个数正常吗？下面是分概念，我认为现在是四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经济在“脱实向虚”。
第一，股市，我们的股市在拼命的炒，我们的股市已经超出了资本市场股市原本的属性，就是大规模的、重要的、迅速的、快速的集资，体现在IPO上市，然后拿钱，我们所有股民在第一次出现的时候，IPO上市给的钱企业拿走了，留在股市的是什么？比如他拿走了100亿，他留在股市的是100亿的股，大家炒的不是已拿走的钱，那100亿已经拿走了，炒的是一堆符号，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去，大家跟着兴奋，炒的是运行过程中的价差。到年终，比如1月1日上市，到12月31日有个分红，大家把分红早忘了，炒的就是一个过程。相当于一个水缸里有100条鱼，一人100亿，这个人把鱼缸里的1005拿走了，剩下一个鱼是个符号，所有的鱼在里面吸、吐，这些鱼不论怎么吸、怎么吐，水缸的水是没有变的，你吐的就是他吸的，他吸的，就是你吐的。我干中央巡视组副组长三年，其中半年深交所，半年上交所，几个月和证监会沟通，出了一个资本市场总报告，给大家一个数，90年开的业，2012年交的报告，用的是2011年的数，21年，21年的股市，所有的股民登记的大中小全算，亏的80，赢的10，平的10，21年里，80%的股民是亏的，就是陪着玩的。我一般比较低调，这些事我都不说，有一次有人让我讲课，我讲完坐在一排，听我讲完了，他问我第一个问题，您很专业，我问一个问题，现在股市我是上还是不上？我说这个问题应该你自己答，我跟你说了，你自己判断，你属于那80的还是属于那10的，我就不答了，我怎么知道你有多大本事。股市已经很严重的偏离了股市的本质，是为实体经济融资，是为投资人的资金增值，绝大部分人不增值，而是损毁。
第二，房地产，我们这次重要的进步，就是房子是住的，不是炒的。第一，中国没有统一的市场，二，没有一般一个完整统一的市场，我们的市场是分层次的，是分板块的，所以中央不要出统一的房地产政策，只能出指导性意见，省里都不要出，市里出，房屋调控的职责应该是居民居住地的政府，小到村庄、社区，大到城市，省部级市、正部级地级市。
第三，银行金融，第一主力，一堆中介在那儿玩游戏，放款就好好放嘛，银行周边好多贷款公司，我那个打电话你要贷款吗？你要信贷吗？要贷款吗？你要发票吗？就是这样的。问在哪里来的，我说我有几个电话都留着，有时候会问问他，最近怎么样。有一次聊，你能贷多少钱？他说你要多少钱。我说我听听你的能力，他说我什么都能贷，我说你的钱哪儿来的，他说银行，我说哪个银行，某某A行，还有什么？B行业，还有呢？说别问了，所有银行我都能找着。这就是金融机构边上的一堆蛀虫，通过内部人介绍，你跟他贷款没有，他介绍来的就有了，他的贷款按照他的规定打到他账户上。我说你怎么拿钱，他说打到我账户上，他说先打到我账户上，然后打到他的账户上，我说你拿多少钱？我们商量一个点，我不钱就给他了，一堆蛀虫，自己玩自己，把成本弄得高高的。像信托、保理、理财、贷款公司、影子银行等等，很多，前面典型，配资炒股，支持，配资卖方，支持，第三块就是信贷。
第四，纯交易，我们的资金交易所、外汇交易所、资金交易所一大堆，各种中介在那儿自己炒自己，找机会挣钱，整体在不断地推高，就像美国的次贷危机，房价不断地上，大家认为我进去半个月、三个月就能挣钱，确实有一段挣钱的比例挺高，但是别忘了，什么时候挣钱的人都少，只是在高峰那一段，没人说亏了，偶尔赚钱，所以给你的印象赚钱挺多，借着势就进去了，自己炒自己。我最近搞扶贫，我看了全国的农信社，大体给你一个概念，农信社在农村农民吸收了一堆存款，放给本县的低的10%、20%，高的百分之八九十，最高的百分之一百一二，为什么？比如邮储，吸了钱，把自己的钱全放完了，各地的邮储放不进去的钱，或者总行规定都交上去了，交上去能放还愿意放，诚信帮农民，然后就跟市行、总行、省行要钱。最后它的存贷率120%，最低的10%、20%。那70%、80%干什么去了？逐级的参加大项目，到市里、省里，最后进资金交易市场，进股市，进外汇交易市场，进各种交易去玩。
为什么实的要往虚的走，经济学上就是两条，一是资本利润率，投资回报率，投资收益率，一回事。根在这儿，因为实体经济赚钱不多了，我们从十年前就开始上房地产、上股市、债市，根就在这儿。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综合指标，我们在座的去分析。从金融角度和实体经济角度两个方面去找，因为金融高了，实体低了，从两个方面去展开。金融这方面，我总判断，一金融的定位，二个业的定位，三是在个业中就是五个板块的分析，机构问题，机构多不多？你那儿需要你没有啊，产品技术问题，你说农民不能压土地，没有财务表，又没人担保怎么给他？非认这些，上农村调查调查，一个村里祖祖辈辈就是老实人，村里都说好就是信用，看他能干什么，去调查，看看他的规模多少，打听一下周边的议论就行了。
再一个是监管问题，小机构的公共服务问题，结算、信用、支付这些事就是公共服务，最后是政策的引导问题，谁做小的我们就支持他，我们对外资引入都是两免三减税收，我们对富兄弟、热心肠，帮助穷兄弟做小贷款，我们营部能也免税？营业税免，所得税减。四五年前我是财政部第一任税政司司长，我和老同志们议论，大约在2011、2012年就实施了，给农民放5万元以下的农民贷款，营业税全免，所得税减征。
然后是应对，金融的应对我刚才说了几块，实体经济的应对，我看现在网上、文章上大多数人提到五个事，一是税负，二是成本，三是价格，四是负债，五是准入和管理。因为税负问题比较大，我曾经干过财政部税政司司长，所以我有责任给大家说一个框架，2013年春天，因为中央要开三中全会研究改革问题，正好2012年我的中央巡视组副组长卸任，2013年3月份我的政协委员卸任，开行顾问卸任，我几个正式的半虚的职务都没了就开始做研究，第一个就是财政和税收，我2013年报的财政改革方案，中央三中全会决定，取了六大项，把提高两个比重停止，改成稳定两个比重，把税制结构由间接税为主逐步向直接税、直接税平，往后是不是直接税为主再说，把地方税一定要做强做大，把财权与财力相应，这个词不对，要调过来，改成“事责”“或者是“事权”（音）与支出责任相应等等。
其中，我提出来宏观税负要稳定，中央地方要稳定，宏观税负不能再提高了，因为93年改革的口号目标就是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就是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政府财政收入的比，这样运转了20年，我觉得历史任务完成了，主要目标达到了，出现了原本没有想到的新的副作用，就是个人占比迅速下降，企业占比迅速提高，很多人研究企业占比，研究企业税负，我给大家一个概念，在国家、企业、个人20多年的分配关系中，企业占比是不断扩大的，这是一个事实，宏观数据。不要轻易单独说我们的企业税负是全世界最高的，如果他税负高，那企业得到的收入部分在整个GDP的国民收入分配总量中的比重应该是下降的，就是他工资发多了，给国家交税多了，自己留的利润少了，这就是企业占比，而中国的企业占比在整个宏观经济中一直在上升。
