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分过后，鄱阳湖进入枯水季，大片湿地开始裸露在阳光底下。图为9月24日，余干县康山乡渔民在鄱阳湖中拉网捕鱼。本报记者 涂序理摄
中国江西网讯（记者魏星）千百年来，鄱阳湖区的老百姓与鄱阳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的血管里面流淌着的血液是和湖水搅在一起的，浸透了鄱阳湖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的元素，汲取着鄱阳湖带来的丰富物产之利。长期以来，鄱阳湖区的民众，撒网打鱼，以湖为家，筑屋在湖边，倚湖栖居。鄱阳湖区的产业兴衰与鄱阳湖水乳与共，息息相关。
延续近五百年的“开港”
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是江西儿女的母亲湖。不仅有悠久历史、秀丽风景和动人传说，更有“靠湖吃湖，靠水吃水”的渔家儿女及其世代相传的渔业习俗。
自古以来，生活在鄱阳湖边的渔民，在与湖同呼吸、共命运的岁月里，创造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物质文明，更是延续下了传统渔俗文化。每年禁渔期结束，鄱阳、余干、都昌等地渔民会约定日期，备美酒，买爆竹，驾渔船，如梭似箭，云集于余干县下泗潭集体捕鱼，场面铺天盖地十分壮观，名曰“开港”。这种传统习俗从明嘉靖年间起形成，一直延续了近500年。
明代人吴守为曾有一首诗，生动地记录了余干县“开港”的盛景：“渔人湖上阵鱼丽，结队连舟十里围。击楫鸣榔同战鼓，烟蓑雨笠是征衣。水廉钻破金鳞窜，浪锦翻开玉鬣飞。网撒网收循序进，回来较胜猎禽归。”而渔民捕鱼归来的欢乐情景，则可以用唐代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的名句来形容：“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
今年6月20日，“开港”盛景又一次在余干县鄱阳湖畔康山大堤上演。当天，千余尾渔船插上统一制发的小三角红旗，以鸣枪为号，先后次序，如潮水般涌入湖水深处。彩旗飘飘、渔歌阵阵、锣鼓喧天、千船竞发、张网捕鱼。
传承近500年的“开港”习俗，折射着是渔民们对鄱阳湖风调雨顺，渔业兴旺的祈盼。
“一虾难求”的尴尬
经过3个月的休养生息，鄱阳湖第16个禁渔期结束，渔民又开始了新一年的捕捞作业。然而“开港”之后，渔民们发现，作为鄱阳湖近年来水产资源的新生力量――小龙虾的产量重蹈前几年的低产覆辙。
康山码头是鄱阳湖小龙虾最大的集散地，但是今年，当地小龙虾产量锐减了七成，每天发往全国各地的龙虾数量1万公斤左右，仅为去年的10%。
“产量如此少，这是最近几年没有过的。”余干县瑞洪镇的渔民老朱说，开湖后，以捕捞小龙虾见长的他们，每天早出晚归，每天至少耗掉两三百元油费，收获的却是一次次失望。运气好的话，一艘船一天也就只能捕捞50公斤小龙虾。
产量锐减导致供不应求，价格也是一涨再涨。今年小龙虾的零售价开始每公斤18元至25元，后面涨至每公斤40元至50元，市场需求大，供不应求，价格持续走高。
随着鄱阳湖小龙虾名气的日益提升，近年来，江苏、浙江、安徽、湖北、上海、河南、山东等外地客商涌入余干、都昌、鄱阳等地，收购、贩运、加工鄱阳湖小龙虾的客商数量逐步上升，大家都知道鄱阳湖的小龙虾品质好。
然而，摇身一变成为了“贵”族的鄱阳湖小龙虾，价格虽涨但产量连年走低，这让渔民们很茫然。
贱卖的水产品
鄱阳湖的草南昌人的宝，这里说的“草”便是藜蒿，鄱阳湖畔有人养它，靠它致富；各大饭店里有人把它做成佳肴，供人品尝。可有人曾告诉记者“我第一次吃藜蒿是在武汉”，还有人质疑“藜蒿是鄱阳湖产的？”其实，不仅是藜蒿，鄱阳湖的鱼、螃蟹以及其他农产、水产品都面临着这样一个现实――不知出处，没有名号。
