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色梅花罗镶花边单衣(福建博物院）
台海网3月4日讯 据福建日报报道 通常说宋代是中国士人最愿意穿越的时代，那是因为当时的宋王朝最高统治者对文人士大夫很是宽容，赵匡胤留下祖训“不杀士大夫”；那时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等的发展水平，在中国古代社会来说也是一大高峰。
穿越回到宋代已然不可能，但我们可以从考古出土文物中窥见一下当时的人与事。1975年10月，发掘出土于福州北部浮仓山的南宋皇室贵族命妇黄昇墓葬的随葬品，尤其是精美绝伦且数量繁多的丝绸衣物，就可以为我们揭开南宋贵族女性奢华生活的一角。
她爸提举市舶司
黄昇，虽说是南宋皇室贵族命妇，但放在历史长河中也不过是一个普通女子，如若考古学家没有发现她丰厚的随葬品，她不过是一个只有让墓碑记住名字的女人而已，谁还能知晓她“婉婉有仪，柔淑之声闻于闾井”？
黄昇的亲人在当时都是勋贵，而正是因为其亲人的地位，才让她拥有了丰厚精美的随葬品。根据出土墓志铭记载，黄昇的父亲黄朴是南宋绍定二年（1229年）状元，其先后历官馆阁吏部郎、知泉州并提举市舶司以及知漳州等职；她丈夫是莲城县尉（今连城）赵与骏，其丈夫的祖父为宋宗室赵师恕。值得一提的是，黄朴与赵师恕同为朱熹的第一传人——黄榦的门下弟子，“旧同学于勉斋先生门”。南宋时期，在朱熹及其门徒的推广下，八闽大地好学风气盛极。有诗云，“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窗旧弟兄；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
赵师恕是赵匡胤第九世孙，嘉定八年（1215年）任浙江余杭令，绍定五年（1232年）知江西袁州事，政声颇佳。端平元年（1234年），以朝请大夫、直徽猷阁知南外宗正司事，主管外居泉州宋宗室宗子的属籍、教育、赏罚等事。淳祐三年（1243年），辞官归里。
黄朴与同门的赵师恕相比，虽为状元，政绩文采皆不如后者，但其在端平年间（1234年—1236年）知泉州并提举市舶司，掌管泉州地方政府并兼管对外贸易通商大权，这个身份为他女儿黄昇的厚葬“提供”了物质基础。
剔透似烟的轻绢
黄昇这个年仅17岁便夭亡的贵妇，墓葬所出器物共436件，成件的服饰及丝织品354件，其中服饰201件，整匹高级织物及面料153件。绝大多数保存较好，仅个别炭化严重，从数量与质量上都验证了《旧五代史·庄宗纪五》所云，“晚近以来，妇女服饰，异常宽博，倍费绫缣，豪富之家，不念贫困之苦，悉衣锦绣”。
黄昇墓随葬的服饰和丝织品，在面料上囊括了古代各种高级织物：罗、绫、绸、缎、纱、绢、绮。在衣物的款式、功能上也极为齐全，包括娘家为她精心准备的陪嫁和夫家为其添置的华贵的四季衣裳，除了常见的袍、衣、背心、裤、裙、抹胸、围兜、围件等种类外，还有香囊、荷包、卫生带、裹脚带这样的小件物品。
黄昇墓的丝织品和衣物的发现，不仅为研究中国古代纺织以及印染、刺绣、裁剪等工艺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同时也为了解宋代女性的各类服饰、饰品等提供了参照物。