评价一个国家的税负，首先把它定在财政性收入上，因为中国的社保不是税，中国的土地出让金欧美人没有，怎么比较？那就是政府性的收入，我们定在这儿。我们把政府性的收入用常规的词就叫宏观总税负，有几个概念，就是我们用什么口径，我们用了三个口径、五个层次，就是狭义口径，国税局出的，他说中国的宏观税负是19，我这个报告是2013年出的，用的数字是2012年的，它改变不了质的东西，量的微变。2011年税务局说中国的宏观税负11%，中义的，就是我们跟谁比？就是国税总局加社保。前面应该再加国税总局的税，还加上海（楼盘）关。有一个可比的，就是IMF，还有OECD，就是用的中间的那个“中义”，是税收加社保，加上财政的一部分费，非税收入、基金等等。
广义是财政部的口径就是收费，绿的出现了，蓝的、橘黄的，财政部出绿的收费，然后国资收益，然后是基金（不含土壤出让金）。中义的是24，广义的1是大约27，我出的2013年的报告，我们赞成的是红线这个，（图），我们认为红线的符合财政原理，符合国际组织的认定标准，符合中国的实际，就是税收、社保、各种收费、国资收入、基金（不含土地出让金），增加土地出让金要含，但是不含农民补偿和征地拆迁，因为不是收入，是获得收入必须支出的成本。你不让农民走能获得吗？所以这部分不能叫财政收入。有人把这块全装进来，2012年的数是31.57，约等于32，中国政府应收入负担约GDP约32%。
广义的第三类，有些专业人员说土地出让金是政府拿的，必须全算，那是走形式，我学过点会计课，但不专业，会计改革的第一条原则是重内容、轻形式，不要重形式、轻内容，你是拿了土地出让金，但一大块给了农民补偿，把建筑物搬走，把一大堆垃圾场拿走，最后变成一个可用的土地，剩下再谈怎么出让、怎么出租，才有收入，所以这块的差就是征地拆迁的成本，如果把它们都算上，这个是32%。再往上算，这两年这块又高了，征地拆迁成本上来了，把它都装进去，结果就比较大了，有的大到33、34、35、36，我认为比较公正客观的，按国际通理和中国实际，2012年大体的数是32%，31.57%。
这是广义宏观税负支撑我们这个概念的数字，上面是比例，（图），没有比较你说你美，没有比较你说你丑，没有比较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比较说不清高中低。OECD国家接近百，有人剔除来七八十、五六十，是中国的宏观税负比世界上主要的大中小国家低六七个点，财政部某些工作人员有这样的看法，这里主要参照是世界银行、联合国、货币基金组织、OECD，重点是货币基金组织，因为货币基金组织是让政府无偿的给他捐钱，他拿那些钱救助金融危机，让人交钱得知道他有多大能力，所以他有一套甄别每个国家财政能力的标准。
在宏观总税负之后是税负，税负和那两个差在哪儿，差的就是土地出让金占GDP大概6―7个点。再一个差社保，社保占我们GDP4―5个点，这俩一共是10个点，所以要用政府总收入，不要总用税收。我们要把社保加上，要把土地出让金加上，剩下的收费和国资都比较小。我认为我们的总税负，2013年提出的主张，提高两个比重这个方针该停止了，中央能够决定把这个方针不提了，这就是巨大的进步。至于之后是不是再把谁的提高，再把谁下降，这个事要极其慎重，我说了，企业在中国20多年的分配中占的是上升的，究竟怎么上的，我们怎么感觉是下的，那么多工资拿走了，税收拿走了，感觉不一样，咱们慢慢研究，仔细分析。
再往下有两大块，就是公积金，社保完了是土地出让金，我认为土地出让金是一个巨大问题，方向是房地产税，我认为要快速、坚决、规范、逐步的出台不同法律级次的房地产税，一次出法是做不到的，没有实践怎么可以立法，法是根据成熟的实践立的。所以先要立条例或者试行条例，然后正规条例，然后再逐渐上法。企业年金，公积金，这几个都比较重，我们最近参与研究了一个国经中心的社保题目，其中重点是养老。我的意见，公积金大幅度下调，年金部分下调，公共统筹的养老金微调。负债问题、价格问题、成本问题和准入管理问题。
最后是GDP，重新审视GDP，我建议将GDP作为年初的预期目标，改为年度的预测值，12月提一次，4、7、10分三次做调整，最后预测年底的数，GDP的任务性、目标性、不可变性与经济的可变性、人的主观能动和客观的规律，这些都十分相关，不宜把它做主观色彩过重，不能随实际变化而变动的一个很重的指标，对我们的经济工作产生很多负面作用。我们去上股市、房市、债转股，帮助某一方，一定在什么时间要完成，我们要不计代价的做什么，都会对经济规律产生巨大的扭曲。
谢谢克崮同志的精彩发言，而且对很多问题讲得很透彻，也很深刻，给大家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第三位演讲嘉宾请中央党校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教授，周天勇教授长期从事经济教学和研究工作，对中国经济有着很深的研究，他的很多观点在社会上是很有影响的。下面有请周天勇教授发言。
周天勇:
我讲三个方面：第一，为什么脱实了？第二，为什么向虚了？第三，怎么办。为什么脱实，制造业利润越来越低，而且在国民收入分得的比例也越来越少。民营经济在整个国际收入中的占比，企业分配的部分占比95年时比例最高，2010年大概在12%左右，到2014年变成4%，整个民营经济纯收入的部分。我也研究过宏观税费负担，我专门让我的一个博士研究过非税收这一块，其实预算内的那块非税率收入以外，实际上还有比如说计划生育费、卫生费、交通乱罚款、乱收费没有进预算的，到现在还有。比如计生费用，就是基层底下用掉了，还有运输。这类的特别多，所以我们算的结果，1995年宏观税负率最低，16.5%，2000年是21%，2005年26%，2010年36%，以后是37%、38%，去年大概36.9%。
土地出让金是不是都装进去了？
都装进去了，对没有进预算的我们有一个测算。
宏观税负率，我认为很高。另外是企业税负率，因为从比例中看，美国联邦税收中，企业所得税率只占11%点几，2015年，我们15万应税种绝大部分是企业交的税，这是和其他国家的差别，因为人家那都是财产税、社保税、个人所得税，是占大比例，如果把对方税收加起来的话，房地产税会占到县市一级政府的60%，好像是。另外，世界银行每年搞全世界营商环境的评价，里面有企业税负率，根据各个国家的各项税收，综合计算这个国家的税负率，我们国家是64%，美国是34%。