9月12日，在鄱阳湖锣鼓山码头，我们见到了57岁的余干县康山乡袁家村渔民袁永岩。一见面，他就和许多当地人一样问我们“吃了鱼没有”。这个十几岁就上船打鱼的普通渔民，30多年来，无论他走得多远、学了多少先进技术，他都没有想过要离开家。
“没有哪儿的水比这儿好。”袁永岩布满皱褶的脸上，露出朴实的笑容，黝黑的皮肤上刻满了湖风的洗礼。每天早上6时，袁永岩就带着妻子、儿子和儿媳在码头开始收购渔民们打来的鱼。
“大家送来的鱼，我们不分大小、不分品种，按每公斤8元收购。我们再把收来的鱼按大小、品种分类归仓。”袁永岩指着装满鱼虾的塑料框说，渔民捕来上岸的主要是鲇鱼、黄颡鱼，而鳜鱼、白鱼等因为价格好、市场需求旺，早就在湖中就被浙江、江苏鱼贩给收走了，然后贴上他们的知名商标用高价卖出去。
“外地人说起我们鄱阳湖的鱼，就是野生、天然这样原生态的词，所以很多人对鄱阳湖鱼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向往。”对于鱼价，袁永岩比别人敏感，但也很疑惑：“大家都知道鄱阳湖的鱼好，为什么却卖不起价钱？现在和10年前价格差不多。”
坚守挣扎的渔民
“鱼越来越少，现在很难打到大鱼。”停在鄱阳湖畔三庙前乡渡头村码头的船老大曹国先告诉记者，每年3个月的禁渔期，他们响应国家政策不下湖捕鱼，如果年景好，鄱阳湖水退得慢，禁渔期结束后能赶在枯水期来前打4个多月的鱼。但今年水涨得早、退得也就早了，他们可能要少打1个月鱼。
在曹国先的记忆里，上世纪90年代初的鄱阳湖总是烟波浩渺。晨曦里，一艘艘乌篷船撩破水面，他摇桨，妻子撒网。湖水清冽，渴了就直接用葫芦瓢在湖里舀瓢水喝。那时候，一天之内能看到两次江豚。暮至时分，晚霞浓郁，渔船摇桨归家前再撒一片渔网，墨绿绳网搅碎了湖面上夕阳。
上世纪90年代，鄱阳湖的渔业由传统渔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过渡。湖面的木筏船渐渐被机动铁皮船替代，曹国先就是在上世纪末换上机动船的，一小时水程从几公里迅增至十几公里。捕捞工具的更新换代大大提高了捕捞效率，加上洪水年份较多，鄱阳湖在上世纪90年代捕捞量始终处于较高水平。1998年大水那一年，鄱阳湖的鱼类捕捞量甚至高达7.19万吨。
“现在打鱼太难了，我家祖上八辈子都是渔民，但我的孩子都不会撒网了。”曹国先感慨，现在，鄱阳湖低枯水位加剧提前，让大批渔民无法正常生产。因为没有农田，年轻人外出打工或者从事水上运输，年纪稍大的渔民就只能在家闲着。
作为粮食主产区和生态敏感区，工业发展严重不足，滨湖四县大量劳动力外流，外出务工人数（110万）占全省五分之一。
但被问及为什么还打了这么多年鱼，而没有早点改行时，曹国先说，自己不愿像其他人一样洗脚上岸，因为他习惯了湖区自由自在的生活，日子再难心里也踏实。
“过山车”的余干辣椒
从余干县城驱车4公里，到达洪家嘴乡枫树辣椒生产基地，只见成排钢架大棚拔地而起，大棚内辣椒长势喜人，不少农户忙于采摘装篓。
29岁的李泽华，是余干县丰收辣椒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谈起余干枫树辣椒的辉煌就眉飞色舞。从他的话语中，我们得知余干枫树辣椒种植有600多年历史，曾经是“朝中贡品”。2012年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辣椒产业博览会上，余干枫树辣椒被评为最贵辣椒，当时最高卖到每斤200元甚至400元。
“枫树辣椒名气大了，结果余干到处是枫树辣椒，甚至鄱阳、万年等地也纷纷引种，打着枫树辣椒的牌子。”李泽华说，“当时李家村的人除了卖辣椒，还育秧苗卖钱，没想到却搞乱了市场。”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对余干枫树辣椒保护培养意识淡薄，加之椒农粗放管理，致使枫树辣椒品种品质逐渐退化，产量一年不如一年，形成不了一个稳定的产品市场。
