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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瑜 女 44岁】
【自由谈】人类的真正感情，让成见给束缚了。
【前话】
谎言太多了，我甚至在怀疑，究竟还有没有真相。
甄瑜的故事里面，几乎每个人都在说谎。无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谎言永远无法给人以信心，结果总是让人失望。
20年前，一个男人对甄瑜撒了谎，留下她一个人面对儿子的降生;20年来，甄瑜对儿子撒了谎，让他一直相信一个赌徒就是他的爸爸;赌徒对她们母子撒了谎，每天输钱的他竟然还有另外一个家……谎言连着谎言，第一句说谎了，后面，竟然再也无法回到真相。
小时候，表哥偷了姨妈的钱买来糖果给我吃。姨妈发现口袋里的钱少了，就问表哥是不是他偷的。
表哥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抬手指着我说：“是她偷的”。我嘴里面正含着糖果，小嘴被撑得满满的，根本无法说话。姨妈把这事儿告诉了我妈妈，我回家就挨了打。从此，我特别憎恨说谎的人。
1983年，已经22岁的我在
石家庄的一个毛纺厂当工人。当时我跟厂里车队的司机小张正在谈恋爱，双方父母已经见过面，就等着单位分房子结婚了。
可是这时候，单位里来了几个大学生，一下子成了厂里的“红人”，搅动了所有未婚青年的心。
潘大庆是河北大学的毕业生，来我们厂的时候，他已经31岁了。因为他长得又高又白，在那几个大学生里面非常显眼。
工会特别组织了全厂大会来欢迎他们，站在礼堂主席台上，他们一字排开向大家鞠躬，潘大庆抬头的时候大家都热情地看着他。
他当时看见了我，眼神在我的脸上停留了一下，然后他笑了，有点腼腆有点坏。我想他应该是看见我了，禁不住也有些高兴，全然忘记了坐在不远处的男朋友。
半个月后，潘大庆被分到我们染整车间当技术员，我们经常在车间里见面，慢慢地说话也多起来了。那时候，工会每个星期在食堂组织一次青年舞会，我本来不怎么去的，因为小张和我都不太会跳舞。
可是自从大学生们来到厂里，舞会上的人就变得多了起来，连我也悄悄地跑去观看，暗中跟着同事们学起了三步、四步。
有一天，快下班的时候，潘大庆走过来问我：“小甄，明天晚上的舞会你去不去?”
我笑了笑，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想说不去，可是明明心里面想去;想说去，自己又不怎么会跳。
“我得问问小张。”我没想到自己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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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结婚就管这么严呀?小张这小子命可真好。你这么漂亮，还这么听话，我要是没结婚，非得跟小张争一争。”我没想到潘大庆会这样说。
“潘师傅，你这是说什么呀。”
第二天的舞会我没有参加，却收到了潘大庆一封热情洋溢的情书。情书的大概意思就是，他回去以后想了很久，他觉得自己特别喜欢我，但他又很矛盾，因为我是花样年华，而他已经结了婚，是个有妇之夫。
他虽然知道这样的感情违背社会道德，但还是无法抑制对我的感情。如果我能够给他一个机会，他愿意回老家跟他妻子离婚，和我一起寻找我们的幸福。
他在信里还写了一些关于他的妻子和家庭的事，说他老家的妻子多么没有文化，跟他之间如何没有共同语言，他选择上大学就是为了躲开那个家庭，去寻找属于他自己的幸福。
我第一次收到男人的情书。潘大庆的字迹刚劲有力，每个字都像一把小铁锤敲在我的心上。
他问我懂不懂什么是爱情，他问我对小张可有刻骨铭心的感觉。我扪心自问，我和小张就像千百对普通男女朋友一样，我们相互关心，我觉得他老实可靠，他觉得我温柔善良，至于“刻骨铭心”，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让我有一点点心动，小张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宿舍里只有两个人，我等同事睡着以后，用被子蒙着头，打着手电筒看他给我的情书，脑子里面不由自主地把小张和潘大庆进行着比较，但是理智告诉我，我不能接受一个结了婚的男人，可是情感上，我已经悄悄地向潘大庆解除了防线，只是这个时候我自己还不相信。