最近有几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是资溪江南化纤厂在美国投资的一个报告，波士顿一个关于制造业比例的分析，还有曹德旺，我把这几项综合起来以后发现，贷款利率，美国制造业投个厂子能贷到2.5的贷款，中国最少到6%到12%，这是财务成本。运输成本，如果美国是100，中国就是200。能源成本，电、石油、天然气综合起来，美国是100，中国是220。土地成本就没谱了，要看在哪儿，美国基本上非常低，大概中国最少是美国的9倍―50倍。工资，美国是100的话中国是17，建厂成本美国如果是100，中国是25，中国钢筋、混凝土成本比较低。综合成本下来，美国波士顿的计算，2015年已经和美国一样，2017、2018年开始中国就反超。
就是联邦收入中企业的来源只占11.5%？
11.4%，因为现在很多人说他交税以后债务怎么办，他和中国不一样。第二，他可能会用种查税这类的，逼你去美国。再有，他演讲时说关税从20%提高到40%，中国向他们出口大概是4800多亿，进口是1400亿，对美的贸易逆差大概3000多亿，美国总得贸易逆差里中国占50%，美国大概7000多亿贸易逆差。特朗普肯定要用这一招，但是要用多狠再说，但肯定会影响中国的制造业，如果中国不应对的话，制造业为什么“脱实”，是因为在中国越来越不赚钱了。
为什么向虚？放贷，一般的银行利率都五点几或者六，到了企业手里一般都十二、十三，我算了几个部分，银行、中间部门，比如小贷公司、信托这些中间机构，加上民间借贷、集资，整个利润在2011―2014年这四年间暴涨，最后我写了国民经济高利贷化，但是没太引起注意，而且外国文献有的认为2014、2015年经济利润的80%都在金融手里。
再就是土地涨价太快，地和房轮番涨价，先买的坐地就涨价。我党校的房子前几天还4万，现在变成8万了，财务增值太快了，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是搞制造业，不是搞实业，不是开饭馆挣的钱，都是倒房子倒成中产阶级。2012年的时候，西南财大有一个调研，城镇居民13%没有房子，租房子住，66%一套房，21%多套房。但是2015年变化是多少我不知道，可能多套房的比例提高了，加入比例没有变，2015年的房子，城镇里面抛掉成交县城农民买的房子，多套房子平均有五点几套到六套，不含农民工。农民工在务工地买了0.9的房子，2013年的数据，只有100万。但是在县城，或者成交他的家乡附近，农民买了四千多万套。
怎么办？解决这个问题要有实招，光说没有什么用。第一是增值税降5个点，先把制造业救了，看看所得税能不能降5个点，但是增值税这块5个点，我以前说降2个点，我看不行，特朗普这么一弄，2个点一点用处都没有，必须降5个点。社保费率、五险一金一定要降到30%以下，虽然养老金缺口很大，但是社保费率太高了。我觉得人大应当有一个法律，中国行政收费乱七八糟的有很多，有一个法律，除非极个别的，全违法的给停了算了。因为这一块我们算了一下，连财政统计中加上没有统计上的，这块有五六万亿，比土地出让金都多。
2015年有一个数据，要把这个停下来，地方政府现在都是以费补税，没钱了让这些部门出动，罚一次钱。另外就是小规模纳税企业，每个月3万元的起征点太低，我认为应当提高到10万。把成本抛掉，没几个钱。我们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发展中国家低中收入的一般是19―21的政府宏观税负率最合适，25―30是中高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是30―40的范围，我们没到发达国家，我觉得中国的宏观税负率应当控制在30%以内，法律上应该严定，宏观税负应该在法律上有一个红线。降成本还有一块，解决银行、土地、能源、运输领域的改革，价格高的都是垄断行业，银行垄断，土地垄断，行政寡头拍卖，运输垄断，能源垄断，所以我觉得进一步加快银行的准入，银监会改了这么多年，放了十几二十几个民营银行，这哪是改革。因为美国的中小企业也融资，但是他的融资为什么这么低呢？它有社区银行，社区银行不准跨区，限定规模，把成本赶紧降下来，垄断不改革，成本降不下来。
从房地产来看，最大的就是土地和房屋制度改革，大的前提，国有和集体土地所有制不变，但是土地财产使用权一定要确权，一定要明确，不管宅地、林地、耕地、城市的房屋，财产使用权一定是个人的，一定是自然人或者法人的，这是一条。第二个要废除“土地年期制”，现在20年、50年、70年应当废除，永久制就完了。第三个，废除建设用地必须征用集体土地，必须征用国有土地才能建设，土地不管是集体、国有都照样盖楼，非得征用为国有干吗呢？就是倒一下地。再就是废除行政寡头垄断卖地，现在招牌挂一定要废除，像股票交易、期货交易一样挂牌交易，政府监管就完了，供需撮合。逐步收缩土地出让金，以房地产税来替换，但是开征房地产税是很关键的事，我估计2017年开征不了，但是要想一下怎么开征，现在财政部、国土部有一个方案在那儿存着，可能提交人大讨论，但是我觉得恐怕不行。
国土部和财政部两家搞了一个，我觉得对土地的价格要进行分类，一类是市场价，第二类是按五年六年国际上家庭不破产的房价收入比确定的价格。现在我们的市价里包含很多泡沫，对泡沫征税是不合理的，本来就因为政府出让金那么高的给拿走了，你还对这个泡沫征收，不合理的收入。但是泡沫又没法剔除，剔除只有一个办法，比如北京（楼盘）市，北京市上一年的人均城镇收入，比如两口子五年的收入能买一套规定面积的房屋，用这个价格来征税。我算过，我的房子如果按照市价来征收，1%，可能要交14万。如果按照北京市上一年的人均收入，两口子五年或者六年买一套房子，也就7000―8000元交房产税，我觉得应当按照上年城镇人均平均收入五到六年能买一套房子这种价格征税是合理的，泡沫彻底给剔除了，如果对泡沫征税是不合理的。
对住房的功能要区分，是居住消费性住宅还是投资性住宅，应当分开来征税，对居住消费性的住宅，应当按照五年或者六年能买一套房子的价格征税。对投资品的房子，我觉得可以按照市价征税，但是不宜累进。举个例子，比如北京市有一个居民，他学区里有四套房子，如果四套房子都是投资品，有一套居住房，第一套累进2，第二套累进3，第三套累进4，如果每平10万，每套100平米，他第一套就得交20万，第三套30万、40万，根本交不起。
税收怎么开征，怎么弄，风险在哪儿，2017年一定要用一个慎重的讨论。今年只有两三种办法，第一种是一线大城市要增加供地，第二是限购，还是得弄，不弄还会涨，货币政策上中性货币对浇灭房地产这个火，可能也会好一些。第一就是怎么做实减税那些政策，第二是怎么脱虚。我认为主要是房地的问题。2017年不得不做的是减税费，2017年我们稳中求进，这是大事。
我最后要提的是，2017年是一个攻坚改革的准备年，我觉得十八大已经过去几年了，各方面改革进展很大，但是有一些问题：第一，各种方案都是部门利益，好多方案都是各部门提交的。第二，碎片化。方案与方案之间怎么衔接，今天出个这个，明天出个那个，没有整体性。第三，不协调。另外是很多改革没有落实和推进，虽然有一些推进的，但是推进的力度不像十八大人们预期的那么大。2017年稳中求进，大的改革不能出，要稳社会，稳经济，稳外交，我估计经济也是下行年，过去有人研究过，凡是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都是经济下行年，有人研究过。所以我觉得2017年往上上的可能性不大。2017年我们干点什么事情？第一，2017年要把改革方案好好研究研究，逻辑性、整体性、协调性，把部门利益要弄掉，要弄一个好的方案，不能按报纸上公布出来的东西，那个不好用，现在很多城市做了规划，墙上挂一挂，最后没执行，我们也不能说十八大整个改革思路没执行。但总的来看，确实落实的不是太好。能不能把大的方案给弄清楚，就是做什么都明白了的方案，是砖头还是水泥，要弄清楚。