实际上，现在真正产自余干的枫树辣椒少之又少。当地人告诉记者，“现在余干枫树辣椒多是海南产的。辣椒喜热，我们这边种植受季节限制，所以海南人从我们这里买种子回去种，还是叫余干枫树辣椒，但吃起来比我们的差远了。谁都知道余干的枫树辣椒顶顶好。”
由于海南种植辣椒产量高，近几年余干枫树辣椒的价格，跟过山车似的，高的时候接近100元，而低的时候甚至不足10元，每年的价格就是在这样的区间大幅波动，但总体价格，呈逐年下降趋势。
苏醒的都昌白茶
都昌县白茶产业异军突起，感觉就是这两年的事。近年来，该县白茶面积不断扩大，产量不断增加，成为该县发展优势的特色农业经济产业。
说起都昌白茶，不得不说一个与安吉白茶“联姻”的故事。位于都昌县西北部的苏山乡因山得名，由于紧邻鄱阳湖，有着优良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成为我省不可多得的白茶产业基地。2006年，苏山乡成功引进浙江安吉白茶品种，率先在环境优美的元辰山进行种植。由于地理环境优越、气候温润，白茶香味浓郁、白化度高，深受江浙一带客户青睐，每到产茶季节，外地上门收购茶叶的老板络绎不绝。起初几年，新茶上市时，浙江商人都以每公斤10元、20元不等的价格大量收购，然后经过加工包装，贴上安吉品牌，再以每公斤1000元的高价卖出。
看到自家种植的茶叶价格翻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利润都被外地人赚去，苏山乡的村民觉醒了。2015年，苏山乡投资300余万元新建茶叶加工厂，引进了从摊青到包装的全套先进茶叶加工设备，并注册“元辰山白茶”商标，形成了种植、加工、销售的产业链条。
如今，依据苏山乡的成功模式，都昌县利用荒山荒坡，大力发展白茶产业，已经辐射到全县10余个乡镇，白茶种植面积1.4万亩左右，产量达100吨以上，面积并以每年2000亩增速，形成了白茶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产业链，并在全国统一叫响了“都昌白茶”品牌。
稻米的升级效益
“一亩稻花香十里，一家煮饭百家香。”说起万年，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它的稻米。从千年贡米，到如今走上百姓餐桌；从推车叫卖，到打进沃尔玛、麦德龙等大型超市，再到在北京等大城市开旗舰店；从简单的粮食加工产业到如今的以“米”字为主题的生态文化旅游产业……
“一粒稻米”，演绎了万年产业发展升级的传奇。当地万年贡集团大力整合32家粮食加工企业，确立集团品牌经营战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把“小、弱、低、散”的加工企业资源整合起来，形成“联合舰队”，打“稻作发源地”这张王牌，用稻作文化把“万年贡”做成高端礼品米。
“现在最贵的万年贡米为每公斤180多元。”万年贡集团董事长蔡阳厚说。除了研发高端产品，该公司还着力打造以“米”字为主题的旅游文化产业，投资27亿元，建设占地面积达1000亩的“国米”生态产业园，做好“米”字旅游观光文章，将其3000亩水稻种植基地零散地有偿出租给城市中高收入人群，让他们利用周末、假期栽秧、收割，公司负责日常田间管理服务。
这种以旅游观光、休闲娱乐带动稻米产业延伸发展模式，打造出了一个农业与工业、农业与第三产业成功对接，实现产次融合快速发展的样本。
芡实的产业链条
对于芡实，鄱阳湖畔的余干人并不陌生，这种“水中人参”的种植历史在当地已有几百年。但三塘乡的一家工厂却让许多人大开眼界：芡实竟然可以加工成饼干、酒和饮料；每年6月芡实花开时，能吸引不少外地人专程来赏花观景，吃一顿芡实“养生宴”。
