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谈国际关系、天下大势似乎不需要门槛了，各种自媒体、各路专家都有了“讲坛”和受众，各种观点都不难找到拥趸和粉丝。在这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的当口，关于外交的“真知识”与“干货”反而显得格外稀缺。
傅莹，曾任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驻菲律宾、澳大利亚、英国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十二届全国人大一至五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和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18年获聘清华大学兼职教授，创建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2013年3月15日，傅莹进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主持总理记者会。
像傅莹这种既有一线操作成功经验又富有学养的人，是有资格讲一讲“真正的外交是怎么回事”的。前不久她出版了自己第三本书《看世界2：百年变局下的挑战和抉择》，很值得一看。
《看世界2：百年变局下的挑战和抉择》傅莹著中信出版集团
黄岩岛上风波起
在这本《看世界2》中，有一个很特别的篇章，名叫《中国的黄岩岛与2012年的黄岩岛事件》。其他篇章下大多有脚注，何时在何处发表过，或者系傅莹在何时接受某媒体采访。唯独这一篇没有任何脚注，说明这个故事是首次公开发表。
傅莹在故事末尾交代了写作缘由：2016年，她应邀与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在香港以“私人身份”会面，寻找缓解中菲紧张关系的途径。在交谈中她发现，“拉莫斯和他的团队对这些年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对黄岩岛事件的了解，与我掌握的情况差别比较大”。
在香港的“私人会面”非常成功，傅莹和拉莫斯达成了7点共识，在拉莫斯的提议下，双方向外公布了共识的内容，在两国都受到了欢迎。拉莫斯特别建议傅莹，写下“黄岩岛事件”的经过，让更多人了解。
于是，就有了这篇1万多字的长文章。
傅莹在文中首先讲清楚了中国对黄岩岛拥有主权。1279年，元代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奉旨进行“四海测验”，南海的测量点就在黄岩岛。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始终对黄岩岛行使管辖权，中国渔民经常在此作业。1997年以前，菲律宾从未对黄岩岛提出过领土要求。
1997年以后，菲律宾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占据黄岩岛。中国方面针锋相对，双方多次对峙。
傅莹在这里讲了一个细节：“1999年5月23日，我担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期间，有中国渔船在黄岩岛附近作业时遭遇菲方舰只的骚扰。渔船被迫向北返回时，菲律宾军舰紧追不放，直接撞沉了这艘排水量只有60吨的小渔船，导致11名渔民落水，有3位渔民被菲海军扣留，带回马尼拉。中国外交部就此向菲律宾提出严正抗议，大使馆则连夜交涉，渔民得以在第二天乘民航飞机回国。之后，我应邀去马尼拉新闻俱乐部接受记者采访，途中停下来，从街头报摊上买了一张由菲律宾国家地图和资源信息局出版的菲律宾地图。我在记者俱乐部的答记者会上，将那张图展示给大家看，在场的菲律宾记者和外国记者都看得很清楚，根据地图上的标示，黄岩岛不在菲律宾的疆域之内。1999年6月，菲律宾教育部在新版地图中将黄岩岛，连同整个南沙群岛列入版图。”
争端没有平息。2012年，一艘菲律宾军舰在南海中沙群岛黄岩岛试图抓捕中国渔民时，被两艘中国海监船阻止。5月，中国渔船重返黄岩岛潟湖作业，菲方竟然派出小型公务船只进入潟湖内，人员配备有枪支，轮班驻守，不肯离去。此时中方大型公务船已经实现对黄岩岛外围海域的控制，但是，潟湖内的渔船没有任何保护，中方决定也派出执法小艇进入潟湖。
这期间傅莹在许多国际场合都感觉到，外界对黄岩岛事态严重关切，但是普遍不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了解中国人的想法。国际媒体充斥着菲律宾的一家之言，中国被描绘成一个欺负小国的霸道邻居。
此时美国试图插手，斗争形势更加复杂。2012年5月30日至6月2日，傅莹在美国参加会议，出席会议的基辛格主动向她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傅莹还为他画了黄岩岛和潟湖的地图来作详细说明。
2012年6月1日，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专程过来约见傅莹，情绪有点激动，表示不要低估美国对此事的敏感，以为其会置身事外。
傅莹耐心听他讲完，在回应之前，提出一个一直萦绕心头的问题：“美方在黄岩岛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当然，若你不便回答，我也理解，若能回答，希望讲真话。”
傅莹这样描述：“我与坎贝尔也算是相熟了，而且我们都性情率直，是可以对话的，所以我这样直截了当地问他并不显得冒犯。他也很坦率地回应说：‘我可以很负责地说，美国没有任何参与。’他的这个回答很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中方对黄岩岛事件的判断。”
傅莹向坎贝尔等人仔细介绍了整个事件过程，在事实面前，坎贝尔也承认中方是在作出反应，但是希望中国作为大国，不宜反应过度。
几天后，2012年6月8日，时任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将要到访华盛顿，让中菲冲突成为访问焦点不符合美方的接待意图。于是，坎贝尔接受了傅莹的观点，很快说服了菲方撤出潟湖内的船只。
傅莹回国去机场的路上接到坎贝尔的电话，恳切要求中方也尽快撤出。中国相关部门在确认菲律宾武装船只已经撤出潟湖之后，开始调度中方公务小船也离开潟湖。不过，傅莹与坎贝尔讨论的是潟湖内的问题，“而没有涉及潟湖外的事情”。
事后，菲律宾政府的声音并不一致，外长罗萨里奥渲染中方要求美方对菲律宾施加压力撤离船只，而自己伺机占据了黄岩岛。美方则同情和接受这一说法。坎贝尔曾经当面对傅莹说：“是你成功地操纵了我们。”在这样的认识的影响之下，中方被描绘成缺乏诚信的一方。
这种认知不符合事实，如果依据这样的认知进行决策更是危险。傅莹对此深感忧虑，她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黄岩岛故事”。
慕安会上与佩洛西交锋
