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持：汪信砚（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本期主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
主持人语
近百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探索和回答“中国向何处去”，即中国走什么道路这一近现代中国的中心问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这一时代大问题作了持续不断的求解和探索，其所建构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由此成为不同时期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本期刊发的三篇文章，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进行论述，期望能引发学界的进一步研讨。
中国道路的哲学探索和哲学表达
作者：汪信砚（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在中国近现代，时代的中心问题始终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亦即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近百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探索和回答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断地创造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道路的初步哲学表达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长期闭锁的国门，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程度不断加剧，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日渐凸显为时代的中心问题。为了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前仆后继地向西方学习，最终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下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自此以后，他们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得出了必须“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所谓“走俄国人的路”，是从总体方向上对“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回答，是就中国道路的性质而言的，是指中国必须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而实现社会主义，而并不是说在一切方面都照搬俄国人的道路。
五四运动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研究，都体现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注重对中国道路性质的哲学探索的鲜明特点。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和“拯救中国的导星”，并特别强调唯物史观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他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出，要解决当时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必须首先致力于经济问题的解决，因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而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必须像俄国那样积极开展阶级斗争，进行社会革命。他说，假若不应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
瞿秋白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改造世界的哲学，而唯物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武器。他指出，要改造中国社会，就必须“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试解剖中国的政治经济，讨论实际运动”，而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就是“互辩律的唯物主义”。瞿秋白也很重视研究和传播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他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它是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和揭示人类社会进步的学说。他还具体地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诸多问题作了具体而深刻的分析，论证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李达之所以不遗余力地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也是为了探索和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李达深信，唯物史观不仅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和把握社会组织的核心，而且能够为人们指明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提供改造社会的方针。他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出，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是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前提，而要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为此，他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近代经济史作了深入研究，并由此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作了精辟分析。他指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和铲除封建遗物，中国革命的必然归趋是由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达于社会革命；只有全体民众起来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建立民众政权、大力发展国家资本、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才会有真正自由平等的新社会。
上述表明，五四以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由此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就已对中国道路的性质作了哲学审视和探索，对中国道路作了初步的哲学表达。
民主革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
由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开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结出了巨大的理论果实，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求解和对中国道路的哲学探索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文本，也是毛泽东对中国道路进行哲学探索的代表性著作。这两篇哲学著作的理论贡献，并不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阐述，而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地总结了中国革命实践的丰富经验。虽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然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幕，但要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简单事情，它不仅要求人们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且需要人们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中国的实际。但是，在20世纪20至30年代的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内一直存在着背离和妨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它们曾屡次使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挫折。
《实践论》着重分析和揭示了中国革命中的主观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及其克服途径。毛泽东在系统论述实践与认识的关系的基础上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认为，一切形式的主观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而要克服中国革命中的主观主义，就必须从根本上消除其认识论根源：“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矛盾论》则着重分析和揭示了中国革命中的主观主义的方法论根源。毛泽东系统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辩证关系，强调“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毛泽东指出，从认识方法上讲，它们都不懂得“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背离了“特殊——一般——特殊”的辩证认识方法。“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
