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斜土路：一条“斜”而不“土”的马路
据《劳动报》报道，斜土路全长3650米，1914年沪工巡捐局修筑。百年老路今非昔比，目前马路两侧大多为民用建筑。不过在宛平南路与东安路之间，有几家市级研究所为斜土路增加了不少“分量”，像2354号的市农药研究所、2200弄2号的市肿瘤研究所、2140号的市计划生育研究所和2094号的复旦大学放射医学研究所。那么有读者要问了：太平洋织造厂和金星电视机厂还在斜土路吗？很遗憾，现在的645号是一幢商厦和一家大型超市所在地；而1646号系一幢5层楼的建筑，底层开餐饮店，上面是旅馆，只有贴隔壁取名为“金星苑”的居民小区还保留一点原来金星厂的“血脉”。
斜土路起点处为笔直、宽敞的马路。可是过了宛平南路后，东西走向的路牌变成南丹东路。而斜土路则向西南面不声不响、弯弯曲曲“斜”过去了，让人莫名其妙，许多不明就里的还想当然斜土路到南丹东路为止。另外上海市区路名中含有“土”字的极少，斜土路“不幸”中招。
虽然斜土路的路名中有个“土”字，实际上一点不土气，相当引领时尚。四十多年前，当黑白电视机刚刚在沪上居民家中崭露头角时，金星牌电视机就是位于斜土路1646号金星电视机厂生产的。当年，笔者听小伙伴讲楼上一家邻居花了225块人民币买了1台金星牌电视机（那时多数职工月薪36块）时都惊呆了。不过该厂原来并不生产电视机，这道题目可以编入如今流行的“直播问答”。网友们请抢答：那家企业原来生产什么产品？
金星电视机厂的前身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滩上有许多企业在全国举足轻重，金星电视机厂的前身金星金笔厂（简称“金星厂”）便属于此类，其产品金星牌钢笔享誉大江南北。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金星厂创立时并不算民族企业，是由朝鲜人金星建、金星斌、金星文三兄弟合伙经营的外资小作坊。
1932年，金星厂于法租界葛罗西路（今延庆路）开张，全厂一共10多人。厂房又破又窄，仅一幢单开间3层楼住宅；设备简单，只有几架手工操作的机器。钢笔笔尖还是从日本进口的成品。赛璐珞笔杆则是向美国定购的半成品。再稍加切割，配上一些零件，装配成钢笔。当时国内市面上大量充斥舶来品，金星厂的销路不畅，加上缺乏流动资金，所以刚起步金星厂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正是在我国民族资本接手以后，金星厂才摆脱困境，逐步走上正轨。而其中一直担任金星厂销售经理的周子柏功劳最大。
周子柏，江苏常州人，1907年7月出生于一个南货店店员家庭，家境清寒，没有读完中学就来上海谋生。周子柏先投靠宝兴钱庄（后来改组为义兴钱庄）学生意。由于勤奋好学，颇为业师赏识，学徒期满，擢升为跑街，专门联系河南帮客商的存货业务。1932年秋，上海受到经济危机冲击。义兴钱庄也以头寸周转失灵宣告停业。停业期间，周子柏帮助清理应收账款，一个河南籍朋友找来，拿出几支金星钢笔的样笔，“这是朝鲜人制造的，质量还可以，但苦无销路，你愿不愿意代为推销？”周子柏正面临失业，急于重新寻找工作，且经过鉴定，认为金星钢笔的质量确实不错，与洋货不相上下，如能打开市场销路，前途大有希望，便在钱庄同事周尚明、潘驾宾大力支持下，开设了一个“颖源商号”，并与金星厂订立合约，专门代理金星钢笔的销售业务。
此后，金星厂出产的钢笔，全部送往颖源商号销售，货款由颖源先行垫付。不过那时的钢笔市场几乎为洋货所占领，何况金星钢笔还是个新牌子，更是难上加难。如此，金星厂生产钢笔越多，颖源承受的压力就越大。因为颖源所垫货款，最初是出自各人私蓄，为数毕竟有限。将近1年光景，已经垫付七八千元。长此以往，势必难以为继。所以周尚明、潘驾宾想打退堂鼓。光剩下周子柏一人主张顶下去。但顶到最后子弹（即流动资金）打光，实在走投无路，只有取消垫付实行以销定产。