要赶紧弄同步的评估风险的报告，意思就是大方案有了，马上要出来改革会有什么风险，大的风险、长期的风险、短期的风险，有的改革可能大家都受益，比如产权，有些改革就是两害相全取其轻的改革，没有什么选择。所以，风险的大小、不确定性，经济性、财政要支付多少成本，这就像现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一样，银行贷款项目评估，这类的要弄一个。
还要有一个改革方案的实施方案，各个改革的先后顺序，之间的协调，时间表，各个阶段的完工和验收要有一个东西，我觉得现在要用工程，我大学的时候，基本建设，先是画图纸，厂房、设备什么的。第二就是可行性研究报告，看看这个东西行不行，有没有市场，技术可不可靠等等，投资回收期等等。
再就是施工方案，我们现在楼是什么东西整的也不是太清楚，风险在哪里都没有评估，施工方案没有，这类改革怎么改？我有一天突然悟出一个道理，我们大学时为什么学这三门课，就是因为逻辑联系。我们为了学施工方案还要学运筹学，排在哪儿最经济，仓库里怎么调东西，什么时候进东西，改革也是这样，最后弄了一堆窝工了，要不就一点没动。最后要执行、实施、监督、检查、反馈、调整、协调、验收、返工等等，这些事都要干，不干的话改没改，改的怎么样。明年我提一个建议，中央的改革中枢机构能不能有方案评估局、实施局，实施监督局，能不能按照这个职能，特别是逻辑性的，把这个事干起来，十九大以后第一要抓发展，第二要抓改革，改革促发展，看看速度能不能上来。但是改革没有整体的方案，一个有用的方案，可执行的方案，没有风险评估和防范，没有改革工程的实施方案，我觉得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没推进。其实“脱实向虚”最后想来想去都是个体制问题，涉及到土地体制，财政体制，垄断体制等等，都得改革，如果不改革的话，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2017年只是先把这个火压一压，实的火里面不得不减的要减一减，看看2018年能不能大干一下，把这个事彻底解决。我就讲这么多。
感谢周天勇教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一些看法我们可以研究，作为一种意见来讲还是很值得重视的。下面请张永军同志发言，张永军同志是国经中心的副总经济师，也是青年学者，有很多独到的见解。
张永军:
今天的题目是“脱实向虚”的问题，本来我想按“脱实向虚”的内容讲，前面三位大家已经把问题都讲透了，讲全了，我准备的问题有可能和他们是重复的，我讲这个问题时要换个角度来讲。我讲的题目是对中国高货币化现象的一些思考，和这个问题是相关的。高货币化这个问题最近议论的比较多，最近一两年，对这个问题有很多讨论，今天在这里我把这个问题讲一讲，和“脱实向虚”的内容是相关的。
我们知道，中国高货币化最近几年大家经常会用一个指标，当然相关指标有很多，刚才几位领导和专家已经讲到这方面的问题。比如说金融业的增加值已经比主要国家的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比多数发达国家的都要高。另外还有一些研究报告，比如说近几年很多企业都是实体的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基金里面、保险公司里面、信托公司里面等等。类似有很多的现象。但是，现在讨论比较多的一个指标，就是通过中国的M2和GDP的比例来反应，一般认为中国的M2和GDP比例比一般国家都高，现在来看从表观上来看确实是这样一个情况，比如2015年，中国的M2和DGP比例是205%左右，和主要的国家比，美国是70%，我们看了这样一个指标，也会觉得我们国家货币化的程度非常高，而且就金融方面来讲，钱在空转，“脱实向虚”的问题很严重，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呢？我讲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但我不是说中国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而是说要从更全面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直接做一个比较，一是刚才讲到的，比如说在2015年中国货币化比例已经比美国高很多，另外，从近些年的变化情况来看，我们货币化的比例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2007、2008年之后上升势头比较快。另外一个大家讨论比较多的问题，现在中国和美国相比，我们的货币已经比美国多很多，2015年的时候，我们的M2规模，美国是12万亿，中国是21万亿，已经比他高出8万多亿美元，这些指标确实都反映出来我们这方面的问题，如果看这个指标，我们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看这个问题不光是要看总量，更多的是要看结构和经济运行的方式，我们首先要看这个问题，还是要从根源上来看。
我们要是直接拿M2和GDP比例直接比，看这个指标是会有问题的，中间要看很多的问题，因为从根源上来说，货币是用来做交易的，最根本的是交易职能，用来做商品和服务流通的。从这个角度来讲，货币交易的是商品的价值，而不是商品和服务的增加值。因此，从根源上来讲，拿GDP和M2相比，本身就出现了问题。你交易的不是增加值，而交易的整个商品的价值，过去学政治经济学你就会明白这个很简单的道理。这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不看GDP要看什么？我们要看你这个货币用来交易的，就是全社会的商品服务、交易的总规模，要拿这个东西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去做比较。这就出现一个问题，没有直接对应的统计指标，所以你要找一些跟这个问题相关的一些指标。
