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书者说】
作者：斯培森（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宣传部副部长）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间，深圳市凭借改革试验田的先行优势和开放窗口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不断升级，经济建设成就巨大，地区生产总值直追香港，创造了全世界城市经济史上的奇迹。在已出版的图书中不乏以深圳惊人成就为主题的作品，其内容基本上跳不出深圳在改革上的敢闯敢试和独树一帜。但如果“深圳经验”仅仅是“敢为天下先”，那么，它的可复制性就受到了局限，在全国改革大业中，甘为人梯的“孺子牛”形象似乎更适合作为各区域、各城市的精神象征。
《我们深圳四十年》 斯培森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一
在江苏人民出版社跟我约稿“我们深圳40年”这一主题时，我即和出版社徐海社长表达了上述的理解，我希望表述一下在中国改革的大棋局、大背景下，一座城市为尽其分内之事所付出的努力，以还原一个身怀不平凡使命的平凡深圳。
这部作品的书名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深圳。写一座城市，离不开国家的政策，这二者之间没有孤立的存在，没有一个城市是孤立存在着的，抓住城市离不开中国改革推衍的大背景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所以《我们深圳四十年》最富创造性的地方，就是把深圳放在全国改革的棋局内，细数中国价格改革、财税改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民生事业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以上率下；详解深圳的三次产业转型，又如何以下促上。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以便更好地解析中国经济起飞的奇迹。
这本书的第二个关键词是40年。实际上本书的时间轴并不限于改革开放40年，我认为掐头去尾地讲40年是不客观的。近代中国的改革远的可以从鸦片战争算起，近的可以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算起，即便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算起，也是不能孤立地写这40年的。前30年我们国家实施了非常关键的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和以军事工业为主导的重工业体系建设，没有公有制改造整个国家的成本是降不下来的，在第三次国际制造业转移时中国是没有承接优势可言的；而没有重工业体系建设那么国家安全是得不到保障的，也就是说，前30年我们完成了经济发展的要素积累。1949年后，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中国人口问题迅速增长，到了1978年，我国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人口已经不断刷新历史峰值。这时候需要当机立断调整经济体制，及时把人口从包袱变为红利，把前30年积累的生产要素变现为资本和技术。在每一代领导人承前启后的改革步伐下，今天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落后社会生产和人民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而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进入新时代，制造业成本方面我国的优势在削弱，因此我国启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又是未来全新的历史使命。
国计民生这个成语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任何国家的政策蓝图都要通过区域和城市才能够落地生根，并最终影响到千家万户。我们每一个人会把我们的行为作为反馈，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政策的走向。因此在我的理解中，国事、家事、城事三者是密不可分的，不能孤立地展开叙述，因此也就构成了本书的三条主线。
二
关于家事，个人的简单经历是，1996年大学毕业后在银行参加工作，获得了领导的赏识，进步很快，可以说是少年得志。在银行、证券工作到30岁时我辞职了，为什么？因为对于我来说，改革才是最值得探索的事业，而改革的研究对象是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我认为，要搞清楚自己的研究对象就应该进入政府从事公共服务工作，在实践中学习和验证知识。于是在30岁考取公务员，我的收入直线下降，但是我的目的实现了。最初在城管执法队工作了两年，后调入区发改局，从事全区性改革的研究和设计工作，后来又从事过产业管理、组织人事、群团和宣传工作，可以说每一步都拓宽了眼界、淬炼了见解、增进了学识。经过这些年的学习和实践，《我们深圳四十年》将不同历史时期所要解决的问题，可供选择的方案，实施中的障碍与破解的思路做了一个完整的梳理，努力再现该时期的流行观念及其变迁，那么也就构成了这本书的最大特点。
作为一本讲述改革的作品，如果只是回顾，其价值是有限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果对于过去数十年改革的观察和分析得当，观点站得住脚，那就不应该回避对未来的展望。本书以年为章，对于当前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的走向，在最后的两章里做出了研判，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提出了距离追赶目标越近，所感受到的阻力会越大，速度也会相应放缓的观点，但是我认为这个放缓并不可怕，这是高温后的淬火，是鲤鱼跳龙门前的征兆，如果按乐观派的分析，中国仍将长年保持匀速增长反而是有违客观规律的。
对于深圳的未来发展，《我们深圳四十年》提出了节制资本和开放共享的观点。2008年与中国擦肩而过的金融海啸使西方发达国家深陷系统性困境，放任资本自由发展，实现表面繁荣的后果是国家健康的长期透支。中国作为主权独立完整的社会主义国家，驾驭和节制资本的能力较强是制度优势的体现。在驾驭和节制资本的道路上，拥有证券交易所和创业板发行权的深圳，应该深刻认识自身承担着建设全国性经济中心和国际化城市的两项国家使命，要树立资本为实体经济服务、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的观念，警惕金融资本唯利是图积聚风险，防止以金融创新的名义制造泡沫、兴风作浪。发挥好证交所、银行总部、保险公司总部、创投基金、科研前沿基地、超大口岸作用，实现创新链、产业链和资本链的有效融合，在前沿创新、内地引进和更新的雁阵模式中发挥领头雁作用。同时，在建设国际化城市的过程中，应该把开放和共享理念作为统领，正确处理超常规发展和超大型城市建设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一方面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建成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以扩大开放拓展空间；一方面着力补齐民生短板，强化法治建设，使发展成果公平共享。
在奔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不同城市有不同的分工。发达国家一般只有一到两个大城市群，以充当全国经济的引擎，而这样的城市群，中国目前有三个，其中之一就是深圳所在的粤港澳大湾区。眼前有个别高端制造企业在向湾区内转移，也许今后还会向中西部地区梯次转移，到那个时候，沿海、中部、后方腹地城市百舸争流，国家强起来了，湾区会不好吗？深圳会不好吗？
《我们深圳四十年》以真挚的情感和直白的文字，对自身家庭际遇娓娓道来，为全书增加了人性的温度，也是作品的出彩之处。全书结尾引用习近平总书记的新年致辞——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事实上，这句话无论对于个人、城市、区域还是国家，无论对于中国还是美国，都永远不会过时。
《光明日报》（ 2018年08月19日 0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