老板金星建见颖源付款不如过去利索，便约周子柏来厂里协商，建议把金星厂改为股份有限公司，用金星厂全部资产作价2.5万元，另招现金股2.5万元，合成资本总额5万元，分为2000股，每股25元，双方合作，共同经营。周子柏考虑再三觉得此计可行。于是由周子柏、周尚明、潘驾宾、方善兴（以上均为钱庄职员）、冯绍周、杨请源（均为河南帮商人）以及朝鲜方金氏三兄弟等9人作为发起人，分头向亲朋好友招股（实际上金氏兄弟已毫无能力招股，全是中国人在想办法）。这时，周子柏已进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房款部做事，因为业务上同美丰伙食公司老板贺聚道相识，遂成莫逆，故邀其加入。结果贺聚道100股为最多，周子柏60股次之，其余数十股不等，招足现金2.5万元。除还清颖源商号及其它欠款外，悉数作为流动资金，投入生产。在未开股东会之前，先派方善兴进厂主管财务，金星建掌握进货和生产大权。
1933年初冬，金星厂召开第1次股东大会，选出董事和监察。9个发起人中，潘驾宾、周尚明当选为监察，其余都是董事，并推举贺聚道为董事长，周子柏兼经理主管销售业务，方善兴兼副经理主管财务，金星建兼任厂长。1933年底，金氏三兄弟股份愿以7折全部出让。这笔钱，由贺聚道、姚铿2人负担60%，剩下部分由周子柏、方善兴分担。至此，金星厂才真正成为民族私营企业。
金星厂夹缝中求发展
买下金氏兄弟股份后，1934年1月金星厂董事会改组，请来时任法租界公董局买办的胡方铭为董事长，以避免社会上黑帮势力的敲诈和干扰。推举贺聚道为总经理，姚铿为厂长，周子柏、方善兴仍任原职。由于流动资金捉襟见肘，董事会决定另招优先股1万元作为周转，将资本总额升到6万元。厂里职工中国人全部留用，约30多人。朝鲜籍只留下大崔、小崔兄弟2人。是年春夏之交，由姚铿率领崔氏兄弟东渡日本参观学习。同时，把厂址从葛罗西路搬迁至打浦桥徐家汇路，租赁锦同村4幢住宅作为厂房，继续生产。
不久，姚铿考察完毕返沪，自日本带回3个制造钢笔笔尖的日本技师以及制造笔尖的机器。笔尖过去是从日本进口的，迁厂后，金星厂开始研究自制笔尖，笔尖上的铱粒和胶木笔杆则仍向日本定购。至于笔舌、笔夹等零件，均自行制造。董事会还着手建立一些管理制度以规范生产，将4幢房子分成笔尖、笔杆、零件、电镀、装配等5个车间和原料、成品2个仓库。钢笔质量关键在于笔尖质量，董事会聘请日本技师和崔氏兄弟把关。新厂初期每月生产钢笔500打（1打12支）左右。
1937年7月抗战爆发，日籍技师回国。当大世界遭炸弹轰炸后，金星厂职工无法上班，全厂不得不停工。到10月份才逐步恢复生产。因为钢笔是写字的主要文具之一，所以金星产品在内地和沦陷区均有销路，营业额日见上升，生产忙碌，为此厂里陆续添雇工人并大量吸收学徒、练习生。至1945年，全厂职工已经超过100人，其中学徒、练习生占60%以上，每月产量可达2000打左右。嗣后生产、销售逐年发展，每年都有盈余，股东投资很快完全收回，历年公积转作流动资金，扩大再生产，资本总额由12万元增至25万元。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金星厂与所有民族企业一样，发展是艰难坎坷的。金星钢笔使用的赛璐珞笔杆，原来是向美商怡昌洋行定购。当金星钢笔逐渐打开市场销路时，美国派克公司意识到金星厂即将成为潜在的竞争对手，便唆使怡昌中途撕毁合同，拒绝代购，企图从原件上卡住金星厂。金星厂无奈只得改从德国进口。由于停工待料，生产受到一定损失。还有金星厂的爱国牌笔杆上印有英文“Venus”字样，美国某铅笔公司硬说是仿冒了其“维纳斯”铅笔商标，并以冒牌为借口，要金星厂停止生产。金星厂当然置之不理。美国人就从实业部告到行政院。而国民党行政院居然受理，并于1936年10月12日发出第81号判决书：“金星笔厂爱国牌商标撤销，应不准注册。”在洋人霸道逻辑高压下，金星厂不得不将“Vneus”牌一律改为“Kinsin”牌。
