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位于洛阳偃师市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馆迎客，在文博界和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将与商周相连的、有实证的中国文明史，前推了至少300年。也有人认为，这里就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的所在地，可以说是“最早的中国”。
近年来，山西陶寺遗址及晋南地区，也被称为“最早的中国”。那么问题来了：二里头和陶寺如果都是“最早的中国”，二者应如何区分和理解？为此，山西晚报记者进行了采访，听听省内外文博专家怎么说。
“最早的中国”不该局限在一个点上
山西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城东北约７公里的陶寺镇，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考古研究表明，距今4000年至4300年的陶寺遗址具有完备的都城功能，已进入早期文明社会，成为佐证“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依据，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核心的重要源头。
那么，“最早的中国”到底在哪里？是二里头还是陶寺？面对这一问题，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晋文化研究学者吉琨璋表示，关于这点，学术上一直有争议，大家评判的标准也都不同。若一定要讨论，那就确定个基本的时空，时间是距今四千年前后，空间就是晋南、豫西、关中东部的区域。包括了从庙底沟二期以后的龙山时期遗址到夏时期的二里头遗址，是一个区域，而不能局限到一个点。
吉琨璋表示，经过三代考古人孜孜不倦的发掘，基本上确定了“最早的中国”就是在4000多年前，能够确定这个时空就很了不起了，至少中国的历史有了可以追溯的可能性。此外，从空间上而言，“最早的中国”就在那一个区域带。再加上考古需要有相关的“证据”和文献匹配，从目前来看，没有办法具象，到底哪个才是“最早的中国”，“关于这点，学术上一直有争议，大家评判的标准也都不同。”在面对“最早的中国”这一议题时，很多专家都非常谨慎。
在谈及这一问题时，中国社科院考古工作人员表示，就考古发现而言，陶寺遗址发现了内外城墙遗址、宫室建筑遗址、大型墓葬，也发现了社会分层问题，同时期其他城市的考古发掘工作中，也有过相似的考古遗迹。如果从具有代表性和王者气象来看，陶寺与二里头各有千秋、各有特点。
评判标准不同必然存在分歧
如专家所言，谁是“最早的中国”，多年来一直都是学术界争议的话题。对此，山西晚报记者致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考古队队长何驽先生。
提及“最早的中国”这个话题，何驽表示，各家评判的标准不同，就会存在分歧，“二里头是站在中原地区的角度而言，那是‘最早的中国’；陶寺遗址是站在地中和国家这个概念上讲，那就是‘最早的中国’，换言之，也可以叫做‘最初的中国’。”何驽在陶寺遗址扎根多年，在他看来，“中国”最初的诞生就是一个文化概念。“‘最初的中国’是一个宇宙观的中国。”陶寺中期墓葬中出土的测量日影的圭尺就代表着“地中”。依据测年数据，可以说至少4000多年前人们意识中的“地中”是在陶寺所在晋南一带。“陶寺文化所代表的社会基本被认为已经走入‘国家’阶段，而二里头社会已经进入王朝国家时期，这是学界不争的共识。”何驽说。
对“最早的中国”，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晋文化研究学者田建文的观点是，由于所使用的概念和对文献的理解有所不同，因而产生了不同的说法。目前，参与对话的各方基本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可以对比的东西来。至于陶寺和二里头两个文化的年代，那肯定是陶寺早二里头晚，这是确切无疑的。
二里头是不是最早的夏王朝？
刚开放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就名称上来说，也颇具争议，这是否代表着二里头就是中国所建立的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所在地？是否具有唯一性？对此，专家们也有话说。
“夏王朝和‘最早的中国’是有关联，但不是一个概念。”何驽表示，通过考古学、文献学、人类学诸多方面组成的证据链来看，虽然二里头遗址没有出土过文字，但是那里有可能就是夏王朝晚期的都城。何驽告诉山西晚报记者，“殷商的存在，是因为考古人员发现了甲骨文。考古工作者李维明曾经就在二里头文化区域内发现了一块刻有‘夏’字样的骨头，只是业界还有争议而已。”
在很多专家看来，夏本身就是从文献上来的，目前还找不到相关的文字东西去证实，就无法来判定在二里头遗址建立了夏王朝，也无法说这就是夏都的所在地。对此，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馆之际，该遗址的考古队队长许宏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我只能说，二里头很可能是夏，极可能是夏，但如果找不到直接的文字证明，我绝不会说，这就是夏。”
据考证，二里头遗址距今约为3700年前，如果夏朝真的存在，这应该属于夏朝的晚期时代，至于早期遗址，应该从龙山文化末期的遗址上追溯，回到与陶寺文化中晚期年代相当的其他考古学文化中去寻找。我们也期待着，有新的、更重要的发现。
山西晚报记者 孙轶琼
1、山西陶寺城址出土彩绘龙盘，距今约4300年。
2、2002年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距今约3700年。
图片均为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