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改革开放，春风化雨，改变了中国，影响并惠及了世界，这40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上浓墨重彩的40年。
面对这个举世瞩目、影响深远的伟大实践，中国网财经联袂今日头条共同邀请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共同记录这个伟大时代。
这一期我们邀请到了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看他怎样看待改革开放40年的思想解放和经济转型。
作者：滕泰
中国黄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既创造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奇迹，也是经济转型的经典案例。面对这个复杂的经济改革，学者们“各取所需”总结出了截然不同的“成功经验”，分别指向不同的未来前景。因此，如何正确地看待、总结和介绍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使之对内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对外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开放，是事关中华民族命运的大事，也是全球关注的大事。
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不同总结及其影响
对于四十年的中国经济奇迹，一种影响广泛的观点是强调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性，认为是“中国模式”创造了人类经济增长的奇迹，而对于“中国模式”特殊性的分析着眼点，则各有不同。
有人总结中国模式的特殊性在于政府的作用。其中，强调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的既有传统的计划经济派，更有90年代以来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信奉者；强调中央政府产业政策重要性的既包括80年代以来的传统计划经济者，也包括最近几年以林毅夫先生的新结构经济学等其他学派；强调地方政府的作用如张五常先生，他认为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市、县级政府，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认为在把GDP作为主要政绩指标的“竞赛体制”里，大部分地方官员都像企业家一样努力，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而一旦这种地方政府之间竞赛机制被破坏，经济增长的动力就会大为减弱。
还有很多学者如美国的文一教授则更多地从经济史的角度，通过研究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条件，得出中国发生工业革命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时间里用政府力量建立的各村的村队企业、各城市的国有企业，正是这些工业化基础为改革开放后的工业革命做好了产品、技术和其他要素的准备，而且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又在创造和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还有些国内外学者比较重视中国文化的重要性，认为是中国人储蓄习惯、中国人的勤劳工作作风，以及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企业家，才是造成中国增长奇迹的主要因素。
也有学者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张维迎教授。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是基于市场的力量、企业家精神，还利用了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三百年间所积累的技术
张维迎教授的解释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因为如果中国模式真的没有任何特殊性，没有任何值得总结的经验，那么同样拥有市场化、企业家精神和西方三百年技术沉淀，为什么增长的奇迹没有在印度、俄罗斯、非洲等国家发生，而独自在中国发生？
显然，中国模式派也许过分重视增长的条件，因而忽视了经济增长的本质；张维迎教授则过分强调了增长的本质，因而忽视了增长条件的重要意义。为了正确地研究和总结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和转型的成功经验，最好从增长的条件和增长的本质两个方面分别进行分析，才能客观全面总结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教训，使之对内有利于深化改革，对外有利于扩大开放。
改革开放如何解放思想并创造了经济增长的条件
中国黄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始的，是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始的。每个改革措施，放在四十年以后的今天看来，仿佛都是自然而然的正确选择，都可以作为增长的条件和成功的经验来总结介绍，但是当初这些改革措施哪一个不是在激烈的争议和分歧中破冰而行？
比如，1978年从安徽小岗村开始的“包田到户”，当初是很多人冒着政治风险推动的改革，即便后来得到中央的肯定，成为全国推广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仍然还有很多保守力量想不通。直到这种个体生产方式在实践中迅速解决了农村温饱问题，并且承包制在乡镇企业和城镇经济推广中也获得良好的实践效果，“万元户”越来越多，类似个体经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提法，才逐步被接受。
又比如，在1984以后在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由高尚全先生等人小心谨慎地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和观念上的突破，和之后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认知背景不同——在之后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虽然总体是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向改革，但是实践中究竟是“市场发挥作用多一点，还是政府的调控多一些”这样的争论从没停止过。