江西明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付晓介绍，公司建成了全国最大的芡实产业园，年加工芡实1.5万吨，研发出了市场前景广阔的芡实酒、粉、饼干、饮料等系列产品，把市场售价每公斤40元的芡实粗产品，加工成400元一罐的养生膳食粉，“身价”涨了10倍；
作为“中国芡实之乡”，目前余干芡实种植面积有10余万亩，打造了辐射全国的芡实产品展示交易中心，形成了集种植、加工、贸易、科研、观光、物流为一体的芡实产业链，既推动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也实现了新型工业对现代农业的反哺。芡实产业的崛起，成为余干现代农业“接二连三”的生动样本。
瓜农的品牌之路
一排排整齐的水泥架子上面爬满了藤蔓，藤蔓下挂满了一个个碗口大的青色瓜蒌，长势甚是喜人。面对自家80亩瓜蒌，都昌县徐埠镇合力村村民袁国斌脸上洋溢着喜悦的表情，“再过一个月，我家的瓜蒌就要成熟了，看这架势，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小小瓜蒌浑身是宝，瓜子可以吃，瓜根瓜皮可做中草药。单就瓜子来说，袁国斌算了一笔账，瓜子亩产最低150斤，高的达300多斤。“去年，我把瓜子进行包装售卖，注册了‘徐埠’牌商标，价格是市场价的两倍。”
别人家的瓜子市场价是每斤25元，袁国斌家的“徐埠”牌瓜子则是每斤45元。说起自家瓜子卖高价，袁国斌兴奋地说：“以前我家瓜子也是坐等瓜子厂业务员上门收购，去年开始我就不卖给他们。当时家人为这事埋怨我好几天，人家不来收购瓜蒌，瓜子就会卖不出去。但是我坚持要走自己的品牌之路。”
袁国斌觉得，自己辛辛苦苦种的瓜蒌，由人家来定价，看人家脸色，自己始终处于被动局面，只有从“二道商贩”手里蹦出来，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如今，袁国斌的“徐埠”牌瓜子还在淘宝、微信上开了店，进行网络销售。
乌鱼的生态畅想
鄱阳湖畔得天独厚的水资源优势，让滨湖沿线做足了特色水产养殖文章，吃上了“生态饭”。
余干县瑞洪3000亩乌鱼养殖基地位于鄱阳湖东南岸、信江入鄱口处，是全国最大的乌鱼养殖基地。现在，该基地出产的“鄱湖牌”乌鱼已成功申报国家“绿标”，“游”上了国内各大城市及欧美、东南亚等地的餐桌。
刘光明是余干县瑞洪镇渔业大队的渔民，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在鄱阳湖里捕鱼。2012年，刘光明投资50多万元，在瑞洪乌鱼基地承包了30多亩精养鱼池，每年对外销乌鱼数十万公斤，每年纯收入达四五十万元。从最初的捕鱼到规模化养殖，刘光明只是余干县鄱阳湖畔众多渔民的一个缩影。
瑞洪镇党委委员涂春华介绍，瑞洪镇乌鱼养殖得益于鄱阳湖良好的生态，多数投喂鄱阳湖的小鱼、小虾等鲜活饵料、基本不喂饲料，走的是规模化、标准化、特色化、效益化的现代渔业发展路子。卖出去的乌鱼价格比其他地方的乌鱼每斤贵上10元。
如今，在余干县，由捕捞能手转变为养殖专家的有3000人，产值已经超过2亿元。而这一切，则要归功于鄱阳湖的生态经济。
新兴产业“风光”无限
末伏虽过，太阳仍然毒辣。但对于都昌县徐埠镇象山村村支书谭天助来说，太阳越晒，他越开心――这意味着，村子荒山上的那片光伏扶贫电站将“晒”出更多的财富。
“别看电站占地面积不大，但一年的发电收益在5.5万元左右。这笔收益可以保障16位贫困户，每人每年至少3000元的现金收入，而且扶贫对象不是固定不变的，只要脱贫了，就会有新的扶贫对象加入。”谭天助用心盘算着村里的“脱贫账”。