抗战期间，金星厂曾在瑞金二路南端购置地产，准备自建厂房。后来闻听法租界想征用，1947年便将该块土地高价出售，另在斜土路买进26亩地，着手建造新厂。新厂房以容纳职工300人规模来设计的，分为生产区和生活区两部分。生活区本打算建体育场、大礼堂、饭厅、浴室、单人宿舍、家属宿舍，甚至电影院、小菜场等等，出发点是使全厂职工都能以厂为家，一旦进来就不想出去了，终其身为企业效劳。但美好宏图敌不过资金短缺以及其他因素，那些图纸上的福利设施统统成为黄粱美梦。
新厂于1947年初开始建造。生产车间竣工后，1948年全厂即由打浦桥锦同村迁往斜土路。
金星钢笔敢与洋货竞争
早在清末，美商别发、怡昌、密勒等洋行已将钢笔输入上海。1930年，商务印书馆就同美国华脱门钢笔订立全国销售合同，后来又经销派克钢笔。那时上海四大公司和各大书店都有外国钢笔出售。金星钢笔花费好大气力才挤进各大公司、书店，唯独在永安公司吃闭门羹。永安标榜经营“环球百货”，以选货严格，服务周到著称，营业也最为发达，居四大公司之首。国货商品均以在永安占一席为荣，身价立刻百倍。
周子柏为了打进永安公司，确实动了许多脑筋。他精心策划三管齐下之计。第一，托朋友介绍与永安公司文具部负责人相识；第二，他经常甚至天天跑去永安公司“泡蘑菇”，同部长和营业员聊天。相熟之后抛出诱饵，要求在货架上摆放2盒金星样笔试销，卖出还钱。金额按定价7折计算再打9折作为优惠，并另以2个5%作为部长和柜台营业员的回扣；第三，他动员所有亲朋好友，常去永安公司询问：“金星钢笔有吗？”更绝的是周子柏自掏腰包，麻烦那些亲朋好友把样笔陆续买回，造成销售假象来引起公司关注。两三个月后，计策见效，文具部乐于进货、营业员乐于推销。金星钢笔也逐渐得到消费者赏识，有了真正的购买者。如此，总算把永安这个“顽固堡垒”彻底攻克下来。
在上海组织销售网点的同时，金星厂一面加强广告宣传；一面向外埠扩张。周子柏每星期六乘夜车赶赴南京，随身携带钢笔兜生意。后来与林亨一开设的书店订立合同，作为南京总经销店。接着再深入内地，经常去九江、南昌、长沙、汉口、郑州、开封等地作推销旅行，并借助各种媒体广而告之。无论报纸、书刊、电台、戏院以及市内要冲和铁路沿线，都有金星钢笔图案新颖、设计美观的路牌广告。《新闻报》首次采用彩色套印时，金星厂不惜重金，包下整个版面，登了全封面彩色广告，出尽风头。曾经两度担任厂长的姚铿，原是长江轮上的副轮机长兼汉口生活书店经理，就是看到那幅整版彩色广告后，主动和金星厂联系，并从经理武汉地区销售业务入手，一步一步成为金星厂的负责人之一。
在抗战期间，因为大后方特别是解放区消费者大量需要金星钢笔，销路直线上升。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导致货币贬值，物价飞涨，金星钢笔竟然成为囤积对象，黑市价格2打钢笔暴涨至黄金1两2钱。为保存实力，金星厂不得不在销售方面稍加限制，但广告照旧，依然刊登。
金星厂自1948年迁厂斜土路，扩充设备，添招工人，生产有很大发展，可仍然供不应求，只能按定额分配。大户如四大公司和大书店每月能分到20打；一般中小户仅能分到10打或4打。价格以金价为准，2打合黄金8钱左右，先收款再发货。之后单靠定额分配还是应付不了，金星厂一度同益新、合记、育新、一文阁、中一、上海仪器、启新、和兴、正风、广雅等所谓“十大同行”联合起来，加上上海标准铅笔厂，成立派货集团，搭配其他产品一道销售。该紧张状况一直延续至上海解放。
1954年，金星厂公私合营，清产核资达100万元人民币，居同行业之首。
金星厂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转产电视机。想当初金星牌电视机是很紧俏的，光有钞票不行，还要票子，才能扛一台9 的黑白电视机回家。夸张点讲1张电视机票子比1台电视机都贵。金星电视机厂继金星金笔厂又风光了一回。
