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了官司，却拿不到钱，判决书成了一张“法律白条”。长期以来，执行难是困扰法院工作的突出难题，不仅影响社会诚信，更严重影响了司法权威，被喻为“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藩篱”。近日，全国人大调研组来沪召开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调研座谈会。据悉，上海“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质效走在全国法院前列，多项关键指标位列全国第一。
样板法院：多项关键指标位列全国第一
“向执行难全面宣战，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 2016年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吹响了向执行难全面宣战的“冲锋号”。
同年，最高法院将上海确定为两年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重点推进地区之一。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将执行工作列为对上海法院工作专项监督。上海高院则提出了“一年大见成效、两年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努力将上海打造成执行环境最好、执行效率最高的地区之一”的工作目标。
经过不懈努力，上海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执行质效走在全国法院前列。
市高院院长刘晓云指出，两年多来，上海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41.58万件，结案40.71万件，执行到位金额1301余亿元，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法定期限内实际执结率99.88%。据最高法院上半年排名，上海法院实际执结率、法定期限内结案率、执行结案平均用时等关键指标位列全国第一。7月10日，最高法院在基本解决执行难第三方评估样板法院情况通报中将上海高院确定为“解决执行难样板法院”。
提速：绕地球六千多圈的路让数据去跑
“样板法院”如何炼成，狠抓执行办案质效是根本。
执行难，难在找出财产。司法实践中，有的当事人不讲诚信，故意把财产转移到他人名下，等到执行阶段，早已无从查找。如何防患于未然？
“让数据多跑路、让数据多说话”是上海法院解决执行难的“秘笈”。
市法院以建设“数据法院”、“智慧法院”为契机，以信息化为引领将信息化融入执行的各个环节，努力提高执行效能。建立了执行流程管理及财产查控信息体系，目前，已与工商、房产、银行等41家相关单位建立了“点对点”查控，实现对被执行人股票、房产、存款等网络查控。对此，市高院工作人员曾作出形象比喻“两千万条与银行之间的‘点对点’信息查询，如果按传统办案方式，行车公里数相当于绕地球六千多圈，而利用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则不是问题。”
在此基础上，市高院还积极研发“执行案件综合管理系统”。该系统具有执行案件流程节点信息公开、执行环节全程监督、执行事务集约化办理等百余项功能，当事人输入自己的案号，即可查询相关案件信息，实现了执行信息全程公开、全程留痕、全程可视、全程监控。以一个案件为例，其执行流程被分为几十个关键节点，每个节点的进展状况都在系统里一清二楚，执行案件办到哪一步，哪一步耗时多久，均能看得清清楚楚，法院内部是否存在消极执行、拖延执行、不规范办案等问题也一目了然。
此外，市高院还研发应用执行案款管理“E号通”。实行“一案一人一账号”管理机制，实现案款发放公开透明、管理规范有序、监督有力有效，切实提高案款管理的规范化水平。
增效：联合惩戒让“老赖”寸步难行
执行难，更难在需要多方协调。如何做好解决执行难这项系统工程？
上海高院积极推动“党委领导、政法委协调、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办、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综合治理执行难的工作大格局，形成全社会共同解决“执行难”的强大合力。市高院与市发改委、公安、税务、房产等46个部门签署失信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并分别形成执行协作会议纪要。
这份备忘录涉及近80项具体惩戒措施，包括金融信贷、民商事交易安全、食品药品经营、安全生产、国有企业监督管理等多个重点领域，从市场准入、项目审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财税补贴、法定代表人任职、工作人员招录、文明单位参评、旅游、度假、限制出境等多方面对“老赖”实施监督和惩戒，最大限度压缩“老赖”生存空间，提高违法失信成本，促使失信被执行人主动履行执行义务。
数据显示，联合惩戒机制实施后，约2.24万件案件的被执行人主动履行生效裁判确定的义务，同比上升16.5%。
对此，身为律师的市人大代表金永红深有感触，“我有个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列入失信名单，无法坐高铁、飞机，压力特别大，”金永红表示，作为被执行人代理律师，近年来也感觉到明显压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法院破解执行难工作的成效。
代表声音：如何在“刀刃”上用力
在交出骄人成绩单的同时，上海法院在破解执行难问题上如何进一步提升“体感温度”，让执行人体会到更多的获得感？
在市人大金永红看来，找到最高效的方法和途径，在“刀刃”上用力是关键，而其核心是做好两件事――一是控人，二是控制财产。
“比如在找人方面，目前上海的做法是形成联动的工作机制，这当然很好，但还不足够。”金永红认为，目前的联动机制对协同部门缺乏强制约束力，在实际操作中容易使效果“打折扣”。他建议，能不能借鉴一些外地省市的做法，把对老赖的联防联控纳入相关协同部门的考核指标，同时拨付经费，增加其人、财、物的力量。金永红认为，考核就是强制力，“不存在商量――你配合我还是我配合你”。
“在控制财产方面，我们有了大数据共享，有了‘点对点’查控的框架布局，但还没有做到全覆盖，”金永红指出，从现有框架到全覆盖之间的路径将越来越艰难，更需要最顶层的设计和制度安排，特别是涉及跨省市的案件。他表示，要真正做到控制财产，就要大幅缩减中间环节，“最理想的目标是，法官坐在办公室就能查控被执行人在全国各地所有存在方式的财产”。
“当然，要给予法院方面以利器，也要增加相应的监督，”金永红也提出，法院方面应进一步发挥大数据系统作用，不断推进信息公开。例如，一个案件进入系统后，多少天以后完成哪些执行任务，工作做到哪一步，这些内容都应当向当事人公开，“在破解执行难问题方面，当事人的监督是最好的‘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