象山村的光伏电站，是都昌县光伏扶贫项目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都昌县把光伏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精心谋划、加快实施，探索走出了一条引领贫困户脱贫、贫困村摘帽的“阳光路”。目前，该县196个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已全部并网发电，预计每个贫困村可年均获利5万元以上，每年可为光伏扶贫电站联结的贫困户增收4000元。
除了光伏，在鄱阳湖畔，吸引我们的还有一座座高耸的“大风车”，既扮靓了湖景山色，又给千家万户送去了绿色电能。我省风能资源主要富集于环鄱阳湖区域，风能储量可与同纬度的沿海地区媲美，达到了全国风能资源丰富区和较丰富区的标准。2007年11月，我省首个风电项目――矶山湖风电场在都昌县大矶山正式开建，这是我省能源供应中首次有了风电这一清洁能源。至今，我省已先后在鄱阳湖畔建成了长岭、大岭、老爷庙、笔架山等多座风电场。
现在，太阳能光伏、风力发电、生物质能发电等清洁产业纷纷落户鄱阳湖沿岸县市，环湖地区成为中国新能源产业的集聚地。
产业发展兴盛的未来
日前，我省公布了《关于支持鄱余万都滨湖四县小康攻坚的指导意见》，给政策、给项目、给资金……让鄱阳、余干、万年、都昌4个县产业尽快“强”起来，“壮”起来。
――建设鄱阳湖东岸400万亩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积极发展淡水鱼类、珍珠、特种水产的健康养殖；大力发展茶叶、蔬菜、芡实、水果、鄱阳湖藜蒿等特色农产品；
――做大做强“鄱阳湖大米”“鄱阳湖大闸蟹”等品牌；扩大鄱阳“春不老”腌菜、余干辣椒和芡实、万年贡米和珍珠、都昌黑芝麻和蔓荆子等地理标识农产品种养规模；支持建立国家级淡水珍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打造鄱阳五金机电、余干水钻和生态食品加工、万年机械电子、都昌纺织服装等一批百亿产业集群；支持鄱阳发展无人机产业，打造全国知名的金刚石工具和鱼钩渔具产业基地；
――支持省旅游集团整合滨湖地区旅游资源，打响环鄱阳湖旅游品牌；加快东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莲花山国家森林公园、余干大明湖国际慢城、鄱湖国际珠贝城、万年大源至裴梅、都昌大港至红光等旅游公路、游步道和游客集散中心建设；支持开发万年神农源-余干忠臣庙万亩花海-东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都昌老爷庙旅游产品线路，推动东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万年神农源景区创建国家5A级景区，融入庐山、瓷都、婺源等旅游圈。
…………
对此，省社科院研究员涂龙峰表示，滨湖四县拥有鄱阳湖三分之二的水域和湿地，是候鸟和鱼类主要栖息地，控制开发带和湖体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52%，生态地位非常重要，也为保护鄱阳湖“一湖清水”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省政府“开小灶”送政策礼包，专门出台意见支持4个县加快发展，这将有利于支持滨湖四县加快发展，充分发挥生态特色优势，探索走出一条滨湖地区发展与保护并进的绿色发展新路子。
…………
这些天，行走在穿越鄱阳湖历史的时空隧道中，我仿佛看到了鄱阳湖上的先民们那佝偻、苦难的背影，船行舟摇，帆翔于浪花之上的历史画卷；我仿佛听到了来自历史深处的桨吟橹唱，原汁原味的湖上渔歌；特别值得高兴的是，我仿佛看到了未来的远处，那是一湖真正的清水，天是那么的蓝，水是那么的清，让人分不出哪里是蓝天，哪里是湖水，水天一色，渔歌欢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