在这里，我自己想了一些办法来对比这样一个指标。首先，在GDP的上一层是全社会的总产出，这个指标倒是能找到，美国的经济分析局在公布GDP的同时要公布全社会的总产出，而中国在过去早些年的时候公布工农业总产值，现在隔几年编一个投入产出表，实际上在这个投入产出表中我们有全社会的总产出，比较这个总产出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由于全社会的经济效率比较低，全社会的增加值率是明显低于美国的，因此我们的GDP现在和去年比，我们和美国差7、8万亿美元，但如果去比全社会的总产出，那么这个差距就会明显的缩小了。因为现在中国最新的投入产出表是2012年的，如果去比较2012年的水平的话，2012年美国GDP是7万亿，中国是接近8.2万亿，会差很多。
如果考虑到全社会的总产出，我们全社会的总产出是25.8万亿，美国是28.4万亿。这样的话，实际上差距已经很小了，因为这里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呢？主要是刚才说的，我们比如分成一二三产业的话，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经济的大头，二产也好，三产也好，我们增加值的比例都要比美国低，说明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都比美国低。比如说按照二产的话，我们增加值的比例，大概中国不到25%，但是美国大概是28%左右。而三产我们跟他差的更多，增加值方面。这是直接的二产和三产之间的差异。
第二个问题，我们总的结构，二产的比例，比如说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的增加值率就是在GDP这边占的比例，差不多接近44%，美国只有20%。因此，你两个增加值率都比他低，我们这个二产的增加值率比三产还要明显的低，而我们二产占的比例要比美国高20个百分点左右，整个造成的结果是全社会的增加值率其实要比美国低很多的。造成的一个总的情况是什么？在中国全社会的总产出是GDP的3.1倍，美国只是GDP的1.8倍，这样就造成两者之间的差异。
第二个方面，我们说的是产出结构和产出效率方面的差距，其实第二个方面还有流通效率的差距。如果看流通，能看出来我们的差距更大，比如说2012年，因为现在能查到的最新数据是美国物流的数据，只能是2012年的，中国每年都会公布物流的数据。中国2012年的时候物流的总额是将近180亿人民币，折合成美元的话大概是28万亿的物流，美国不到14万亿，他们只有13.05万亿的物流，其实我们的物流就是在企业之间不断地一轮一轮的交易形成的。
我在这里面用物流的总额是想表示中国整个交易的总额，商品交易的总额，实际上我们中国要比美国高一倍还多，这就意味着我们实际上大量的在商品交易方面，这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在商品交易方面我们占用的货币比美国要多，因为量我们就比他们高一倍，再加上效率比美国还要低一些，因此用于商品交易的货币数量我们肯定比美国多。在这儿就有一个问题，这里只比较物流，但没有比较服务流的交易，美国GDP比我们多了七八万亿，其实都是服务业多出来的。我们工业的增加值现在都比美国多了。但是我们要注意，服务业是生产和流通相结合的过程，交易的流程应该说比工业、商品的流程短很多，因此尽管美国在服务业上增加值比我们多7、8万亿，就是说你要折合成服务业的总产出的话，其实比我们多的这个差距小一点。
再加上它是一个快速流通的产业，比商品流通要快得多，因此我们找不到很好的数据来解释它，但是我们有理由推测，服务业方面用于交易的货币占用的这种数据，弥补不了在商品方面我们比他多占用的金额。还有一块，大家可能还会想到，即便考虑到商品和服务，但是你没有考虑金融方面的，很多金融方面的交易实际上也是有一块货币是用来做金融产品的交易。但是如果你要考虑这一块的话，我们知道实际上金融方面因为资金交易速度更快，所以即便交易金额两国之间会有所差异，但是在金融交易方面，你占用的货币它也弥补不了中国用于商品交易方面这块所占用的货币的数量。
因此，我们觉得从整个全社会的交易结构、生产结构来看，由于效率低，再加上我们的结构上主要是更重一些，不像美国服务业占的更高。这一块考虑下来就会使得我们产生相同的增加值，我们需要更大量的总产出需要更多的交易，我们占用货币的这块实际上是更多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我们为什么货币量需要那么多。第二块，你要考虑比例，货币化的程度，要考虑货币指标方面的差异。就是刚才刘行长问美国用的什么指标，美国用的是M2，中国用的也是M2，看起来都是M2的指标，但是两者实际是不一样的，因为中国M2把落后的货币都涵盖进去了，而美国在M2之上，过去历史上是有M3的，2016年大概6月份之前，美国是公布M3的，现在不公布了，但是他是有M3指标的。在M3之上，还有一个更广义的货币流通指标是L，这些实际上就是说，现在美国有一个影子统计机构，还在按照美国过去联储的统计方法，测算美国的M3和L，如果用相同的方法测现在的M3和L的话，美国最广义的货币指标跟我们的M2在很大程度上更相近一些。
如果去比较M和L，美国的L已经超过了中国的M2，因为美国的L里面有一部分是跟有价证券相关的，即便中国把M2和有价证券考虑进去，美国的L也是超过中国的。因此我们看这个货币化指标，从货币供应量来看，因为美国的M2是个狭义的指标，中国实际上是一个最广义的指标，涵盖了所有的范围，直接看这个比例，说中国比美国、日本高多少，实际上它在绝对水平上去比较，应该说是有问题的，而更多的你不仅要看总量，更多的要看结构。实际上我是想给前面几位领导和专家做一个注解，为什么整个经济运行效率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脱实向虚”问题，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经济生产的方式、模式和生产的结构相对比较落后，我们的效率比较低，实际上是很大的原因是它所造成的。
当然这里面有这样的问题，本身除了整个结构，就是刚才说的生产领域的问题之外，刚才讲到为什么我们的货币化率比较高，为什么整个经济运行、金融运行的成本都比较高，我在这里也有一些想法，刚才其实各位领导和专家已经讲到了。在这里面有一个原因，整个社会的总产出的使用结构是偏向投资的，实际会导致对长期资本需求比较旺盛。
第二个方面，为什么我们金融运行的成本比较高，实际上跟全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有很大的关系。整个社会的资金水平如果低的话，比如说在金融运行的时候，你可能要面对更高的不良贷款率，因此这是一个问题。第三个，刚才专家们也讲到了我们的金融体系不健全，供求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我想从几个方面来概括一下：