潘大庆的这封情书写得太动人了，我没舍得扔，锁在更衣箱里，想多看几遍再扔。
结果有一天，情书从我的更衣箱缝儿掉到了同事的更衣箱里，潘大庆给我写情书的事儿就成了全厂皆知的秘密。
恼羞成怒的小张叫了车队几个人把潘大庆臭揍了一顿，年轻的女工全离潘大庆远远的，好像他是一个大色狼。过了几天，饱受嘲笑的小张跟我分手了。
我们分手的消息就像潘大庆给我写情书那件事儿一样，一夜的时间就传遍了全厂。
当我从值班室窗前经过的时候，我看见潘大庆鼻青脸肿地一个人躲在里面，心里忽然觉得酸酸的，于是就多看了几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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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大庆刚好抬头，看见我正在向值班室张望，他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他想站起来说什么，我赶紧转身离开了。
我相信我跟潘大庆是有缘的。20年了，我自己也分不清潘大庆对我是不是真心，但我宁愿相信他曾经真心。虽然他欺骗了我，但是现在我已经不恨他了，因为他还给了我一生中最好的礼物———我的儿子。
小张和我分手没有半年的时间，就跟我们车间另外一个女孩儿结婚了。
潘大庆毕竟是大学生，他领导的两次技术创新都获得了市里的嘉奖，他被破格提升为技术科的副科长。人们渐渐忘记了潘大庆给我写情书的“丑闻”，对他依旧报以热情的微笑。春风得意的潘大庆再一次把眼光投向了已经单身的我。
有一天晚上，我下中班回宿舍，快到宿舍楼下的时候，潘大庆忽然从路旁的树后面跳出来，将毫无防备的我拉到了黑暗处。我吓得大叫，“啊”了一声，就被他用手捂住了嘴。
“是我!是我!你别喊!”我看清了潘大庆的脸，没有再喊。他把捂在我嘴上的手拿开，压低了声音说：“小甄，我还是喜欢你，你跟我在一起吧，我一定对你好。”
“不行，你都结婚了。”
“我可以离呀!只要你答应我，我过年回家就跟她离婚。”
“人家会说闲话的。”
“咱俩一结婚，哪儿还有什么闲话。”
“我们家要是知道了，也不会同意的。”
“我现在是副科长了，过不了多久就会变成正科长。你爸妈愿意你嫁给司机还是科长?”
“……”我没有话说。潘大庆看出我有点儿动摇，话锋一转，捧起我的脸看着我说：“别的都不说了，你也喜欢我对不对?你为什么不敢正视自己的感情呢?你为什么要欺骗自己呢?”
我看见他英俊的脸严肃而认真，他深邃的眼神坚毅而笃定。我回过脸不敢再看这张英俊的脸，我怕自己会坚持不住而点头答应他。
可是就在我扭转脑袋试图离开他的手掌时，他的一双热唇却不容分说地压了下来。我躲闪不及，便开始推他，可他却把我搂得更紧了。
那次接吻之后，我默认了这种关系，在同事们窥探的眼光里，我和潘大庆悄悄地恋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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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母听说了这件事以后，我妈哭了一天，说我不听话，以后一定会后悔;我爸稍微理智些，让潘大庆到我家去，问明情况后，当着我爸的面，潘大庆发誓年底回老家离婚。
那一年的春节，我印象异常深刻。正月初十，潘大庆从老家回来了，可是他没有直接来找我，还是我在男工宿舍门口堵着了他。当时他手里面拿着一个风车，正在逗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儿。看见我出现在宿舍门口，他那洋溢着笑容的脸立刻僵住了。
“你回来怎么不去我们家?这是谁家的孩子?”我径直走上去。
“这是……小芬，叫阿姨。这是我的孩子。”潘大庆声音很低地说。
啊?我觉得脑袋一涨一涨地，虽然我早就知道潘大庆有孩子，但我也从来没想过这个孩子会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眼前。
我曾经自欺欺人“善解人意”地认为，潘大庆离婚也不会是简单的事，所以哪怕等上一两年，我还是等得起的。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骗自己，也会这么快就被揭穿。
“我一说
离婚的事儿，她就寻死觅活。一个春节都没有过好，她差点儿跳了河。我怕她再出事儿，她说要跟我来石家庄，我就带她们娘俩儿来了。”
“那你把我往哪儿放?我怎么办?”