船牌被单名闻遐迩
斜土路上除了金星电视机厂曾经出过名之外，还有一家纺织企业的产品，更是受到过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青睐。那家企业叫太平洋织造厂，位于斜土路645号。在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拍摄的大型彩色纪录片《毛泽东・领袖家风》里有这样一个特写镜头，拍到毛泽东卧室那张床边放满书籍的大床，床上铺的蓝色花卉被单上面印着一行红色醒目的繁体字：“太平洋织造厂出品”和一个“船”牌商标图案。另外，船牌被单还被其他国家领导人大量使用过。而船牌商标正是20世纪30年代末至解放初期，在我国被单行业中，被业内人士和广大消费者一致公认的影响最大、声誉最高的民族纺织工业品牌，由太平洋织造厂的李道发一手创立。
其实太平洋织造厂的筹建和船牌商标的创立，跟我国首家毛巾厂―――上海三友实业社有关。自19世纪40年代起，日货铁锚牌毛巾便长期垄断我国市场。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25年的“五卅”惨案期间，全国各地民众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洋货，使用国货”的爱国运动。而李道发所在的上海三友实业社生产的“三角”牌毛巾受到国人
追捧，生意兴隆，并一举打破了我国毛巾市场长期被日货“铁锚”牌等垄断的被动局面。之后，李道发等技术人员，还在全国率先研制、生产了全幅“三角”牌被单。由于“三角”牌毛巾、被单产品质量精良，美观大方，还一改国人以往普遍使用生硬粗糙床上用品的习惯。因为日货“铁锚”牌毛巾被国货“三角”牌毛巾赶出我国市场，日本人便一直怀恨在心。1932年1月28日，日军假借“铁锚”牌日商的怨恨挑起事端，爆发了一场最初由“三角”牌与“铁锚”牌商标之争而引发的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抗战期间，恶毒的日商将其恨之入骨的三友实业社的厂房、生产设备和原料全部炸毁。结果由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陈万运、李道发等人士苦心经营了二十多年的三友实业社以及一手创立的名牌“三角”牌商标，受到重创。“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三友实业社无力回天，再也无法恢复昔日的辉煌。
重起炉灶再建新厂
三友实业社的主要技术人员李道发，并没有被日军的野蛮轰炸所吓倒。为了早日摆脱生产和生活困境，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集，李道发等人士毅然决定，带领三友实业社的部分技术人员和员工，另外选地重新建造毛巾被单厂。1939年春，由李道发发起，并会同好友十余人，合伙集资22000余元，在北江西路（今江西北路）藩藏里，创办了“太平洋织造厂”。工厂刚成立时，还是个弄堂小厂，设备少，职工仅30多人。面对艰苦的生产环境和简陋的生产条件，李道发制定了24字的办厂约法：精诚团结、始终不渝；相互信任、互不干扰；廉洁奉公、不谋私利。靠着这24个字，太平洋织造厂开始起步。幸运的是该厂生产的“船”牌被单自问世不久，就在市场上供不应求。除了重视产品质量，李道发还请来早先曾经在三友实业社广告科担任美术设计的著名画家叶浅予和漫画家张乐平等人士，为“船”牌被单设计新颖别致、美观漂亮的花样。于是该厂始终走在同行的前面。待厂里获得丰厚盈余后，李道发还扩大生产车间，更新生产设备，并联合原来的竞争对手“民光被单厂”，合伙经营。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太平洋织造厂的生产能力和销售渠道，已在全国毛巾、被单同行中，处于领先地位。而“船”牌被单商标，也一举成为市场上的一流名牌。
