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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组团式”教育援藏 为藏地学校留下“带不走的队伍”

    时间:2018-08-04 19:50:40  来源:文汇报  作者:樊丽萍

    海拔3800米,格桑花怒放的地方,西藏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交出的一张张眼亮成绩单,让藏地老百姓亲身领略到“上海教育”的神奇力量―――高考升学率连续两年达到100%,本科率达到95%以上,重点本科率突破55%……

    上海“组团式”教育援藏对口支援的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是西藏自治区唯一的一所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两年前,上海首批“组团式”教育援藏工作队来到这里。能否让生在高原的孩子尽可能享受到和上海小囡同样优质的教育?身为教师的他们,以“惜时如金”的紧迫感、“金石可镂”的坚强毅力和“点石成金”的工作智慧,让一大批西藏学子实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飞跃。

    这两天,正是这支“组团式”教育援藏工作队内部交接的日子:第二期队员一年“服役”期满,返沪的日子越来越近,而第三期队员马上就要出征。

    “第二期40名老师中,有七人主动提出再援藏一年!”见到记者的当天,上海首批“组团式”教育援藏工作队队长、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傅欣自豪地宣布了这个消息。

    引入最先进教学技术,在雪域高原上演“弯道超车”

    说来你可能不信,一些在上海学校还尚未普及的最先进的教学技术,已经被“心急”的援藏老师们带到了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一场全新的教育教学实验在这里开启。

    在援藏教师、上海市市东实验学校郑东刚老师的数学课上,每节课结束前,他都会留出5分钟时间,让所有学生在答题卡上完成一些小作业。借助科大讯飞开发的一套自动阅卷系统,只需5分钟,这套系统就能“秒速”批改学生们做的是非题、选择题、数字填空题,而郑东刚的手头则会出现一组反馈数据。学生们在哪个知识点的理解上有困难?每位学生还有哪些知识漏洞要补?有了这些数据反馈,郑东刚就能因材施教、有针对性地对学生开展辅导。

    援藏教师、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教研员郁龙告诉记者,很多当地老师原本习惯了传统的黑板粉笔式教学,当他们看到新技术给课堂带来的变化后,纷纷主动要求学习,并很快把这些技术引入了他们的课堂。目前全校的数学、英语、物理等科目的教学和考试都用上了这套智能教学辅助系统。有了这套教学“神器”,老师们的教学效率明显提高了,学生做作业的时间也大为减少。

    “引入最先进的教学技术,为的就是能让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实现弯道超车。”傅欣犹然记得,两年前,当他带着“组团式”教育援藏工作队的第一期队员进驻时,学校的信息化建设尚未起步。

    “上海有的教学设备和资源,日喀则也一定要有,而且后发有后发的优势,要建设得更好。”为此,傅欣在援藏教师中打造了一支信息化建设团队。经过两年建设,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已完成“智慧校园”云平台建设,形成了以翻转课堂、智慧学习为代表的大数据支撑下的未来课堂。

    通过学校的远程教育中心,西藏学生的作业可以第一时间经由上海市共康中学及各区县重点学校的名师批改,由此实现对日喀则市偏远县乡教育教学的“专家会诊”。“不管海拔多高、学校离边境线多近,孩子们都可以接受远程视频教学、共享教学资源平台。”傅欣说。

    一个都不能落下,孩子们迎来“上海阿爸”

    在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有一拨学生得到了上海老师的特别关爱。原来,日喀则市第二福利院的100多个孩子,就在这所学校完成学业。

    “这些从小在福利院里生活的孩子,在成长经历中最缺失的一环就是亲人的陪伴,他们特别需要爱。”上海市洋泾中学南校校务主任卫琪告诉记者,去年8月,第二期“组团式”教育援藏工作队队员来到这里后,老师们每周六上午都会到福利院,或分发油画棒教孩子们画画,或带着孩子们一起运动……在这里,很多上海老师都被当地孩子称为“上海阿爸”。

    援藏教师、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实验学校数学教师钟颖杰回忆起了今年“六一”儿童节的场景:那天,他带着福利院的孩子们,一起去了游乐场。“这是很多孩子第一次走进游乐园,有个女孩第一次坐上了电动摇椅,她兴奋地睁大了双眼。”钟颖杰拿起手机抓拍下了当时的这一幕。后来,这张照片在援藏老师中传阅,很多“上海阿爸”瞬间感动得红了眼眶。

    “很多援藏老师都是父亲,舍下家里的孩子来到这里,我们就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钟颖杰有两个孩子,和其他上海援藏老师一样,他们在这里完成了“爱的迁移”,也因而“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孩子,一个都不能落下”。

    主动申请延期,为了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援藏期间,很多上海老师都会不约而同地谈到一个词:标准。因为老师们再好,援藏总有期限,而对当地学校来说,只有建章立制,构建起科学的教学规范和教学标准,方能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援藏教师、上海外国语大学尚阳外国语学校教师葛亮,如今每星期都会用三节课的时间,专门对汉语基础相对薄弱的福利院孩子开展辅导。他发现,小学一年级刚起步学汉语的孩子,往往识字速度很快,但是过了一年之后,词汇量的积累速度就放缓了。“之所以出现这个现象,和当地汉语老师的一些具体教法有关。”为此,葛亮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和发现的问题,专门编写了《给藏地汉语教师的教学建议》一书,帮助当地汉语教师掌握更多有效的教学方法,进一步提升汉语教学水平。

    在援藏一年期满后,共有七位老师主动提出延期一年。在给当地孩子上课之余,钟颖杰抽出业余时间,为学生们编写“每课一练”,希望将此作为学校的校本教材。到本学期结束,他已编完了初中学段的两册,剩余四册则希望在未来一年完成。

    和钟颖杰一样,郁龙也有多留一年的理由。如他所言,看到藏区孩子对知识渴望的眼神,就有一种责任感要把自己的全部才能和知识传递给他们,“因为知识和教育是阻止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我希望我的援藏工作不只是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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