2020年2月13日，傅莹应邀出席第五十六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在14日的论坛上，她与美国代表团牵头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了一场“遭遇战”。
佩洛西侃侃而谈，反复要求欧洲国家不要靠近华为，将“是否选择华为5G”上升到价值观的高度：“允许5G就是选择专制而非民主。”
傅莹决定反击，举手表示希望提问。
“我先介绍了自己的身份，我来自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然后提到佩洛西几年前对中国的访问很有成效，接着转向我的问题：‘技术是一种工具。中国自从40年前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引进各种各样西方的技术——微软、IBM、亚马逊在中国都很活跃。我们使用的1G、2G、3G到4G技术都来自西方国家，来自发达世界，而中国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政治体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很成功，没有被这些技术威胁到。为什么如果西方国家引进华为的5G技术，就会被威胁到其政治制度？您真的认为民主制度已经如此之脆弱，可以被华为这样一个高科技公司威胁到吗？’我讲话语气柔和，甚至可以说态度是友好的，话音一落，会场响起相当热烈的掌声，可见我的提问引发了一定的共鸣。这个提问点到了她的长篇讲话中逻辑难以自洽的关键漏洞，佩洛西一时找不到回应的焦点，回答颇为闪烁其词。”
傅莹接下来的评点颇为精彩：“虽然言不对题，她也不忘说些好话，表达对中国的友好态度，由此可以看出她在公众场合老练的自律习惯。她说：‘我访问中国时讨论了气候变化的问题，中国在解决气候问题上走在世界的前列，有很多很好的办法，我可以都列举出来。在这些方面我们可以合作’。”
但是佩洛西并不想以此作为讲话的最终调门，于是把话题又转回到华为身上。论坛主席和主持人并没有迎合她，而是提出了自己的说法。傅莹认为：“从现场回应来看，欧洲人对美国提出的要求是存在犹豫和怀疑的。”
这个实战案例告诉我们：在国际舆论斗争中，仅仅“怼回去”远远不够，矛盾双方都会坚守自己的立场，真正需要争取的是“第三方”；而要争取第三方的支持、同情、中立乃至不表态，就需要智慧技巧和风度礼仪，谁要是气急败坏、脸红脖子粗，谁就失分。
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更多努力
在书中，傅莹也谈到了一些不足。
她认为，在增进了解和减少误解方面，中方应更加主动地与国际社会沟通。考虑到今日之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处在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当我们发布一些重要文件时，其贴切的译文的发布同等重要，对误解的及时澄清也是必要的。
例如，2017年7月在北京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上的一个主要的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中国想要实现的是成为世界创新中心之一，而不是唯一和排他性的“中心”。但是，有的英文译文在翻译这个中心的名称时，用了定冠词“the”而不是不定冠词“a”，这样就被理解成“唯一的中心”，造成了不必要的误解。
傅莹回忆自己在澳大利亚工作期间，有一次遇到涉及中国的舆论高潮，她应约接受电视台的记者连线采访，只有几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她和助手商量了答问的“口径”，打印出来差不多有3000字。接受采访的时候，记者提问角度刁钻，节奏快，准备的口径基本用不上；结果是记者问到哪儿、自己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了。由于记者的态度批判性强，问题尖锐，刺激得傅莹也针锋相对，态度强硬，立场明确，自认为应对得还不错。
可是后来新加坡大使也遇到一次舆论高峰，接受了同样的节目采访，面对记者咄咄逼人的指责性提问，他没有发生情绪起伏，而是自始至终保持了平和说理的态度，把重点放到了传播知识和信息上，用很快的语速大讲新加坡的相关法律和做法。傅莹反思：“相比而言，我太注重与记者争对错和赢高下了。”
后来傅莹就不再准备大量的答问口径去“押题”，而是根据自己的传播内容和当时媒体乃至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结合起来设计三四个问题，考虑好简洁清晰的回应口径，然后顺着记者的提问，引出自己的观点，把对话拉入自己预设的轨道上来。
在2017年3月的人大会议新闻发布会上，一位意大利女记者问她：“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成为世界公民？”这位记者对中国非常友好，但是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什么叫“世界公民”？这个概念背后隐含了西方人的价值判断。但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在电视直播的情况下，傅莹不能去跟她辩论和探讨世界公民的定义，也不能回避。
“我看着她的眼睛说：‘你这个问题很好，我理解，你是想问，中国要在世界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她看着我点点头，我继续说：‘那么让我给你讲讲，中国想在世界上发挥什么作用……’”
就这样，傅莹让问答转换了轨道。
在书中，傅莹提出了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对外传播的思考，她希望当事方能够更加主动积极地发布信息、改变“少说多做”“不愿炒作”的传统观念。“如果你的形象是一座美丽的雕塑，别人在它的背上抹了西红柿酱，你不去擦掉，以为别人没看见，但是它会真实地一直存在。下次又出现，你仍然怕‘炒作’，不去处理，久而久之，积累起来，就会成为你的固定形象。”
她语重心长地写道：“我希望能在年青一代中培养起提升传播意识、提高传播能力的风气，希望将来世界上出现的跟中国有关系的话题、跟中国有关系的事件，都是中国人第一时间出来讲：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做了什么、还要做什么？如此，大家都为国家形象的构建和维护贡献力量。”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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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