一是为什么我们的金融运行效率低，在我们这个金融体系里面，很多资金本来应该用直接融资的方式，比如用发股票的方式或者几个人组成一个股份公司这样的方式来解决资本金的问题。但是恰恰因为我们资本市场不发达，或者整个社会信用体系不是很健全，造成了我们直接融资的比例比较低，相当一部分的资本金实际上是用间接融资解决的，这样一个问题实际上也是造成金融效率运行低的原因。
二是用间接融资解决直接融资的问题，这里面就有相当一部分是用短期资金来满足长期资金的需求。比如说刚才讲的，如果说你是办企业做投资的话，要从银行或者是其他金融机构有贷款，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来源，但是银行里面很多的存款不见得是长期存款，是用短期资金的余额解决长期资金的需求，需要做制度上的安排，链条稍微做的长一点，因此这会造成一些问题。
三是现在由于我们相对缺乏大量的小型金融机构，面对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他们的资金需求，我们被迫是用大型金融机构去满足小型的甚至微型的金融机构的贷款需求。这本身实际上是效率比较低的一种情况，而且大型金融机构本身是不愿意去满足小微企业的资金的需求的，因此也会易出现融资难的问题。
四是我们这块还存在用正规的金融来提供本来应该由非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比如说在农村，实际上像农户的一些资金的需求，你非要找一个银行给他提供，还要让他提供各方面的资金资料，显然对两者来讲，无论是资金的供给方还是需求方，都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成本会提高。刘行长曾经支持过一个机构，中国有一个机构叫中合农信，实际上是对中国贫困县的贫困农户做支撑，运行得很好，其实是用非正式的金融服务来满足这种非正规的机构的这种金融需求。
因此，这几个方面是我们整个金融效率比较低，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融资难的问题难解决，资金从金融系统里面出不去这样一个问题。总的来看，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讲一是现在要像中央讲的，从实体方面来讲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从金融方面来讲，完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的效率，刚才前面几位领导和专家实际上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详细的论述，我在这里面就不多讲了，我就简单向大家报告这么多。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三位专家都向大家做了非常精彩的报告，他们讲得各有特点，下面进行互动，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请大家提出来。
互联网金融企业:
现在国家互联网金融和互联网+，包括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这种概念的实施，尤其是像刘行长，现在在做普惠金融的促进会，在数字普惠金融这块对“脱实向虚”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您的想法或者是做法呢？
数字普惠，第一，我说的普惠，通词就叫普惠金融约等于小微金融、约等于城乡基层金融，约等于大众百姓金融，约等于草根金融等等，不必太拘泥“惠”字。第二，这个金融体系一定要作为体系来建设，不能一事一策去处理，因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的差对谁而言？对大中而言，对大中型经济体而言，我们有一堆小微经济体，中国的经济体大体分四类九成，大中是一类，下面是中小、小微、个农、个体户和农户，分成四大层，小微往下就是普惠金融、小微金融、草根金融、基层金融的服务对象，从哪儿开始？从小企业，大约不到1000万户，微企业有1000―2000万户，个体户5000万户，自业者5000万户，到农户是1.9亿，这就是我们要覆盖的小微金融。
在这一块里，能够用到数字的，泛义说，如果把手机认为是数字，将来前景非常广阔。如果让它有各种其他子数字信用展示，这个按比重来说，城里人多，农村人少，因为农村，特别是贫困人口没有那么多的社会活动你能记录他各种各样的信息。从对象出发，在城市部分的小微，用到数字、互联网，这些数字会有一些，大中城市会多一点，小微城市会小一点，到了农村现在要用的数字的更少。
所以面对大量的两亿多的农户，覆盖人口6、7亿，我认为这些人在近中期仍然要用我们传统的特点，就是农村自然经济，农村的信誉源于同村同乡的民间信用，家族、村庄、邻舍，这种信用的有效性远高于你敛了一些数分析它的信用，街坊四邻对老王、小张、小吴都会很清楚，要是说依托什么信用，一堆信息，别太迷信。全世界靠大数据，最大的一次失误，最近是川普，全世界的预测机构、媒体都说是希拉里，错了，大数据不灵了，为什么不灵了呢？就是底层的草根，创投在选票上的摆动有一个模糊部分就是草根，白人的草根，美国人的草根，这些人不为人所注意，那些调查机构不找不到他，村里不怎么出来，社区里也不出来，甚至在某区里根本没人进，根本没当回事，但是这些人一投票就显示了他们的存在，所以对中国底层，特别是农村现阶段，不要太迷信那些先进技术。这是第一。
第二，作为这些方向，这些先进技术是随着生产力水平，随着人的活动，随着他的实践、信息的展示可以逐渐的增加，比如说大城市里面，像美国人，富国银行是在美国里做小微最多的，类似英国、香港的汇丰银行，汇丰银行专做一批小的，然后他们都达到什么地步？软件审批，你个人规范的敲进他的一个单子，填进去，机器自动审，自动审95%，然后有5%跳出来，对不起，这5%我识别不了，他的数字逻辑不对，他的事有什么缺项，人再拿电话问，补数，补完了之后再审核。
记者提问:
刚才几位专家讲的“脱实向虚”，大家也非常关心金融危机这一块，和“脱实向虚”可能也是有关的。从银行来讲，控制这个风险，我们也知道很多大的银行都是把贷款贷给国有企业，因为国有企业资信比较好，不贷给民营企业或者是私人，这说明他们很注意控制这个风险。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有很多的金融风险的说法，什么金融危机。可能就是因为银行打了擦边球，贷款按程序是对的，但是实际上流到国有企业或者是流到其他的金融机构以后，就流到了不应该去的部门，比如高风险部门，刚才刘行长也说了很多中介在其中起到了一些作用，是不是这些东西要失控，这种失控导致了金融危机，我们感觉到要有，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因为正规的监控有一些漏洞造成一些资金渠道高风险的领域，然后自己又掌握不了这个情况，想问一下专家对这方面我们是不是有一些评价。谢谢。
