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信仰与忠诚
周琪
进入自治区公安厅的“广西公安博物馆”和南宁市公安局的“警察博物馆”，展台上父亲的画像和陈列柜中他的遗物赫然在目。他是作为广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捍卫新生红色政权作出突出贡献的英模人物而入选博物馆的。2016年元月，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也将他的事迹收入了13集全国公安国保大型历史教育片《忠诚》之中。
父亲过去究竟做过什么贡献？为什么能成为英模人物？我竟然在他去世之前一无所知。不知道年轻时的父亲曾是一名出色的侦察员，只知道他是一名普通公安干部，一位整天只会埋头工作、无暇顾家的“黄牛”。直到他离我们而去，我才在一些资料中慢慢清楚起来……
父亲叫周毓斌，生于1909年。童年时家境贫困，为寻求生计，父亲稍长时便随兄长参加国民革命军。在抗日战争中，伯父在昆仑关战役中牺牲，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彼时父亲随桂系军队在另一抗日前线安徽省驻防，职务为少校营长。由于长期耳闻目睹旧军队的种种弊端，对追随国民党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信心逐步消失，对抗战前途更为忧虑。为追求真理，父亲经常到驻地附近的书店探寻、购买一些进步书籍。随着觉悟提高，父亲产生了要靠近中共的意识，点燃了他要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热火。然而，父亲与中共地下党组织交往的情况不久便被其上峰察觉。父亲被阻止接近中共党组织，并被调回了广西后方。直到1949年夏天，中共南宁城工委的地下党员唐平来到我们家，并由此翻开了父亲人生崭新的一页。
唐平与父亲同是都安老乡，且早在1943年就相识和意气相投，都对国民党统治极为不满。后唐平于1947年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期间他还了解到父亲在百色专署保安队任职时数次通风报信给我党领导的游击队，使游击队免遭围歼，了解到父亲对我党的深厚感情。唐平领受组织上交付的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转化的任务时，第一个便想到我的父亲，了解到父亲有迫切加入我党组织的愿望，唐平便将相关情况向上级汇报，把父亲列入培养对象。在南宁解放前夕，父亲终于在南宁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
父亲入党后的第一项任务便是策反国民党的上层军政人员。为此，他将原顶头上司百色专署专员凌压西、南宁军官总队参谋长濮圣楷这些老熟人为重点，继续联系马宗骥、凌庭富等10余名校级以上军官，成立“民主人士联谊会”，为南宁解放做贡献。但此时南宁另一个地下党组织也在做这些人的工作，后来这项任务转交该组织负责。
1949年12月4日，南宁解放。父亲即编入解放军13兵团政治部保卫科任侦察员，南宁市公安局组建后转入该局政治保卫科任侦察员。
父亲虽然担任我方的侦察员，但其对外身份一直没有暴露，依然以旧军人的身份留在南宁。因为当时南宁虽然解放，但广西毕竟是桂系军阀的老巢。在当时复杂的情况下，重拳清匪反特仍是第一要务，侦察和情报工作十分重要。
当时，父亲按照组织安排，在南宁的闹市区兴宁路开办了一家香烟行，对外是做香烟生意，其实是有利于接触各种人物和情报的收送。由于他旧军人身份，再加上巧妙伪装，敌方逐步把他作为“自己人”，很快就将其吸纳进土匪队伍的核心层。这样，匪特内部的各种活动他都能参加，掌握了大量情报并及时报送。
据2000年编纂的《南宁市公安志》记载，在剿匪期间，经父亲一人侦察破获的土匪、特务案件就占南宁市公安局政治保卫科破获案件的三分之二，仅一年，他就侦破了10个重大敌特案件，使匪特的各种阴谋、企图和破坏活动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正是依靠了像我父亲一样的南宁市公安局一批出色侦察员的努力，全市当时一直没有发生过政治影响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严重的敌特破坏案件，新生红色政权得到巩固和发展。1951年1月，毛泽东同志发来专电，对广西的剿匪工作成绩表示了充分的肯定与祝贺。
由于父亲在剿匪期间，勇敢地打入匪巢，破获许多重大案件，南宁市公安局在1951年首次庆功大会上给父亲记了该局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特等功。
父亲侦破的许多重要案件给敌人造成了很大损失，也引起了他们的警觉。他们经过排查，终于确定出父亲的真实身份。为此，敌人组织了两次对他的暗杀行动。
第一次由一名自称老乡的人来到我们家，说是想让父亲帮其介绍工作，父亲没有想到这是一名特务分子。当时，我们家租住在南宁市金狮巷，周围常有人来往，特务尚未动手得逞就案发被我公安抓捕，审讯他的公安局预审员恰好是我的堂兄周锡权，用堂兄的话来说是“全家捡回了几条命”。
第二次时我们家搬到南宁市民族路18号，那是在共和路侧边的一条小巷，当时叫“棉花村”，比较偏僻。我们居住在一间简陋老屋里，实际上是南宁市公安局的一个秘密联络点。然而，这个地点后来被特务探查到。一个冬夜，冷雨飕飕，路上无人，父亲在路上被埋伏的几个特务扑倒，被连砍几刀鲜血直流，他奋力反击并大声呼救，附近群众闻声赶来抢救了父亲一命。
父亲对敌人的斗争是毫不留情的，但对家庭、子女、同志特别是对党组织却是一往情深、爱憎分明。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及其对工作的负责态度，长年在外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种常态。我虽然和父亲一起生活了18个年头，但实际能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尽管如此，为使我们以后人生路走得正，他从未放松对我们的教育与要求。记得小时候，他就严厉规定我们不得随便接受别人送或给的东西，说这是“剥削”。长大后，又反复告诫我们参加工作坚决不能在“财、色”两个字上犯错误。
父亲不仅严格要求我们，自己也身体力行为我们作表率。尤其对待遇、职务、级别等，他一直看得很淡。立了特等功，他从不向组织要什么，一直两袖清风。1959年他作为下放干部到南宁的一个乡，还定期带领农民到我们住的公安宿舍并带头挑大粪。
特别令我们感动和深受教育的是他对党组织的深厚感情，尤其是在一些关键节点上用自己发自心底的言行作了最好的体现。
早前，父亲加入我党地下组织的情况母亲并不知晓，觉得仅靠开个香烟行做点小生意难养活一家人，更担心的是父亲是旧军官，日后凶吉难料。为此，她与做实业的姨父商量，说好两家人一起去香港。但父亲知道后坚决不同意走，还劝姨父说：“共产党是很开明的，现在新中国刚建立，国家正是用人之际，我不能走。”就这样，我们家不但不走，连姨父夫妇也被他说服留了下来。
随着父亲工作的不断展开，母亲终于知道了他的真正身份和工作特性，同时也增加了对他经常身临险境的担忧，曾劝说父亲调到二线岗位外。父亲语重心长地跟母亲说：“组织把我放到这么重要的岗位，不努力工作怎么对得起党、对得起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母亲便不再提这个话题。
“文革”到来，父亲经历磨难，在任何情况下他始终把党籍看得比生命还要贵重。在他1966年离去前夕依然嘱咐我们：“要听党的话，努力学习和工作……”父亲一生的心目中，党永远是最高的信仰、最深的挚爱。
1983年，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沐浴下，父亲的错案得到平反与昭雪，并获得党组织的高度评价与肯定。父亲那种忠于理想、忠诚于党和人民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后辈秉承他的遗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