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前提是实现结构转型
滨海时报：我国2010年人均GDP已经突破3945美元,根据世界银行对世界各经济体的最新分类标准,我国已经步入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要想从中高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您认为还需哪些条件？
马晓河：从中高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需要具备两个７０％和６０％的结构指标，其中消费率和城市化率达到７０％以上；服务业比重和中产阶级达到６０％以上。因此，中国要想成为高收入国家，核心问题是结构转型。
滨海时报：近几年，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理论界热议的问题，从您的学术研究领域和专业眼光来看，在新时期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结构转型，具体要转什么？
马晓河：根据世行定义，“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通俗来讲就是“低的竞争不过劳动成本廉价的落后国家，高的竞争不过技术创新的发达国家”。这个阶段，前期经济社会发展所积累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方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所以经济增长就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
那么，中国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迈向高收入国家，需要实现以下五个转变：
第一，支持需求结构调整。实现由外需导向、生产型结构向内需导向、消费型结构转化。
第二，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结构由过去的以工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变，工业结构由低端制造为主向中高端制造为主转变。
第三，支持资源要素结构调整。最终使中国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依靠科技进步的集约型转化。
第四，支持社会结构转型。实现人口结构向市民社会（市民占大多数的社会）转型，人群结构向中等收入为主的橄榄型社会（中间大两边小）转型。
第五，支持政治结构转型。推进重要关键环节变革，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体制创新，建立公平的政治权利结构，为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创造制度条件。
可以看出，这五项都是结构转型，实际可以归纳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三大类。
滨海时报：有专家戏称，中国有两个筐：改革是个筐，经济结构是另一个筐。那么，中国若想进入高收入国家，实现结构转型，这两个筐中都装有什么有利因素？
马晓河：一是，从需求方面。内生增长动力进一步增强，内需将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特别是人口聚集，收入增长和消费政策不断完善，尤其是80后、90后将来成为社会主流群体后消费将提高。
二是，从供给方面有以下几个特点：
全民共识，发展动力强，国家想干事、干好事，行政效率强；
“十二五”规划，各地相继谋划了一大批发展项目，刺激增长，特别是城镇化带来的增长潜力巨大；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实施区域发展规划，有利催生一批新的产业增长点和区域增长极；
国家实力雄厚，外汇储备大、人民币储蓄巨量、政府和机关储蓄多，这有利于经济结构转型。
结构调整面临国际压力
外部环境挑战大于机遇
滨海时报：尽管中国转型具有有利条件，但我们也清晰地看到当前国际环境的变化给中国带来不少压力，过去我们经常讲“机遇大于挑战”，教授您认为这句话还适用于当今国际形势下中国转型面临的国际压力吗？
马晓河：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国家政治经济环境恶化，现在可以说是中国面临的“挑战大于机遇”。我从三个方面解释一下：
一、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对中国正在形成“军事合纵”，美国进入亚太地区，联合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甚至联合越南、菲律宾，正在对中国形成“包围圈”。在“军事合纵”下，中国不得不拿出大量的军事资源和政治资源应对。在经济贸易方面，以美国为首的亚太自贸区、欧洲自贸区都想把中国排开在外。
二、世界供给结构重大调整将给中国带来空前压力，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从需求看外需下降，危机后美欧等国家改变高负债消费和过度依赖虚拟经济的增长模式，政府压缩公共支出，家庭居民提升储蓄率，降低消费率。去杠杆化制约外需，美欧国家在减少中国需求，立即影响中国的出口。将使我国以外需为目标的巨大产能难以释放，而且在国外中国人还正在减少甚至停止购买中国产品。
其二，从供给看供给替代，市场出现了洪都拉斯、孟加拉、越南、印度、印尼、斯里兰卡、埃塞等劳密产品对中国产品替代。这些国家学习中国生产经验，但是生产成本比中国低很多，导致中国产品被替代。
其三，劳动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影响出口产业利润空间。2005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24%。人民币对欧元从2009年10.2升至8.22，升值19.4%。2010年6.19改归一揽子货币后，人民币兑美元由6.8275升值至6.1665，升值9.7%。这样我国出口产业利润几乎为零。
