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卢女士给知音热线打来电话：
我叫卢茵，今年27岁，江苏宿迁人。2010年大专毕业后我和相恋三年的男朋友分手了，失恋的痛苦让我无所适从，于是我决定出去旅游散心。到了别的城市后，我跟爸妈和哥哥打过电话，可能是因为我过于伤心的口吻，爸妈还有哥哥都觉得我因为承受不了失恋的打击而精神上出现了问题。当他们追问出我的所在地后，竟然大老远跑来将我带回宿迁老家!然后我被迫去医院进行检查，医生鉴于我情绪偏激过度而诊断我患了偏执症! 当我还没有来得及从失恋的情绪感冒中缓过来的时候，我已经被扣上了精神病的帽子!我拼命和家人解释，希望他们能理解我一时的情绪失控，但是他们只是一再劝我要听话，要配合医生的治疗。
2013年，我和老公武源浩结婚了，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精神病所以就没把我当初的病史告诉老公，每天须要服用的药物我也只说是减肥药。而武源浩从未觉得我有任何异常，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些药是治疗精神病的。由于服药以及精神上的痛苦，我在2014年6月怀孕后流产了，这时我才终于明白这顶精神病的帽子让我连做母亲的资格都没有。于是，我偷偷地停药了。而父母和哥哥仍然认为我需要治疗，每次趁武源浩不在场都要逼着我吃药。
2015年年初我发现自己再次怀孕了，为了保住这个孩子，我瞒着爸妈和老公武源浩来到了常州。我姐姐在常州开药店，我每天都到店里帮忙，安心待产。6月10日，爸爸和哥哥赶来常州，口口声声说我不能这样打扰姐姐一家的生活，要我跟他们回去。这时候，武源浩也知道我的精神病史了，他无法相信这一事实，可是抵不过爸爸和哥哥的强势，他只得同意我跟家人回老家宿迁。我知道一旦回家还是要继续服药。抚摸着肚子里的孩子，我最终含泪做出了决定：我被迫住进淮安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病医院)，这样既不会打扰姐姐一家，也不用被爸爸和哥哥强行带回老家!
而这次入院后，我几乎天天做噩梦，不是梦见自己被电疗就是被捆起来。老公武源浩经常来看我，我求他带我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可是医院根据我之前的病史称只有爸爸来接才能放我出去。老公看着我几近崩溃的样子，他也忍不住流泪了。他说：”茵茵，你再忍忍，我想办法叫爸爸来接你出去。”7月份，爸爸终于来接我出院了。武源浩说我现在特殊时期，回宿迁不合适，不如先去他老家盐城，那边有他妈妈照顾。我爸爸看着我的大肚子，终于同意了老公的提议。
8月29日，我生下了一个女儿。武源浩开心极了，爸妈也十分欣慰。他们不再提我精神病的事情了，也不再逼我吃药。现做女儿一个多月大了，我却不敢给她喂母乳。说起来原因很可笑，这场精神病史好像一场噩梦，让我不断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有病，所以我不敢给孩子喂奶。我也不肯回到父母身边，就一直和老公住在盐城，准备做点小生意。
我曾经最渴望的事情就是给我进行一次正规的精神病鉴定，然而现在我已经是孩子的妈妈，身边的人也不知道我有过这样一段惨痛的经历，这种渴望一度变得不再那么强烈。而且现在我的生活好不容易恢复了平静，这是我多年来不曾有过的幸福时光。但是只要一看到女儿，心中的隐痛又无数次袭来：如果我不摘下精神病的帽子，那么她这辈子就会有一个精神病妈妈。我不知道如何是好......