“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是南宋诗人陆游对当时福建织造轻绢的形容。轻绢的质地轻薄飘浮，质感细腻滑嫩，是当时贵族们竞尚华美、追逐时髦的衣着。黄昇墓中有一件深烟色牡丹花罗背心，重仅16.7克。整件背心不仅轻盈若羽，同时剔透似烟，这不仅对缫丝技术有着很高的要求，同时对拈丝、络纬等技术要求也不低。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传世宋人画作《花石仕女图》，可视作对于黄昇墓出土绉纱背心穿用方式的图像注解——画中一位戴高冠的仕女，正是身着一件薄纱罗的背心，肩、胸与双臂隐隐裸显在朦胧的纱罗中。
提花·印金·刺绣
黄昇墓服饰面料的织造技法十分高超，采用粗细纬轮流投梭的织造法，细纬衬地，粗纬起花，充分表现出花纹的丰满和立体感。
提花织造的纹饰有暗花、小提花和大提花。花纹有牡丹、芙蓉、山茶、梅花、荷花、玫瑰、卷草等十余种，而以牡丹、芙蓉为主。布局自然，层次分明，争妍竞放，引人入胜。
这种以花卉写实题材作为提花工艺的表现形式，显得新鲜活泼，富有生活气息。可见宋代在提花工艺的构图设计方面，已经摆脱了汉唐时期以几何形、规矩纹、动植物纹为图案的作风，粗纬显花，花纹明朗丰满；在纹样设计方面还有一些比较大胆的创造，如写实和装饰图案相结合，更能增添画面的艺术效果和给人以清新的美感，“如官巷之花行，花朵、冠梳、钗环、领抹，极其工古所无也”。
黄昇墓的服饰制作样式也极为考究，泥金、印金、贴金、彩绘、刺绣等装饰技法在服装缀饰上广泛运用。其中，一件紫灰色绉纱镶花边窄袖袍上的花边装饰不仅有彩绘的百菊，也有印金的芙蓉花和菊花。
印金的成就使得这批服饰更添色彩，在随葬的九件袍子中，仅两件未用到印金的纹饰，而其他织物使用印金纹饰达到了80%以上，可见印金技法在这批服饰中的重要地位。印金的叶子里敷以色彩，鲜艳夺目、富丽堂皇；在蔷薇、菊花、流苏、芙蓉花的印金纹饰轮廓线条里，填敷以各种颜色，显得绚丽多姿。
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应梦袈裟”在浅蓝色斜纹地上印金，图案为阿拉伯风格的卷草牡丹，具有典型的宋朝风格。根据《日本高僧传》的记载，是与黄昇同一时期的无准师范（1179年—1249年）所用之物，袈裟上所展示出的娴熟的印金技术与黄昇墓出土的印金之物十分相似。
刺绣技法的高超，也是黄昇墓服饰的突出特点之一。针法多样，是迄今为止唯一发现的一批刺绣技法完整的南宋刺绣品，有齐针、铺针、接针、抢针、擞和针、打子、结子、施毛针等十余种针法。其中，辫绣、贴绣、钉金、打子运用得最为纯熟。
这批衣物上一般的花叶多铺针绣、茎锁绣（辫绣）、芯打子绣，也有采用贴绣、钉金、钉线与敷彩相结合的技法，与苏绣的工艺基本相似。3号和22号佩绶的图案和绣工是比较精细的作品，采用了擞和针绣、铺针绣、齐针绣等多种针法，图案组织匀称，各种花形特征比较明显。尤其是四只不同绣法蝴蝶的绣饰，纹样配置相宜，构图巧妙，线条流畅，色泽调和而又互相辉映。
新潮的户外婚礼
黄昇出生于书香世家，在没有仔细研读其墓志铭之前，我们对这个女子的认知局限于她墓葬中随葬品的奢华，但是细读其墓志铭之后，却在脑海中勾画出她那一场不平凡的士人阶层婚礼。
墓志中这样写道：以淳祐壬寅（1242年），父醴之，乃归于我季孙。既归，确守姆训，法度无违。越明年，余自泉还里，以二孙皆授室，宾祭之政，得所相矣！便当弃置家事，命伯子撰杖履，从长沮荷蓧辈，结偶于漆桥之间。一卮山酒，曵屣而歌，可以佚余年矣。