再比如1986年吴敬琏先生和厉以宁先生关于价格改革和企业所有制改制的顺序之争，以及80年代的价格改革“放”和“调”的争论以及双轨制的提出，从1987年价格闯关失败，到90年代初放开粮食价格，逐步放开生活资料价格、生产资料的价格，到建立和健全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直到现在涉及到就业与户籍制度、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土地产权、知识产权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种种不同的认识，影响相关领域的市场化改革。
当然，在思想观念上冲突最激烈的领域还是所有制方面的认识，主要是伴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国有经济的股份制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每个阶段都有改革力量和保守思想的认识分歧。从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改制过程中的职工下岗、转岗的压力逐步化解，到近几年民营企业发展遇到的困难，可以说，我们在这一领域的思想解放和理论认识上的突破还没有完成。民营经济和私有财产的法律地位是明确的，中央文件也在不遗余力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但是我们也要深入分析民营企业普遍反映的原材料成本、地租成本、环保成本、税费成本、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等等问题的原因。民营企业为中国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可是一个时期以来在新增贷款总额中，国有企业占了70%，而民营企业却只占了30%。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到底是哪些环节和机制阻碍了民营企业在获取资金、土地、劳动(户籍指标)、原材料、市场准入和产能配额等资源中的公平和效率原则呢？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在涉及到国有企业的定位上，原国务院研究室司长陈文玲近期撰文指出，“当前对国有经济认识误区之一就是认为国有企业是国家的化身或者说是国家的代表，认为国有企业才是执政的基础……在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上，国有企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太浓，社会责任太重，应该给国企摘帽，使之像民营企业一样参与市场竞争。”显然，不解决这些认识上的问题，在保守思想的影响下，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也会受到制约。
在对外开放方面，深圳特区的成功和作为改革开放试验田对整个中国改革的积极影响，加入WTO后全球市场对中国经济的需求拉动，都为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的条件。如今，面临着来自外部的贸易摩擦等新挑战，我们要继续坚定改革开放的路线，向着先进生产力、向市场经济开放的方向和进程努力。
此外，还有90年代“按劳分配与按要素贡献分配”的理论争议，中央地方财政分权改革，政企分开到党政分工的不同阶段探索，建立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探索……改革开放在一如既往地向前推进，在这过程的每个阶段，每个问题上的实践中，改革力量与保守倾向之间都存在认识的分歧，解放思想永远在路上。
改革开放行进40年，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我们更应该认真研究、重新梳理4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如何一步步创造了经济增长的条件，争取在理念和理论认识上面有新的重大突破，才能在下一步深化改革的实践中有更大的成果！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不能说没有形成中国模式，问题是如何总结中国模式。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来看，为中国模式创造的增长条件并非逐渐退出的调控和干预措施，而是从价格逐步放开到全面的市场化改革；从所有制和产权方面的条件来看，经济持续增长的条件是民营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以及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和混合所有制改革而带来的活力增加；从营商环境条件上，是地方官员与经济建设指标直接或间接的相关的竞争机制；从外部条件来看，是吸引外资、引进国外技术、不断深度融入世界市场。
因此，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模式的确有很多的成功经验值得总结，所有这些成功经验的共同点都是“放”而不是“收”：从计划和市场来看，就是要更多发挥市场的作用，促进竞争，减少各种管制和行政干预和垄断；从中央和地方关系来看，就是想办法多放权给地方、多激发地方的积极性；从国企和民企的关系方面，就是要多激发民企的活力、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同时给国有企业以更好的激励机制；从对外开放方面，则应该进一步扩大与先进和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
中国经济增长的本质和供给侧改革的初心
不管是什么样的背景孵化了增长的条件，也不管是什么的条件开启了增长过程，经济增长的本质都是资本投入、劳动投入、技术投入和管理组织所产生的经济成果。
经济增长的本质，用新古典经济学增长模型表示，Y=AF(K，L)，其中，Y是潜在GDP，A是技术水平，K和L分别为资本和劳动，F则代表资本和劳动的组织方式。也就说经济增长的本质要么是资本K和劳动L的投入增加，要么是技术进步A和社会组织方式F变化所致。