20世纪40年代中期，太平洋织造厂往往在一年里，便能将各种“船”牌被单新产品投放市场，并在日常生产经营中，运用“高档原料、高额工资；造高档货、卖高价钱”方针，使自己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另外，该厂对“船”牌新产品开发采取“构思一批、设计一批、生产一批、储备一批”的原则。这些有力的措施都为“船”牌商标的成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3年，太平洋织造厂研制成功“船”牌灯芯绒型大方彩格被单，令消费者睡在这种厚实、美观的被单上，感觉贴肤舒适。且当时国家正由抗战相持阶段转向反攻阶段，国人翘首以盼广大抗日英雄，能重整山河。因此，李道发根据形势，及时把厂里研制的新产品定名为：“船”牌600英雄被单。由于名字起得响亮，又价格公道、款式新颖，进入各地市场后，一鸣惊人。该款被单，因为质量精良，直到20年后，仍然是我国民众家中床上用品首选。
1944年9月，太平洋织造厂的生产场地因过于狭小，已不能完全适应大规模生产发展的需要。为此，李道发决定将原来美亚织绸厂位于南市斜土路、打浦路口的破旧厂房买下并整修，作为新厂厂址。抗战胜利后，“船”牌被单已大量销往全国城乡各地，许多城市大型百货商场的采购人员，纷纷来人、来电报，指名就要各种花色的“船”牌被单。至解放前夕，“船”牌被单供不应求，一度成为市民、特别是青年人结婚最喜爱的被单品牌。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太平洋织造厂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20世纪50年代初，李道发同技术人员一起搞技术革新，生产品种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扩大，如“船”牌青年被单、康乐被单、彩格被单、大方被单等各种新产品，陆续走向市场，受到广大家庭主妇的欢迎。国货“船”牌赶超洋货“大炮”牌
1958年，国家有关部门发出号召，要求全国工业产品生产朝高、精、尖方向发展。太平洋织造厂按照纺织工业部和市纺织局的指示，力争早日赶超美国“大炮”牌缎档浴巾。李道发为了尽快赶超世界同行业名牌，专门召集总工程师、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成立一支三结合攻关小组，并发扬该厂早年的创业精神，经过近1年的艰苦努力，终于试制成功完全可以与“大炮”牌产品相媲美的、我国新一代高档“船”牌缎档浴巾。1959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李道发将高档“船”牌浴巾作为礼品，赠送给全国劳动模范。之后，太平洋织造厂又大胆喊出赶超美国“大炮”牌缎档螺旋形浴巾。由于该浴巾上20世纪50年代末属于尖端产品，国内却从未见过，所以李道发等技术人员决心向该产品发起挑战。经过分析和研究，运用浓缩变性处理以及磨刷两种方法，不久即获得成功，投入生产。“船”螺旋形浴巾的毛圈平坦如茵，使用舒适度同“大炮”牌相仿。
这两项尖端产品的试制成功，为我国毛巾被单行业填补了一项空白，使得我国这一行业的产品能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那时上海工业展览会纺织展品中，国货“船”牌新产品与美国“大炮”牌缎档螺旋形浴巾并列展出，受到参观者的一致认可。自1966年起，太平洋织造厂将厂里全部毛巾织机，转让给其他厂家，而自己专门生产“船”牌被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