我觉得这次经济工作会议提到2017年对一些风险要进行防范，可能汇率、房价，特别是一些泡沫能不能破裂，影响到金融。刚才你提的银行，我觉得实际上银行有他的一些原来固有的问题，一是都认为国有企业很保险，但是像前几年的一些钢铁、煤炭，甚至规模又很大，借的款又很多，最后价格一跌，这是一类坏账，有比较多不良资产。还有一类，4万亿以后，我们紧急把一些贷款放出去，新兴产业，放出去的一些也形成了一些不良资产。
另外，实际上过去一些银行认为好像政府肯定倒不了，所以给大量的政府的融资平台借的这些钱，再就是一些理财产品或者是发债的违约等等这些。另外还有一个，总体上经济是收缩的，就是相对来说是收缩的，可能一些企业过剩，产出率不行，或者是停产了，都会形成银行的一些麻烦，我再加上互联网金融这些冲击，我觉得确实是银行可能在2015、2016年、2017年都遇到一些特别大的麻烦。
总的来说，银行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从今年来看，中央经济形势2017年还是要稳，比如房价有大的波动，引起金融动荡，比如资金外流过多导致金融问题，这类可能要控制住。
另外，“脱实向虚”这个问题，今年中央也给各个银行打招呼，你也不能再这么弄了。其实这个货币政策上有一个窗口指导，实际上就是政府打招呼给各个商业银行，这些措施今年还是稳下来，不要有大的金融波动，这是主要的。但是随着未来的发展，2018年以后可能有一些大的动作，对银行坏账进行剥离、处理，会不会像当年四大公司剥离资产，会不会有那种动作，但是2017年还是一个“稳”。
这个题是个比较重要的题。现在从两个方面说，一是我们该给的钱没有给下去，这有巨大的市场。中央的任务第二条是农村，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几亿农民在那里生产，他不会出大的系统风险，农民对自己的信誉是很珍重的。另外，新的农村经营经济体在迅速的成长，大专业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现代化的农业企业都在成长，这个领域很宽阔，往下走。往下走的风险小，要改变坐在约等于五星酒店的办公楼，西服革履，不往下去。要下去，共产党靠农民起家的，靠穷苦贫困农民和工人起来的，别忘了这些人，谁把我们抬上来的，很多国有银行、金融机构不往下走，对不起人家，要往下。
第二，已经误入歧途，已经装进去的，等待经济回暖，很严重的面对现实进行处理，第一道大量的产能过剩，我们这么拉动，那么拉动，打着电话催着逼着往下放款，把很多地区，把十几年、二十年过去停的、闭了的项目都捡出来去干了，入进去了怎么办？该破产破产，该重组重组，银行也提呆帐准备金，你把那些呆帐准备金该核销核销，但是自己的机制不出，自己该砸进的钱不去处理，自己的坏账不核销，等着国家一道令，几万亿来个债转股大剥离，不可以，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信用，虽说不是非常好、不是非常优秀，但是支撑着改革开放、建国六七十年，改革开放快三四十年了，我们是在成长的，我们现在的社会信用大体上可以支持我们继续运转，绝不能用一个债转股，绝不能一风吹，把现实的杠杆下来了，现实的资产负债表好看了，但是破坏了社会信用，借了钱不还能行吗？银行贷错了就要充，充你的资本金，该避的就要避，企业和金融机构垮了，一定是少数，多数人会支撑着。所以我们要规范的走这条路。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在体制机制方面要有一些新的办法，怎么引导大家往下走，你的货币政策、金融准入政策，机构准入，允许开放，要鼓励建设那些服务农民、服务个体户、服务微企业的小金融机构，挑好的做。别说建村镇银行，一下子很多人报名，建小贷公司，一点人动没有。现在已经不少了，小贷公司九千，村镇银行一千多，担保公司六七千，典当公司八九千，这些加起来两三万，找优秀的人，你愿意下去做，乡村扶贫农民银行，乡村扶贫小贷公司，国家给予营业税，现在叫增值税了，现在全免了，所得税减征，实行对外资的政策。鼓励他们下去，然后做中的不减免，做大的鼓励他往下走，某些政策不给他，每年拉名单，谁帮了多少农民，进行鼓励，建立新机制。所以能把这些该下去的下去，该风险防范的就吸收教训，轻点别进去，这两个做到，等经济回升时就好了。
中国青年网记者:
各位专家都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现在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那么大，有一句话叫做信心比黄金还重要，请问各位专家从各自的领域来看，中国的经济信心来自哪里？还有一个问题。我是中国青年网的记者，还有一个问题单独问一下周教授，这几天大家看到有一篇网络文章传的很热，说周天勇教授喊话说营改增减税5000亿都是假减，问了一圈企业家都没有减，当时我们不在现场，想请周教授就这个问题再说说，谢谢！
你讲到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前面有同志问中国经济现在是不是有风险，我觉得中国经济从长期来看还是有信心的，如果说各方面能采取适当对策，把风险控制住，我们有信心保持这个中国经济实现一个比较适合的增长速度和良好的发展势头。现在我们讲问题都很多了，当然很必要，从长期来看，实际上我们还是有继续发展的基础和潜力。
第一，刚才讲到中国现在成本高，国际竞争力和前些年相比有所下降，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实际上我们中国现在毕竟从收入来讲还是处于中等，现在的劳动成本比好多发达国家还要低很多，这些方面我们还是有竞争的优势。
第二，这几年中央国务院一直采取比如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采取了很多方面的政策，其实在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近几年，我们有一些科技方面的成果，有产业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在培育新动能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这些方面对于经济未来的发展起的作用，我想会越来越大的。
第三，从需求端来讲，现在就中国来讲，很多方面实际还是有短板，如果你要弥补这些短板的话，还是有很大的投资空间，因为无论从需求还是从供给来看，从我们的基础条件来看，只要我们能把握得好，把风险防范住，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比较好的，还是有希望的。