“你先忍一忍，她们住些日子就走。”“潘大庆!你这婚到底离得了吗?”
“离!离!可是你别这么着急，你得给我时间呀!我总不能看着她闹出人命。”潘大庆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身边的女孩儿不解地看着我们，踮起脚想要潘大庆手里的风车。
我拿过那个风车，低头递给小女孩儿。女孩儿高兴地对我笑着，甜甜地叫了我一声“阿姨”。这一声叫得我心里一颤，一种罪恶感袭上心头。
不知道那个因为潘大庆闹离婚而寻死觅活的女人长得什么样?如果她现在出来，会不会明白眼前的一切?我是要继续留在这里，还是赶快离开?还要不要等?还要不要等待他不知何时才能实现的诺言?
我心里苦苦的，看着面前的潘大庆———他的脸英俊依旧，却没了那天的认真;他的眼神深邃依旧，却没了那天的笃定。我不知道自己还要等什么。
“别着急，慢慢离。我不逼你。”我忽然的态度转变，让潘大庆有点吃惊，继而他变得惊喜，情不自禁想拥抱我。我退后一步，闪身躲开了他的拥抱。
“你爱人在吧?看见了不好。”潘大庆会心地点点头，眼睛里飘出了挑逗的信号。“明天我去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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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些天吧，等她们走了。”
“对，反正咱们有的是时间。”潘大庆语气轻松了很多。
我走到女孩儿的身边，这孩子长得很像潘大庆，她抬起脸又喊了一声“阿姨”，我摸了摸她那光滑的脸蛋儿，微笑着对她说：“再见了，小姑娘。”
20天以后的一个下午，医院证实我已经怀孕52天。妈妈哭着要去找潘大庆拼命，爸爸问我想怎样?我说，找个人嫁了，只想要这个孩子，就是缺胳膊少腿的残疾人，我也嫁。
一个多月之后，我挺着微微隆起的肚子，跟刚刚刑满释放的张原结了婚。张原除了一间房子，什么都没有，所有的家具、被褥都是我家陪送的。我嫁给他只有一个条件：对孩子永远保守秘密。
我结婚的消息让厂里的每一个同事感到吃惊，只有潘大庆异常冷静。自从我穿着大红的新娘套裙出现在厂里，潘大庆就再也没有跟我打过招呼。
后来，我的肚子渐渐隆起，潘大庆每次遇见我都要盯着我的肚子看看。有一次，他大概是考虑了很久，径直走过来，压低声音问：“是不是我的?”
“不是。”
“你肯定?”