用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增长的本质就是供给侧的五大要素的各种组合，具体包括人口与劳动、土地与资源、资本与金融、技术创新、制度和管理。短期静态来看，是三大生产要素的变化，土地与资源、人口与劳动、资本与金融；长期看则技术进步、制度分工变迁都是财富增长的源泉。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把生产要素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叫做“库兹涅兹增长”，把制度进步与社会分工变化所带来的增长叫做“斯密增长”，把创新带来的增长叫做“熊彼特增长”。
比如，中国1980年代的经济增长主要就是因为生产组织方式和社会分工变化带来“斯密增长”。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例，在短期内，其实农业的土地要素，人口要素，技术要素都没变，就是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和社会分工的变化，中国粮食产量就得到了大幅提升。中国1980年代的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改革探索，以及全国统一产品市场的形成，它改变的既是微观的企业组织模式，也是宏观的社会分工，这就是“斯密增长”。
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比如1990年代以后中国大量劳动的投入，大量土地和资源的投入，大量的资本投入，都可以归纳为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就是“库兹涅茨增长”。
当然，真正决定未来增长潜力的还是以“破坏性创造”和创新为特征的“熊彼特增长”。其实三次工业革命的本质就是“创新”拓展了人类财富的源泉，并改变了传统农业用动植物繁殖和生长规律创造财富的方式。那么，发达国家基本完成工业革命之后的增长动力又来自哪里呢？来自知识产业、文化娱乐产业、信息产业、金融产业、高端服务业等在内的软产业以及高端制造、智能制造、品牌制造等软性制造业——其价值的源泉是人的创造性思维，摆脱了地球自然资源的限制，满足的也不再是人们的基本物质需要，而是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比如，在乔布斯创造苹果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乔布斯重新发明了手机，新供给创造了新的需求，然后我们就再也离不开它，潜在GDP的边界就被拓宽了。其实，不止苹果手机，十年前我们也不需要腾讯微信，十年后我们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新供给创和新的需求，只有这种具体的产品或服务被创造出来之后，才会有新的经济增长。从这个角度讲，未来经济增长的本质，就是新的技术、新的产品、新的商业模式不断的出现，不断扩展财富源泉，满足人们之前不能满足的需求。
从上述经济增长的本质分析，很多所谓中国模式所概括和描述的只是经济增长的条件，而站在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背后的本质因素，还是中国丰富的人口和劳动的供给、丰厚储蓄资本供给、三百年工业革命的技术供给、土地和资源供给、现代管理和制度供给，以及未来创新能力。中国经济的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增长，的确得益于吸收了西方文明的成果，中国经济未来能否行稳致远，就看能否为人类文明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正是从这个增长的本质意义上，要保持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就必须保持上述五大财富源泉的供给潜力，因此就要改革人口、户籍、教育等政策以保持人才和劳动力的供给优势；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降低土地和资源成本，提高土地和资源的供给效率；深化金融改革，降低资金供给成本，提高资金供给效率；深化技术创新体制改革，保持技术供给优势；同时推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管理和分工的效率，此外还应该减税以降低供给成本，放松管制以减少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约束，全面鼓励创新，鼓励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并引导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就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呼吁“供给侧改革”的初心和缘起。
结语
今年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是日本明治维新150年。明治维新，让日本一步一步变为富庶文明的国家；改革开放，则让中国走上了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现代进程。
日本的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在长达150年的时间里，除了发起侵略战争，日本几乎把握了每一个关键步骤的战略机遇，一步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仅吸收了先进的西方文明，也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了来自中国的儒家和佛教等传统文化，社会稳定而有序，国民心态成熟而不浮躁，进入21世纪以来已经连续获得18个诺贝尔奖。
相比之下，中国虽然同时期开始“洋务运动”，但是近代历史却连年战乱、人民多灾多难，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二战以后，日本经济再次乘上高速发展的快车，而我们又错失了30多年的发展机遇。直到40年前开启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才终于没有错过，如今我们与日本的差距仍然不止一朝一夕。
40年，对一代人来说不算短，对一个国家发展来说则不算长。
持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不仅是解放生产力的要求，也是顺乎民心民意、合乎人性和历史潮流之举，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热切期盼。
绿叶无悔，扑向大地/江河无悔，奔向海洋/万物无悔，追寻着太阳……
身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投身改革开放大潮，为推动改革开放做出自己的贡献，愿我中华早日成为富强、文明、受人尊敬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