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合肥女子孔令群，因户籍栏上性别信息被误登记为“男性”，她不仅办不了身份证、结婚证，连女儿的出生证明也无法办理。 7年来，她和家人去派出所申请更改户籍信息，多次被要求提供“性别鉴定证明”。 “我是女性”“我还活着”“我妈是我妈”……诸如此类的“奇葩证明”层出不穷，让群众“磨破嘴”“跑断腿”，确实很不应该。
从本质上讲，证明作为一种信用保证，是由权威机关出具具有法律意义的凭据，用以佐证个人身份属性、社会关系的真实性，防止有人“浑水摸鱼”，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传统熟人社会“刷脸”即可证明――邻里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难以弄虚作假，通常不必旁证；现代陌生人社会只能“刷证”――通过合法的身份证明，与外界建立互信合作关系。
让群众反感的不是证明本身，而是证明的异化。 “活生生的人在你们面前，还要派出所开具健在的证明，有必要吗？ ”“老百姓买房也要无犯罪前科证明，难道有犯罪前科的就不可以买房吗？ ”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渗透到生活中每个细节的今天，一个人刚刚在哪个商场买了什么物品都能实时分享，却无法向有关部门证明“我的性别”“我是我”，甚至还要为开具“奇葩证明”跑上多次。这与时代发展的步伐极不相称。
“互联网+政务”持续推进，为政府部门优化服务和群众办事提供了方便之门，为何“奇葩证明”屡禁不止？一些很容易判断的事实，为啥还要群众“跑断腿”？没有敬民之心，就没有便民之行。归根到底，“奇葩证明”的出现，是少数部门的施政理念出了偏差，是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作祟。有些部门惦念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行政管理上不肯“合并同类项”，不愿用技术手段连接信息“孤岛”，为群众办事提供方便。有的地方信息化硬件设施跟上了，但囿于权力本位意识，仍习惯于“无证明、不办事”的管制手段，目的是让部门免除信息筛查成本，避免后续可能发生的风险责任，以群众的“多劳”换取权力的“永逸”。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简化优化公共服务流程方便基层群众办事创业的通知》明确要求，努力解决群众办证多、办事难的问题，凡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证明和盖章环节，原则上一律取消。可见，“法无要求即无需证明”应该成为群众办事创业的基本逻辑。对地方政府来说，应按照《通知》精神，破除传统管制思维，在政府权力做“减法”的同时，在优化服务上做“加法”，打破部门之间的利益藩篱，实现资源和信息共享，让群众少一些“证无可证”的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