“你别做梦了。”关于孩子，潘大庆只问过我这一次。我躺在医院里临产的时候，潘大庆已经收拾行囊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好多年后，有人在北京看见了潘大庆，他经商下海，已经是一个特别有钱的大款了，但老婆还是原来的那一个。
张原用我给他的两千块钱承包了一个副食店的大肉柜台。为了照顾儿子，也为了大肉摊子的生意，我辞职了。
张原大概是远离幸福太久了，他好像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他对我们母子还算不错，儿子学会走路之后，他还买来一个小足球送给他。可是随着大肉摊子生意越来越好，我们的收入多了，张原的老毛病也回来了。
他喜欢赌博，当初就是因为赌输了钱，半夜抢劫被判刑的。现在家里的大肉摊子越来越红火，他过去的那些朋友不知怎么就闻见了“肉味儿”，隔三差五就来找张原玩儿牌。张原一开始还说不去，但禁不住人家诱惑，朋友找的次数多了，他就跟着人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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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儿子已经5岁了，肉摊子上的生意我也可以照看。
张原出去玩儿，我其实心里挺反感，因为卖大肉这生意又脏又累，赚的全是辛苦钱;可反过来想想，我怀着孩子嫁给他，儿子也不是他的，这件事怎么也是个亏欠，所以他出去玩儿，我也不好说什么，张原每次出去就从柜上拿30元钱，后来变成了50元，再到后来变成了100元，最后发展到四五百元。
张原的手气时好时坏，手气好的时候，能赢个百八十块的，回来还给儿子买点儿吃的;手气不好的时候，他就输个精光，在外面喝得烂醉，进门倒头便睡。
我因为始终对张原怀有愧疚，所以对他赌钱的事儿一直没有特别阻止。我总觉得，只要日子还过得去，输点儿就输点儿，我们娘俩欠人家张原的，比他输的这点儿钱要多很多。
儿子上初中了，我们家的生意做得特别好，雇了两个伙计，我和张原都轻闲了很多，这时候我才有时间好好观察张原，才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我们一起生活了12年，张原恢复赌博也有六七年了。在这六七年里，我们两个人的交流很少，他早出晚归，我们同床的时间很少，几乎成了有名无实的夫妻。
我曾经想，不管张原心里怎么想，作为一个女人，我还是应该多关心他，哪怕替他添一件衣服，也会让他觉得家庭有温暖。
可是，变天的时候，我发现他并不需要我提醒，就适时地换上了毛线衣;他柜子里的衣服并不多，我也没见他在家里洗衣服，可他身上总是干干净净的。
我第一次仔细观察他，就凭着女人的直觉发现了非同寻常的问题。我于是开始不露声色地注意他，张原继续不定期从柜台上拿钱，有时一两百，有时四五百，他通常把钱往口袋里一装，转身就走，出了肉店就打车。
于是有一天，我故意从家里提前出来一会儿，在张原每次出发方向的一条大路上等着。
一辆辆出租车从我面前经过，我忽然看见了张原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正在跟司机高谈阔论。我立刻拦了一辆车，跟在张原的后面，径直跟到了一个小区。
张原似乎跟小区里的人很熟。那些遛弯儿的妇女们都跟他打着招呼：“回来了?”
我很纳闷，如果张原是来打牌，为什么会跟小区里的人这么熟识呢?如果他只是一个打牌的赌徒，那些人也用不着跟他说“回来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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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了”，这表明张原不是“来”，而是“回”，小区的人们是把张原当成了特别熟识的朋友，才会对他说“回来了”。
我跟着张原进了一幢楼，张原“噔、噔、噔”小跑着上楼，根本没有注意到跟在后面的我。
他大约上到3楼的时候，我才刚走进一楼的楼道。只听见钥匙在门锁里旋转的声音，接着便是开门声，一个小女孩儿清甜地叫着：“爸爸!爸爸!回来了!”
我瞠目结舌，愣在了楼道里。
我不知道张原的那个家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也不知道那个家的女主人跟我有什么不同或相似，我更不知道那个有着甜甜声音的女孩子几岁了。我不想知道这些，因为我压根就没有资格。
一年以后，我跟张原离婚了。离婚是我提出来的，他一点也不惊讶，也没有任何反对意见。
儿子为此还特别伤心，觉得失去了爸爸，张原总算还对得起我，直到离婚那一天他也没有说出实情，儿子依然蒙在鼓里。
离婚以后，我们母子过了几年安稳日子。2000年，肉店所在的马路进行拓宽改造，我干脆关了店，想用手里的钱干点儿别的。
但我真不是一个经商的材料，先后投资的净化水系统、工程涂料和电缆生意都赔了钱，就剩下十几万的老本，我再也不敢动了。
那年我儿子上高三了，他长到一米八四的大个儿，英俊帅气的样子使我想到了潘大庆。经过一个夏天的煎熬，儿子考上了湖南的一所大学，临行时我给他带了两万元钱，我说：“别在外面委屈了自己，没钱就给妈妈打个电话。”
半年之后，儿子打电话来说自己交了女朋友，还准备买电脑，我又给他汇了一万块钱。
对儿子，我从小就是有求必应，因为他没有亲生父亲在身边，我对他一直瞒着，这件事儿也是我对他的亏欠，所以我只有多满足他的愿望，心里才会觉得舒服些。
幸好儿子也算听话，考上大学，现在又交了女朋友，一切都那么顺利，只是要点儿钱罢了。
儿子寄来了跟女朋友的合影，那是个漂亮的上海女孩儿。给儿子汇钱的时候，我心里挺高兴的，憧憬着自己的后半生终于将要迎来幸福了。
我想我该给儿子预备一套婚房了，可是手里的钱只够买一套二手房。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怎么忍心让他住二手房呢?