其四，从贸易看，外需空间受挤压。碳减排标准和碳税正成为世界通行贸易准则，挤压我国外需空间。
三、国内大幅增加投资，导致产能利用率下降。中国制造也产能利用率只有70%，接近30%闲置，服装产业接近一半闲置。
滨海时报：这些压力的产生，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
马晓河：因为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把自己定位在产业价值链低端。在国际产业分工“微笑型曲线”，左右两个上端是附加价值高、污染低、利润高的产业环节，中间加工制造的环节污染高、利润低，中国当前无论是高科技产业还是劳密产业几乎都在加工制造环节。例如中国为美国加工的芭比娃娃，从设计、原料采购、运输、订单处理、工厂制造到批发零售总价值9.9美元，制造环节只有1美元，仅占总产值的10%，但污染占到80%。
结构调整陷入双重困境
中国期待改革整体设计
滨海时报：按照教授所讲的，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目前过度出口不可持续，高投放、高耗能、高排放、低成本扩张也难以为继。那么，理论上有没有一条理想途径帮助中国实现转型呢？
马晓河：理想途径一是调整需求结构，扩大内需。二是调整产业结构，降低低端产品生产，扩大中高端产品生产。不过实践中，中国当前调整经济结构、转换社会结构，面临着国内的扩大内需难和调整产业结构难双重困境。
滨海时报：扩大内需，拉动消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百姓，但是在我国老百姓口袋中没钱，就没有消费，导致“储蓄是高铁，消费是牛车”，消费水平上不去，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马晓河：从需求方面看，调整需求结构，扩大内需，特别是把消费作为战略重点，困难重重，关键我国的体制和政策利于储蓄，不利于消费。首先从宏观上，国民收入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发达国家目前老百姓“切”国民财富74%，发展中国家是68%，而中国只有53%。微观上，我国的财务分配两极化。收入水平高的增长水平快，收入低的增长慢。
滨海时报：总体看，中国是中等收入国家，我国人均GDP是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是产业结构是典型的生产型结构，甚至是“产业处于中低收入国家阶段”。中国面临调整产业结构难的困境，主要原因是什么？
马晓河：供给长期超过需求，产业严重偏向制造业，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严重偏低。
一是农业内部稀缺要素过度流出，而现代物质技术不及时，造成农业现代化步伐滞后工业现代化。中国农业遇到的问题是成本上升，收益率下降，农民没有能力向农业投入，地方政府又不愿意向农业投入，中央政府投入到农业领域的资金不够。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农业都实现了现代化，而中国农业怎样实现现代化是现实问题。
二是第二产业结构存在虚高度化，缺乏原始自主创新体系，缺乏国际生产技术体系和国际市场销售网络体系。这就导致中国的制造业成本上升快，效益下滑快，缺乏核心竞争力。
三是第三产业发展既总量不足，又存在内部结构矛盾。总量不足是在二元结构下，农民进城难、服务需求总量上不去。在出口导向支配下，中国工业、制造业把服务延伸国外，造成生产性服务业不足。从内部结构看，我国商业餐饮、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比重较大；邮电通讯、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科研开发等新兴服务业发展比中部高，速度仍偏慢。此外，我国服务品质和技术水平不高。
因此，我国现有产业结构在中低收入阶段，受既有财税体制刺激，以增GDP和财政收入为目标，以出口为导向、利用城乡二元结构下较低的资源成本和劳动资源成本优势，借助三股力量形成的产业结构。这是一种典型的生产型结构，“生产型社会”配套的产业结构，如果不对体制进行改革，不建立新的激励和考核机制，不构建消费型社会，产业结构很难调整和转型。靠一个省和一个开发区改革根本不可能，中国到了一个需要顶层和整体改革的时期。
滨海时报：最后，请就中国结构转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谈一谈您的建议。
马晓河：为向高收入经济迈进创造制度条件，开拓市场空间。有三条途径：第一条是抓紧时间培养和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第二条是加快城镇化，调整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将更多公共资源用于城镇化，积极推进人的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第三条是提高农村和落后地区人口消费能力。
按照生产要素在城乡、区域间自由流动，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原则，实施城乡、区域产业联动发展，克服产业成本上升难题，构建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互进空间体系。纵向延伸产业链，横向发展产业集群。
利用外汇资源，加大对高端技术及产品进口力度，加快资本流出的市场化，取消对私人资本的流入限制。
加快对传统产业改造步伐，促进农业、制造业走向高端化、细分化、低碳化、信息化之路。
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进节能环保，信息技术，生物产业、高端制造业等七大战略性新兴发展方向。
加快推进体制改革，将来中国将是一个“三多”社会，即未来城镇人口占多数，中产阶级占多数，消费占多数，这都需要制度创新。
来源：滨海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