编后：知音记者还采访过卢茵的闺蜜周凌，周凌是她大学时代的室友。据周凌称，卢茵当时失恋确实极度伤心，在寝室里闷了几天不肯出门，所以出去旅游散心实属正常。她还说虽然卢茵平常性格比较冲动，但是行事并不偏激。在卢茵住进淮安市第三人民医院后，周玲曾经多次前去探望，她看到的不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卢茵，只是一个无助的待产母亲。卢茵在老家宿迁曾开办过新星暑期辅导班，教授英语和语文，还加入过汶川地震后心里咨询组织，她把自己被诊断为精神病后的治疗过程写成了日记。卢茵告诉知音记者，她问过律师，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精神病鉴定方面的法律，对一个人是不是精神病，完全取决于医生的观察和主观诊断，国家也没有出台统一的标准，有很多情绪感冒的患者会被误诊为精神病患者，被亲人送进医院。她本人就是一个情绪感冒的患者，她认为自己根本不是精神病，最多只是抑郁症的一种。她家的经济条件不算富裕，为了给她看病花费不菲。她相信家人为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爱，只是这份爱太沉重，让她窒息。 (因涉及隐私，本文人物为化名)
整理/兰心江苏省卢女士给知音热线打来电话：
我叫卢茵，今年27岁，江苏宿迁人。2010年大专毕业后我和相恋三年的男朋友分手了，失恋的痛苦让我无所适从，于是我决定出去旅游散心。到了别的城市后，我跟爸妈和哥哥打过电话，可能是因为我过于伤心的口吻，爸妈还有哥哥都觉得我因为承受不了失恋的打击而精神上出现了问题。当他们追问出我的所在地后，竟然大老远跑来将我带回宿迁老家!然后我被迫去医院进行检查，医生鉴于我情绪偏激过度而诊断我患了偏执症! 当我还没有来得及从失恋的情绪感冒中缓过来的时候，我已经被扣上了精神病的帽子!我拼命和家人解释，希望他们能理解我一时的情绪失控，但是他们只是一再劝我要听话，要配合医生的治疗。
2013年，我和老公武源浩结婚了，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精神病所以就没把我当初的病史告诉老公，每天须要服用的药物我也只说是减肥药。而武源浩从未觉得我有任何异常，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些药是治疗精神病的。由于服药以及精神上的痛苦，我在2014年6月怀孕后流产了，这时我才终于明白这顶精神病的帽子让我连做母亲的资格都没有。于是，我偷偷地停药了。而父母和哥哥仍然认为我需要治疗，每次趁武源浩不在场都要逼着我吃药。
2015年年初我发现自己再次怀孕了，为了保住这个孩子，我瞒着爸妈和老公武源浩来到了常州。我姐姐在常州开药店，我每天都到店里帮忙，安心待产。6月10日，爸爸和哥哥赶来常州，口口声声说我不能这样打扰姐姐一家的生活，要我跟他们回去。这时候，武源浩也知道我的精神病史了，他无法相信这一事实，可是抵不过爸爸和哥哥的强势，他只得同意我跟家人回老家宿迁。我知道一旦回家还是要继续服药。抚摸着肚子里的孩子，我最终含泪做出了决定：我被迫住进淮安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病医院)，这样既不会打扰姐姐一家，也不用被爸爸和哥哥强行带回老家!
而这次入院后，我几乎天天做噩梦，不是梦见自己被电疗就是被捆起来。老公武源浩经常来看我，我求他带我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可是医院根据我之前的病史称只有爸爸来接才能放我出去。老公看着我几近崩溃的样子，他也忍不住流泪了。他说：”茵茵，你再忍忍，我想办法叫爸爸来接你出去。”7月份，爸爸终于来接我出院了。武源浩说我现在特殊时期，回宿迁不合适，不如先去他老家盐城，那边有他妈妈照顾。我爸爸看着我的大肚子，终于同意了老公的提议。
8月29日，我生下了一个女儿。武源浩开心极了，爸妈也十分欣慰。他们不再提我精神病的事情了，也不再逼我吃药。现做女儿一个多月大了，我却不敢给她喂母乳。说起来原因很可笑，这场精神病史好像一场噩梦，让我不断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有病，所以我不敢给孩子喂奶。我也不肯回到父母身边，就一直和老公住在盐城，准备做点小生意。
我曾经最渴望的事情就是给我进行一次正规的精神病鉴定，然而现在我已经是孩子的妈妈，身边的人也不知道我有过这样一段惨痛的经历，这种渴望一度变得不再那么强烈。而且现在我的生活好不容易恢复了平静，这是我多年来不曾有过的幸福时光。但是只要一看到女儿，心中的隐痛又无数次袭来：如果我不摘下精神病的帽子，那么她这辈子就会有一个精神病妈妈。我不知道如何是好......
编后：知音记者还采访过卢茵的闺蜜周凌，周凌是她大学时代的室友。据周凌称，卢茵当时失恋确实极度伤心，在寝室里闷了几天不肯出门，所以出去旅游散心实属正常。她还说虽然卢茵平常性格比较冲动，但是行事并不偏激。在卢茵住进淮安市第三人民医院后，周玲曾经多次前去探望，她看到的不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卢茵，只是一个无助的待产母亲。卢茵在老家宿迁曾开办过新星暑期辅导班，教授英语和语文，还加入过汶川地震后心里咨询组织，她把自己被诊断为精神病后的治疗过程写成了日记。卢茵告诉知音记者，她问过律师，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精神病鉴定方面的法律，对一个人是不是精神病，完全取决于医生的观察和主观诊断，国家也没有出台统一的标准，有很多情绪感冒的患者会被误诊为精神病患者，被亲人送进医院。她本人就是一个情绪感冒的患者，她认为自己根本不是精神病，最多只是抑郁症的一种。她家的经济条件不算富裕，为了给她看病花费不菲。她相信家人为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爱，只是这份爱太沉重，让她窒息。 (因涉及隐私，本文人物为化名)
整理/兰心 编辑/刘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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