我开始向一些朋友打听投资的渠道，一个老朋友介绍了在天津做生意的林姐，她准备开一个歌舞厅，还差10万元的投资，正在找投资人。于是我就入股了，拿着我最后的10万块钱，跟着林姐来到了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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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里我才知道，这个歌舞厅根本就不是在市区里，而是开在城郊接合部。这样的歌舞厅怎么能赚钱呢?
我有点儿着急，埋怨林姐没跟我说清楚，就把我带到天津来，而我的10万元钱，也已经投资进去，拿不出来了。林姐劝我说，别着急，咱们自有赚钱的办法。
到了晚上，我第一次坐在吧台后面，大概10点多钟，一些男男女女开始陆续登门，跟白天那冷清的景象截然不同。
我很好奇，这些人都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尤其那些穿着劣质连衣裙的女孩子们，白天的时候明明还在小作坊里做工，到了晚上就花枝招展地来歌舞厅了。
11点以后，要包厢的人多起来。我始终坐在吧台后面，静静地看着歌舞厅里的一切，灯光越发昏暗起来，有的台子上点的小蜡烛也熄灭了，整个歌舞厅里最亮的地方就是吧台这里，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烟雾，啤酒的味道也夹杂在其中。
包厢里传出了隐隐约约的喘息声，我诧异地看着林姐，似乎明白了她所说的“生财之道”。这时候音响师将音乐的声音稍稍调大了一些，音乐声盖住了不和谐音，幽暗的灯光里我什么也看不清楚了。
有时候，人是身不由己的，我虽然觉得这样的歌舞厅很肮脏，但毕竟自己的血汗钱投在里面，我还是从心里期望它能够给我带来效益。每个晚上，包厢费加上酒水费，每一对男女至少消费两百元，我们每天的收入在两三千元。看着那些年轻的女孩子，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我只好把善良收起来，低下头数我手上的钱。
儿子又来电话了，说要从宿舍搬出来住，租房子、买家具需要钱，我又给他汇了一万元。大学一年级还没有结束，我已经给了他4万块钱了。儿子问我在天津的歌舞厅开得怎样，我说挺好的，他说放暑假要来玩儿，我支吾着告诉他回头再说。
【后话】
令甄瑜没有想到的是，她后半生唯一的希望竟然给了她最后的一击：儿子竟然也骗了她。当她在天津胆战心惊地赚着这样的“脏钱”时，有一天，一个女孩儿突然打电话告诉她，儿子在长沙被警察拘留了。
甄瑜赶到长沙，把吸毒的儿子带回了
石家庄。儿子被学校开除了，甄瑜给他的4万块钱全被他吸光了。她把儿子送进戒毒所，希望强制戒毒能给儿子带来新生。另一方面，她回到天津以后，开始了主动的容留介绍卖淫。
所有的谎言直到甄瑜走进劳教所的这一天才真正结束。现在，她终于可以真实地活着，只有此时的空气，才那么清新，没有欺骗。甄瑜说，等到回家那天，她要把儿子的身世告诉他。
20年了，所有的噩梦都该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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