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两个人合资开公司。8年后，公司巨亏，一人举报另一人诈骗。在看守所里，被举报的那人签下“和解协议”，以畸高的价格接受另一方的股权转让。
刑事案件最后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检察院做出不起诉决定。目前，两人均告到法院，展开了民事领域的“战斗”。一方说签订那份协议我是受胁迫的，要求撤销。另一方反诉其违约。
这是一起蹊跷的合同纠纷。
公司亏损后，合伙人成了冤家对头
万某是浙籍香港居民，基金经理，在香港证券行业从业十余年，为十余家浙企在香港上市过程中提供过服务。周某是湖州某律师事务所主任，是当地一家赴港上市公司的法律顾问。两人相识是该上市公司高管牵线。
2007年，万某出资300万，周某出资500万，在深圳成立公司，万某担任法人代表，执行董事，全面负责公司经营管理；周某是监事，不具体参与公司经营。
公司没几年就发生较大亏损。2014年，周某想撤出，他提出他出资的500万元所对应的公司股权，以14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万某。万某不肯。
2015年6月，周某向警方举报万某“合同诈骗”。湖州警方立案。11月份，万某被抓，拘留。12月5日，万某与周某签订《和解协议》，约定万某以不低于900万元的款项赔偿周某损失。协议签订当天万某让自己的老婆支付了300万元，取保候审出来后又支付了100万。之后再无支付，并告到法院，要求撤销协议。
看守所里签协议，法院一审认为协议有效
万某告诉钱江晚报记者，周某是以“合同诈骗”为由报案的，但是他们之间是合作开公司，利用万某的经验去投资港股，除了公司章程，连一份合同都没有签署过，何来合同诈骗一说。
合同诈骗是个重罪，一旦成立，按照公司投资金额万某有可能会面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万某说“正是周某害得我深陷看守所，在这样巨大的心理压力下，我只能同意签下协议”，出来后当然要推翻这份显失公平的协议。
此案一审是在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认为：从当日签订协议的形式上看：尽管万某身处看守所，但是协议是万某的妻子和律师在外面与周某反复协商，后来协议也是由律师带进去的，并征得万某同意签字后形成；另外，“万某被取保候审后仍旧电话联系周某表示会履行”，所以，不认为“受胁迫”。遂驳回万某起诉。
长长8年，500万投资，900万回报算高吗？
万某不服，将案件上诉至湖州中院。
在二审中，双方都递交了新的证据，争议的焦点还是《和解协议》到底是“真和解”还是“受胁迫”。
周某说，万某是个骗子，大家当初说好是建平台指导别人投资，我们赚取管理费，“我自己就有港股账户，如果是投资港股，我有必要专门去开个公司吗”,意思说从建立公司之初万某就是骗他的。
万某说，2008年投资港股失利，双方就曾向牵线的湖州某上市公司董事长争取到30万元“股东支持”。同年8月，周某还查过公司账目，并签名。公司做什么，周某清清楚楚，怎么叫“欺骗”。
为什么在公司亏损的情况下，万某还要以超高的价格收购周某的股权。
周某说，长长8年，500万投资，900万回报算高吗？这个900万元是双方长期讨论的结果。
万某却说，长期讨论我都没同意，为什么我一进看守所就同意，就是因为心理压力大。
周某说，刑事控告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万某说你是诬告。二审时，万某提交多份材料，用以证明周某当初报案所提供的材料和证词与事实不符，并要求法院将案件移送公安去调查算不算诬告和敲诈。
钱江晚报记者与二审法院联系，法官说，案件还在审理中，现阶段不方便对外说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