第一个问题我简单说一下，因为我用了三年的时间，一年半研究经济怎么下行，还有一年半研究怎么给弄上去，最近三四月份出两本书。我觉得如果说彻底弄不上去就没有信心，其实中国这个经济还能翻转上去，当然不会有那么大的幅度了，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条件，中远期来看，其实中国这个民族比较勤快、勤劳，而且也比较睿智，因为我跟国外的一些专家谈，他说现在比较勤快的民族看来就是德国、中国、美国，虽然一些国家人口很多，但是不勤快，就是不勤奋。而且中国这个民族还愿意创业，有点钱就想办企业，我们把环境做好，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我们现在的人力资本、教育在全球也是第一了，但是每年的学生毕业量，从国外回来的，经济学上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会越来越大，叫人才红利。
第三，现在我们科技创新、科技进步的投资量也越来越大，我们已经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研发投入二点几了，新技术一些领域，核聚变、量子等等，好像已经达到19、20，在全球先进领域中的领先技术。我估计可能2026、2027中国会出一批颠覆市的技术和颠覆性的产业群，再拉起第二波速度来。第一步是2018、2019年通过大力度的改革拉起一波速度来，因为80年、92年、00年这三波速度要么是大力度的改革，要么就是制造业开放，倒逼改革，都是这么引起来的，下行都是这么扭过来，我想2018、2019年第一次把它翻上来，我估计必须要有大的动作。这是第一。第二，从现在创新技术开始储备，我们2026、2027年又会有一波产业爆发引起的经济上行。如果说2017、2018年我们能生孩子了，全面放开，因为20年前的人口增长率决定20年后的经济增长，一般是看曲线，如果第三波再起一下，估计和美国的竞争就不大了，但如果这三波都不行就很麻烦了，但是我想我们肯定会有一波颠覆性的技术。
改革创新的红利，肯定是要支持中国经济长时间的稳定发展，特别是中高速发展，是完全可以的。
应该没有问题的。另外就是大国规模经济，中国人口众多，版图比较大，产业链都比较全，比如美国核装置，四台电站现在才上，如果配套的话，不划算，每一个产业链，但是中国上这么多核电站，产业链就核算了。中国弄一个互联网的约车，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没法弄，人太少，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就是人弄起来的，所以大国规模经济也是一个优势，关键是改革，如果说我们政府少管一些，税费降低一些，中国是有活力了。我认为希望很大的。第二，那天在工商联的一个年会，我讲了一下，我说现在财政部说增值税、营改增减了5000亿，我问了一圈好像没有减那么多，说减这么大的幅度非常大的，我们大概今年能收14万亿，减了5000亿，相当大的力度
补充一个，刚才我自问自答，在国民收入核算中政府、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20多年个人的在降，企业的在升，企业是什么？企业就是资本，工资不在企业里，工资在个人，企业就是资本，政府是自己的税费，这三块，这是宏观数。给大家的感觉，怎么在企业概念上差异很大呢？第一，把口径分开就会好一点，把金融和生产企业分开，分成两块，这就会好一些，国际上很多国家是分开的，是四块，就是政府、企业、金融、个人，如果分开就好多了。为什么“脱实向虚”，就是金融收入高，利润高，企业再降，越是困难的时候，企业的利润率哗哗的在降，金融服务的还在那儿挺着，分开，这是第一道。
第二道，垄断和非垄断，像油、电、土地，垄断性很强，非垄断的其他行业就不行了。
第三，国企和民企，非常不一样，这是我自问自答，给大家一个思路。
5000亿，因为我干过税政司司长，我曾经在93年改革的时候，就是原来的产品税一大堆，类似美国现在的销售税，见销售额就征，但是这个东西重复征税。增值税是比较好的税，每一段的增值按增值率走，叫增值税，所以不重复。当时把我们的产品税和少量的增值税的试点，以及一些其他的散税都并到新增值税里，少量的产业，烟酒、汽柴油征了消费税，那会儿对劳务这块搞不清楚，所以就把那块维持在劳务这块，就是营业税，就是现在的营改增，那时候没有时间了解它，很复杂，额又比较小，所以就放下了。
这一轮是把营业税转入到增值税里，好处就是抵扣，这样不重复征税。比如一个汽车，它从矿开始，轮胎、电器、胶皮，一段的生产，小厂子、中厂子，大厂子，一直到底盘、壳等等，每一道销售都征税，累计到最后是重复征税，这样能够把各道已交的税抵扣掉就不重复了，所以这个税只要有抵扣，它一定是总量减税的，这是从税种的性质来说。
现在我没有专门的调查，像刚才说的西南财大，大家做金融、税负，建议这样的机构多做一点民间调查，说点白话，官方统计有时候威望很高，有时候某些方面也许大家不是太信，搞一些这样的社会组织的调查，辅证一下。
最后一个，我的切身经历，我们在93年搞税制改革的时候，33%所得税，现在有一个副部长叫史耀斌，当时我是副司长，财税改革司副司长，他是副处长，还有一个大学生叫余志华（音），就我们三个人，根据大家各种调研，汇集财政部、税务局汇集出来的资料，我们弄了几套方案，最后在北戴河测算的，35、33、30等等，我们的原则就是名义税率绝不能升，略有下降，减免税可以规范。出了17的增值税，出去了，33的所得税出去了，17的增值税出去了，都是名义税负，绝不升，有一点微降，然后停止减免税，然后规范，加强征收，原来没交不能说我增费了，是你该交。这之中还有一道，凡是有亏有赚，如果你是税负升了，不能认为你就老升下去，最后的道理那儿，因为是市场经济，所有产品最后在哪儿找齐，在价格找齐，价格是一个产品平稳运作以后社会正常的供求关系，增了税负就逐渐涨价，涨价就甩，减了税负别人就挤你的税负，我的工作经验，一般周期是半年左右，在一个地区变更税制以后，半年左右通过价格就把它找回来，最后取决于供求，这是价格，然后最后取决于利润在哪里，你的成本，价格是市场走来走去，走了一个供求平衡的价格，最后你在这个价格里面成本低利润就大，成本高利润就小，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大家讨论的非常热烈，今天讨论的还是很有成效的，通过四位专家的发言、演讲，应该说还是得到了很多的信息。首先感谢四位专家今天的精彩演讲，另外也感谢各位领导以及各位听众参加每月谈的讨论会。最后要感谢中国网、央视经济之声和第一财经的支持，由于你们的支持，使我们这个经济每月谈搞的很成功，谢谢各位。今天的经济每月谈到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