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0岁的周国军是国网奉化区供电公司的一名员工。2007年，他参加了市里组织的“万人助学”行动，结对了3位名字带“英”的贵州苗族女孩：余世英、熊桂英、王成英。第二年暑假，他还把3名“女儿”接到了宁波，大家开开心心地共同生活了一个星期。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回去后，“大女儿”余世英突然失联了。从此，他踏上了漫长的寻女之路，十年里从未想过放弃。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也可能是缘分未断，今年7月，他的另外一个“女儿”竟然碰到了余世英。两个月后，中秋节前，4人时隔10年后再次在贵州团圆了。
10年前的第一次相聚
2008年暑假，周国军将余世英、熊桂英、王成英一起接到自己家。这是她们第一次离开贵州老家。周国军一家人也乐坏了。“我妈妈烧了一桌子拿手菜，我老婆专程给孩子们买了新衣服和新鞋子，我女儿也特意准备了礼物。”周国军回忆道。
白天，周国军带她们一起游山玩水，一起品尝美食。她们第一次看到了向往的大海，第一次吃到了肯德基，第一次玩了轮滑、逛了图书馆。
晚上，来自贵州和宁波的小女孩头挨着头相拥而眠，总有说不完的悄悄话。她们聊学校里的趣事，分享自己的故事和经历，说到开心的地方就抱在一起笑成一团，说起伤心事就相互安慰。
分别时，他们互留了电话号码，约定以后常联系。“送她们上火车时，我千叮万嘱到家了一定要报平安，却唯独没有收到世英的消息。”
周国军没想到，这次分离，竟是十年后才再重聚。
10年来从未放弃寻找
2008年秋天，放心不下的周国军请了年休假，只身一人前往丹寨。
那时候，从宁波去丹寨可不是件轻松的事情。他坐了30多个小时的火车、2个小时的汽车、1个多小时的拖拉机，又步行2个多小时，先后去了熊桂英和王成英的家。
然而这一次，他仍然没有见到余世英，甚至都没有打听到她的音讯。周国军拨打余世英留下的余爸爸的手机号，可对方说的苗族语言他听不懂，对方也听不懂他的话。几天后，他不得不离开贵州。
回到家后，周国军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300元钱寄到麻鸟村余家，却依然如石沉大海，没有收到半点回音。
2009年秋天，周国军再次前往丹寨，仍旧无功而返。让他更为紧张的是，当他再次拨打余世英留下的手机号时，却再也无法接通了。
但周国军没有放弃寻找。2011年，周国军托奉化挂职丹寨的扶贫干部捎去三份助学金并设法寻找余世英，但结果仍然让他失望了。这十年，他写了一封又一封信，托了一个又一个人，遍寻无果。
身边的人开始都很支持，后来也会劝他放弃。但他听不进去，说过不去心里这道坎。“既然结对了，我就要对她们负责。她们三个就像我的女儿，有一个失去联系，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周国军下定决心，“找，一定要找。一定要找到！”
10年来“女儿”也牵挂宁波爸爸
其实，在“爸爸”寻找女儿的同时，“女儿”也没有放弃，两人甚至数次“擦肩而过”，却没能联系上。
余世英出生于贵州省丹寨县最偏远的麻鸟村。这里的孩子上学要翻过5座大山，来回步行6个小时。
从奉化回到麻鸟村后，余世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周国军报平安。“我借了邻居的座机打叔叔家的号码，一直是空号，一直是空号，时间长了就不再拨了。”余世英红着眼眶说。而年少的她当时不知道，用座机打座机是要加上区号的。
那段时间是余世英最孤独的日子，爸爸在广东打工时不幸去世（这也是后来周国军打不通手机的原因），哥哥也在外打工，家里只有她和妈妈相依为伴。夜深人静时，她总会想起在奉化度过的时光，想念远方的周叔叔一家。
2011年，一笔500元的助学金意外地送到了她手上。“读初二的时候，村长通知我去镇政府领钱，看到字条上写着周叔叔的名字，就问乡干部要联系方式，可是乡干部也不知道。”
这之后不久，由于家庭负担太重，余世英初三毕业后跟随哥哥外出打工。也就是说，后来周国军寄来的信她再也收不到了。
10年后的第二次团圆
年纪最小的熊桂英在幼儿师范毕业前参加了高考，今年8月拿到了大专的录取通知书，但母亲突然被查出患上了尿毒症。“这次去贵州，除了和三个“女儿”相聚外，还有两件事情，其中一件就是筹钱治疗熊桂英母亲的尿毒症。”周国军和同事们筹集的2万多元助学金为她们解决了燃眉之急，当地的乡亲也捐助了6000多元。
10年来的助学行动影响了身边人
“中国的贫困地区，有着千千万万类似的家庭，我希望以身作则成为‘涓涓细流’，和更多有志之士汇成‘滔滔江河’。”周国军决心将助学延续下去，让更多出身贫苦的山区孩子掌握知识、改变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