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3月4日消息（记者孙冰洁）保障儿童权益一直是全国两会关注的重点，近年来，与儿童保护有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两会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中。2017年儿童保护取得哪些进展？公众需警惕哪些新问题？多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聚焦儿童保护问题，呼吁推动相关法律和制度的完善，更好地保障儿童权益。
“父母要上好第一堂教育课”
自2013年起，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以下简称“女童保护”）每年都会发布一个案例报告，分析前一年媒体公开曝光的性侵儿童案例以及团队在一线的调研结果。日前《“女童保护”2017年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正式发布，据“女童保护”统计，2017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4岁以下）案例378起，与2016年相比呈下降趋势，同时儿童接受性教育的比例也上升至85%以上。
但面对熟人的猥亵行为，情况则不容乐观。城市儿童中，选择“当时忍忍，事后告诉家长”的占39.16%；农村儿童中，这一比例则为12.69%。而在面对熟人性侵的情况下，不论是农村儿童还是城市儿童，选择不告诉家长的比例都高达90%。
全国人大代表、厦门市丽行公益慈善会发起人刘丽分享了自己作为一名母亲的亲身经历，她认为无论是教育孩子还是保护儿童免受伤害，父母都要上好给孩子的第一堂保护课。“孩子一出生后父母就要做榜样，孩子不是看父母说什么，而是看你怎么做。比如面对熟人想要摸摸孩子脸蛋的行为，父母要有分辨力，大人也要意识到自己的言行举止有没有触犯文明或者道德规范。”
“社会要加强对留守儿童的自我保护教育”
与猥亵儿童案件同时存在的，是防性侵教育存在的地区差异。2017年“女童保护”对儿童防性侵教育现状的调查，选取了北京、辽宁、山东等地作为取样地区，分别在“女童保护”儿童防性侵课程讲座前后进行问卷发放，在对收集到的12464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后发现，55.17%的农村儿童未接受过防性侵教育。
刘丽来自劳动力输出大省安徽阜阳，自己幼时也是一名留守儿童，她告诉记者，自己生活中接触最多的就是留守儿童群体的母亲。“每次过年要返程的时候，我常看到不少孩子都抱着爸爸妈妈，不让他们走。刘丽认为，留守儿童因为父母不在身边，多是由祖父母进行隔代看护，内心缺乏关爱，同时也缺乏必要的安全教育。这使得农村儿童对性侵缺乏认识，从而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她建议除了政府和社会组织发力外，每个人都应该担起教育下一代的责任，让孩子学会自我保护，为此，刘丽打算今年在日常工作以外，在厦门的打工子弟学校进行24场公益演讲和爱心讲座，帮助儿童树立自我保护意识。
从立法层面完善儿童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儿童保护，除了从前端进行预防，对有猥亵儿童前科者如何监督其出狱后的行为？要不要限制他从事跟儿童接触的职业，怎么限制？
目前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1条规定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但没有直接法律处置未与未成年人发生关系的人。
除了进行预防外，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科院副院长赵皖平提出要加大从立法层面进行遏制的建议。他认为当前未成年人保护法对罪犯惩罚力度尚不足够，“始终站在道德层面而不是法律方面，犯罪者永远不会止步，只有严法才能遏制这些。”
为此，赵皖平表示，他将在两会上关注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的议案，特别是对农村女童的保护方面建言献策，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女童能够健康成长。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胡卫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实施信息公示。通过公示监管，让有猥亵儿童前科者跟青少年儿童隔离。胡卫认为简单把性侵者解除职务，其极有可能换一个地方继续作案，目前国内尚没有建立对这类群体的“防火墙”制度，而国外对有猥亵儿童前科者有很长时间的隔离期，其可以从事一些体力劳动，但这个工作不能跟未成年青少年有任何接触，“我认为这个是我们这方面的欠缺，所以这方面希望将来法律法规要有完善的制度。要把他与儿童隔离，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信息公开。”胡卫说。
信息如何公开，公开到什么程度？胡卫建议可在较发达的城市先试点，然后再逐步推广，最终在全社会形成一张有效的防护网，让犯罪分子无机可乘。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红宇进一步建议，修改猥亵儿童罪的量刑力度，另外在加强宣传教育的同时，还应加强对未成年人社会监护制度建设，建立处理猥亵儿童案件“一站式”询问机制，以及受侵害儿童事后救援机制，既要让犯罪分子无机可乘，同时也要使受害者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接受到及时与专业的救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