20世纪40至50年代，毛泽东把《实践论》《矛盾论》中所系统阐述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特别是其所概括的“实践——认识——实践”的人类认识总公式具体化为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先后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方法和“物质——精神——物质”的唯物论，阐述了一整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而在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成功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成功地开辟了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民主革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哲学表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也揭开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求解“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探索中国道路的新篇章。
首先，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历史经验的哲学总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不断拓展提供了根本思想前提和哲学方法论导引。从1978年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关于生产力标准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关于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讨论以及由其引发并延续至今的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都从哲学的高度深刻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历史经验，它们不断地推进了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哲学引领作用。
其次，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需要融汇各种哲学资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不断地注入新的哲学理念。新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以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着眼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注重对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努力吸收当代世界上的各种哲学资源，为党的理论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丰富的哲学思想滋养。例如，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得到较为充分探讨的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民主体等哲学原则，通过党的理论创新，都已转化为中国共产党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执政理念；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观念，也已被提炼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最后，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各种重大问题的哲学分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轨迹进行了哲学筹划和哲学构建。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推进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明确提出上。党的十九大报告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分析当前我国社会实际，得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科学论断，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命题，同时以“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清晰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刻内涵。可以说，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论述，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整体性的哲学筹划和哲学构建。
中国道路自信的空间哲学表达
作者：刘怀玉（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近百年中国所走过且正在走的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道路，是一个合乎历史辩证法的必然过程。从空间哲学视角揭示中国道路自信中所蕴含的历史规律与经验，对于深化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道路自信研究现状呼唤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哲学表达
中国道路已成为全球学者瞩目的热词。国外学界对该问题的关注焦点，最初是以西方现代化理论为标准来评判中国现代化的曲折性特殊性经验，后来转变成从区域性或全球现代性视野来把握中国道路的世界影响与创新意义。这种重点转移说明中国道路的空间哲学意义已经得到了国外学者的关注。
国内学界对中国道路自信问题的空间理论研究，着力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诸多视角揭示中国道路演化的特殊性和内在生命力；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全球化时代内涵及其辩证法思想，特别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已经从传统的物质生产走向空间化的生产；三是致力于把西方社会空间化发展议题进行创造性转化，拓展细化为生态环境、地缘政治、城市空间、网络空间与国家治理等问题。
国内外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思考中国道路自信的空间哲学表达问题奠定了较好理论基础。但也要看到，它们基本来自于区域经济、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等专业领域。现状表明，道路自信问题呼唤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哲学表达。而要研究这一时代课题需要打好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理论基础，需要对中国革命建设与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空间辩证法作出历史反思与现实把握。
中国道路自信的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理论基础及本质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所理解的“空间”并非静止的几何学与地理学概念或主观抽象的心理学与语言学范畴，而是社会秩序实践性建构过程，即一种共时而动态的历史关系，故“空间化”或“空间的生产”一词更能体现历史唯物主义对空间的独特深刻理解。
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理论泛指人类文明发展是一个空间不断提升与转换的过程，即不断地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实现的空间“自我生产”过程；特指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已变成全球化、城市化与区域化的“空间的生产”。而中国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道路则是一个不断突破资本世界体系控制而实现的空间自主重构过程。
对中国道路自信问题的空间哲学表达，主要是从空间辩证法视角历史地把握中国如何从封闭自大的中央王朝走向衰落，进而陷入不自信与危机；如何通过革命逻辑确立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如何通过改革开放逻辑走出传统建设模式主客观封闭的危机从而增强自信；如何在主动引领世界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真正道路自信，由此理出一条中国道路自信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脉络。
中国道路自信的历史空间辩证法表达
中国道路自信的历史空间辩证法大致上可以表达为以下形态或阶段：
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寻求独立发展空间的艰辛历程。在此历史时段，传统中国王朝空间由于其封闭与落后，必然走向瓦解。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独立斗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探索历程，都是一场东西方地缘政治之争，内含着中华民族争取生存发展空间的价值诉求。为使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发展空间，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从井冈山到苏区，从山区游击到全面解放中国，经过了从“以城市为中心”到“以农村为中心”，再到“以城市为中心”的生存发展空间曲折转换过程。正是这一历史空间辩证法揭示了近代中国如何从不自信到通过革命逻辑确立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内在历史规律。
二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的历史空间辩证法。以国际国内交织互动的结构关系为视野，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30年间发展空间的探索过程，研究国内区域均衡发展空间战略和“三个世界”的国际发展空间辩证法理论，反思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自信经验及其内外问题。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以独立自主的崭新面貌屹立于世界东方。但由于受东西方冷战格局的严重制约，成立之初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被排除在全球性和大多数地区性国际制度之外，而仅仅在原社会主义阵营与第三世界发挥一定作用。直到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前，中国基本上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局外人。