宋人很重视婚礼，程序和今天一些地区的习俗差不多，先给新娘梳妆打扮，然后把新娘迎接到新郎家，夫妻拜祖宗，拜父母，对拜，撒帐（抛撒糖果），饮合卺酒，还少不了结发，但这些都是在室内进行的。我们从墓志铭的记载可以看出，黄昇和赵与骏在赵师恕长子的主持下，举行的是在今天看来都很新潮的户外婚礼，追求隐士的足迹，“从长沮荷蓧辈”“结偶于漆桥之间”。这场婚礼应当是极具宋代文人气韵的，赵师恕对新人的婚礼十分满意。
漆桥位于现在福州新店的赤桥村内，南宋时期因风景之故已是福州文人墨客的休闲胜地。赵师恕在漆桥留下的石刻尚存，“岩溪翁赵师恕，邀清溪郑性之、中山李遇、三溪林元晋同游，时淳祐丁未（1247年）初秋上浣”。从赵师恕在福建省内交游所留下的各处摩崖石刻来看，黄昇同赵与骏的婚礼，还有可能聚集了不少朱熹门下的文人大家，“一卮山酒，曵屣而歌”，曲水流觞，文人雅聚，为此“可以佚余年矣”。
富人“三金”聘礼
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富贵之家给女家的聘礼要有“三金”，就是金钗、金镯、金帔坠，还有“珠翠特髻，珠翠团冠，四时冠花珠翠排环”等。
男家先三日还要送催妆花髻、销金盖头等。催妆花髻或就是唐代的义髻，上饰花钗；销金盖头就是今天所说的红盖头，销金是指贴金或织金的花饰。到了成亲时，新娘要戴上盖头到男家拜堂，再由新郎挑下盖头，露出芳容。
出身名门、嫁入皇族的黄昇的婚礼，大抵也是如此。从其随葬品看来，应当是将其所有的日用品都随葬，但却无金钗、金镯，仅鎏金银佩坠1件，鎏金银钗3件。银钗出土时，插在发髻正中和两边，与过去福州郊县妇女的“三把刀”有相似之处。
《宋史·舆服志》中记：“其常服，后妃大袖，生色领，长裙，霞帔，玉坠子；背子、生色领皆用绛罗，盖与臣下不异。”这里玉坠子是用于固定霞帔的，黄昇尸身上所带的那条霞帔有鎏金银佩坠作为固定，但是包袱中的一条霞帔就无此类压重用的配饰。
宋代女性在裙子中间的飘带上常挂有一个玉制的圆环饰物，叫作“玉环绶”，是用于压住裙幅，以使得裙摆不会随风飘舞而失优雅庄重之仪。黄昇随葬有2件罗制的褶裥裙，17件单裙，遗憾的是，黄昇墓中并无见到玉环绶。
理学影响仅限民间？
古代服饰具有政治符号的功用，它能够体现个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在“存天理，去人欲”思想滥觞的南宋，朴素和理性是世人对服饰理解的主要特征，加上宋历代皇帝多次申饬服饰“务从简朴”“不得奢华”，《宋史·舆服志》也这样记载，“妇人假鬓并宜禁断，仍不得作高髻及高冠”。
黄昇墓的随葬品，却打破了朱熹所倡导理学的各项规定。奢华、艳丽的服饰，还有高发髻，俨然是违背了《朱子家礼》中所倡导的服饰简朴的原则。作为朱熹徒孙的赵师恕与黄朴，究竟有否遵循师门教诲?在今人看来，他们为家中女眷准备已是极具奢华的服饰，是肆意铺张还是已有所收敛？抑或说，所谓的规定只是针对民间呢？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从以后的考古发现中去探索出合理的答案。
900多年前的一位17岁少妇，带着什么样的遗憾永远长眠，世人或许无法探寻太多的究竟，但从她所留下的一切，我们可以慢慢找出宋室南迁，给南方经济、文化、艺术所带来的刺激与发展。那些隐藏于皇室与民间、文献与实际的差距，也会因为她独特而丰厚的随葬品一一浮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