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科研成果及时得到转化，是惠州的政策需要着重考虑的。南方日报记者 王昌辉 摄
日前，《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正式发布，“强化广东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区、经济发展重要引擎的作用，构建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地”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一大目标。
这意味着惠州将以世界级湾区城市群一员的身份，将更加广泛、深入的参与全球竞争。如何实现创新发展，是惠州把握大湾区新机遇的必答题。
“如果说一个地方没有高技术产生来源，创新城市靠什么来引领？”不久前，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城市没有高技术产生来源，其创新发展必将成为难题。
这，也是现阶段惠州的难题：薄弱的高等教育与城市创新发展需求之间，严重不足的创新要素和产业升级的技术需求之间，均存在显著落差，在更大视野来看，又是惠州当下仍待提高的产业水平与“打造更具创新特质的智造高地”之间的差距。
惠州要创新发展，除了硬件的基础设施，在软件的政策上不可忽略。此前，国家已出台政策，鼓励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通过转让、许可或作价投资等方式，向企业或其他组织转移科技成果。惠州应把握这一机遇，率先酝酿和出台“惠州版”促进科技创新的细则以抢抓发展机遇。这其中，2016年，深圳出台的《关于促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措施》，对惠州有借鉴意义。
王彪
帮科研人员减负，为成果转化加力
任何一项游戏规则的设立，都建立在对参与者的深入了解和理解基础上。对于创新及其转化来说，只有针对创新者的痛点做文章，才能取得实效。
从事科研和创新的人员最感到烦恼的是什么？交通是否便利，资金是否充足，自然都足够重要，但对于一项正在进行的创新活动来说，这些问题要么已经预先解决了，要么还不足以对工作产生决定性影响。相比之下，围绕经费、报销、办证等各种琐碎事务性工作的干扰却往往让创新者不堪其扰。
深圳《关于促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增强科技计划项目承担单位的自主权。”具体来说，就是：项目资助资金不设置劳务费比例，会议费、差旅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可自行相互调剂使用，事后资助项目、股权投资项目资金不再限定具体用途……总之一句话，把经费使用的自主权下放。
相比于大手笔建设的交通建设和科学装置来说，这个细节或许不够吸引，但却体现了一个城市对创新氛围的理解。
创新及其转化是建立充分信任基础上的一种社会行为，尽量简化流程、放宽费用使用条件，体现的是政府对研究团队的信任，体现的是研究机构对科研人员的信任，意味着科研人员可以将精力更加聚焦在科研活动中。笔者此前听过不少专家诉苦：一个科研项目的带头人，往往要花相当时间和精力在各种账目的报销和抵扣上，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在项目中明确列出但确实必需的花费，让他们绞尽脑汁，甚至成为束缚研究项目达到预期效果的紧箍咒。
就惠州来说，大亚湾区近年来吸引多位香港教授到该区创业，简化的办事流程带来工作效率的提升，正是其鼓励科技创新的一大法宝。
在减负的同时，惠州还应制定措施，为科研成果转化增加动力。
深圳《关于促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措施》从三个方面激励成果转化：下放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权；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比例；创新政府采购机制。
总之，要让科研人员更多从科研成果中获益，不仅应激励已有成果的转化，更应激励他们在科研工作中就注意转化，注意到市场前景的空间，甚至主动与企业合作，不再是“论文式”科研，而是基于产业需求的研究。
发力共性研究，畅通“中试”渠道
科学研究可以分为两类：可以带来强烈外部性的行业内共性、基础性研究，针对具体产品满足具体需求的功能性、个性研究。由于共性研究往往投入大、风险大、收益不明确，只依靠市场往往难以解决，这时就需要政府加大扶持力度。
深圳《关于促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措施》提出“实施财政科技投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对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公益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的支持力度。”
落户惠州的中科院两大科学装置，也正是瞄准基础性研究而设立。笔者看来，要发挥好这两大装置，关键是惠州要用更大的视野看待科研活动。两大科学装置要在使用上对外开放，只要能带来科研成果、提高装置使用效率的，不应以科研人员是否在惠州工作，或者科研成果是否在惠州落地作为“准入”的条件。相反，要建立科学的申请、审批、使用机制，不断吸引科研人员在这里聚集，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吸引高层次人才，而惠州也必然会最终受益。
根据2017年初举行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消息，2017年将按照“成熟一个、启动一个”的原则，在重大创新领域启动组建国家实验室。在这方面，拥有两大科学装置惠州并非没有机会。特别是，惠州还有很多“创新牌”可以打：广东省内北斗首个开放实验室、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复明筹建的基础工程设施“工程医院”，特别是日前中国科交会的举办，更为惠州集聚创新资源提供了难能可贵的重要契机。
打通产学研，关键是将科学家的研究兴趣与产业的技术需求对接起来。然而，无论是科研还是成果转化，都存在一定风险，在很多时候单个项目失败的几率很高，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政府引导、鼓励建设新型研发机构、孵化器和“中试”场所。
所谓“中试”，就是产品正式投产前的试验，是科研成果到大批量投产的重要环节，一般中试成功后就可以进入量产，并投放市场。畅通“中试”渠道对解决科研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中山大学惠州研究院院长纪红兵就把该研究机构的14个“中试”基地视为科研成果产业化的关键平台。
惠州在新型研发机构的建设上正在全力推进，已经初见成效，但在“中试”场所的聚集和完善上仍有相当多的工作。如果说中大惠州研究院的14个中试基地初步解决了石化领域的“中试”难题，围绕电子信息等产业，特别是未来产业的发展趋势，惠州应早做谋划。
让科研“有利可图”，让企业分享成果
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无法走出实验室，很大的原因是缺少合理的“估价”手段和“变现”渠道。
笔者建议，对于有发展前景的科研团队，要允许、鼓励其以多种形式实现产业化，对科研成果则应逐步建立价格评估体系，估算价格后，还要建立“变现”通道，可作为公司股权，以畅通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路径。
在对有重大前景的科研团队加大扶持的同时，笔者认为，更多时候，政府应奖励市场，让市场选择企业，刺激企业联合高校、研究机构寻求创新解决的方法。
对此，深圳《关于促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措施》就提出，完善财政科技资金股权投资、贷款贴息、风险补偿等市场化手段支持技术创新机制。允许符合条件的事业单位代持政府股权投资形成的阶段性股权，并可按照协议约定退出。
与之相关的，惠州在出台鼓励创新的政策后，还应根据惠州创新发展的具体情况，不断建立和完善专项配套措施，比如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的管理，科研成果价值评估细则等等，尽早做到从研究数据到最终产品的每个环节都有政策支撑，从而打通产学研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