在被迫自我封闭的国际大空间背景影响下，在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资源贫乏的东方大国，如何有效规划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从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更是十分复杂和困难的问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之前，“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在沿海空间和内地空间的辩证关系上得以体现。一方面，在合理安排工业布局的前提下，强调更多的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从而更有力量支持和发展内地工业；另一方面，提出大力发展内地工业，把生产力落后的内地作为经济建设的重点，新的工业大部分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缩小沿海与内地的差距。但也要看到，当时的空间发展均衡，建立在生产力水平总体不高的基础之上。特别是由于对沿海地区投资数额的减少，也影响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传统发展空间模式的突破与协调平衡的新发展历史空间辩证法之形成。聚焦改革开放以来40年，在反思传统社会主义发展空间模式经验教训基础上，研究国内的空间辩证法和全方位国际发展空间战略，从中把握当代中国如何主动融入世界，因而确立新的道路自信之辩证发展规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确立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开始较为主动和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随着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及后来的世贸组织成员国地位的恢复，中国逐渐成为国际制度的主要参与者，从区域大国变为世界大国，在国际治理空间中作用不断增强。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从国情出发，根据梯度发展理论实施发展战略。一是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二是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从而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寻找到了新发展空间。为缩小地区差距，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提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它提升了东、中、西部大发展的整体合力，缩小了各大主体区域间的发展差距，逐步形成了发展新空间辩证法。
四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空间辩证法。重点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镇化区域化国际化发展过程与趋势中的新思想成果，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与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中包含的历史空间辩证法思想，由此理解实现真正道路自信之内在发生逻辑。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适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应对人类多重挑战的客观需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是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共同诉求，也是中国道路自信的历史空间辩证法之未来前景。
中国道路的精神力量
作者：王海英（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进入21世纪，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探究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共同造就的凝聚力、创造力和责任感构成了中国道路成功的重要精神力量。
道德的价值追求产生的凝聚力
中华文化的鲜明特征之一是重视人的价值并视道德为人的首要品质。孔子讲“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也讲“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子女爱其父母以及人对弱小生命的怜悯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根本属性。人要通过道德修养实现本性和价值。这种价值选择着眼于人的德性提升而非自保和侵占。价值选择是文化的核心要素，道德的价值选择使中国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都能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从社会生活角度，人的德性提升要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实现，这即要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很难形成个人权利和个人本位，有助于形成人与人的团结互助，使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和促进发展进步。从文化建设角度，人的道德本性作为人的情感体验是真实的，人的互助友爱作为人际交往要求更是令人向往的，因此道德价值取向很容易在社会上形成价值认同，甚至还能在不同文化间达成价值共识。孔子有言：“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历史上中原文化不断吸引和吸纳周边文化发展自身，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种文化和道德的力量更能促进文化融合、共谋经济发展。
辩证的思维方式形成的创造力
西方传统的形式逻辑主张性质单一的最高原则统摄一切。马克思则批判继承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以对立统一深刻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此相通，中国文化主张任何事物都是差异基础上的统一。《易传》讲“一阴一阳之谓道”，儒家讲“和而不同”，道家更讲“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种对世界的认识产生了辩证思维方式，具体表现为善于包容不同，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尤其在矛盾融合中创新发展理念、寻找发展契机。
作为中国道路发展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运用辩证思维创新发展理念的成功尝试。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创造性地运用“农村包围城市”和“爱国统一战线”等方式实现民族解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更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此基础上，我们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唯物辩证法，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唯物辩证法，在经济上摆脱计划经济的教条，充分运用国家计划和市场调节等不同手段，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着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促进经济发展；在政治上创立民主集中制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作用，从而开辟了中国道路，创造了中国奇迹。上述实践智慧都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的大胆创新，辩证思维所形成的创造力无疑为中国道路开辟了广阔前景。
自强的生命实践养成的责任感
道德价值理念与辩证思维方式共同造就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生命实践。《易传》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表达了中国文化“进取创新”和“包容守成”的基本精神。自强不息既有道德上的不断提升，又有对现实生活的积极创造。这是“不怨天，不尤人”的向内求索之路，它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坚韧性格和实干精神，而且还培养了每一个体对自身和家国强烈的责任担当。
实际上，道德修养与生活创造是内在相通的。《中庸》指出，人的道德修养是以至诚之心明了自身德性，进而推己及人、以情类物，帮助他人和万物实现各自本性。这一道德修养过程即是参赞化育的建功立业。而“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对万物的责任使人获得可与天地比肩的人性尊严，人性的尊严和高贵使中国文化主张责任重于权利。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对家国天下的责任担当使中国道路的发展拥有不竭动力。近代以来，即便在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中华民族也没有失去希望而是在上下求索中救亡图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不仅没有外援而且面临封锁的情况下，仍然在经济发展和科学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种修德进取、自强不息、重任在肩的民族精神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将继续爆发无穷的社会力量，推动中国道路不断走向胜利。
《光明日报》（ 2018年08月20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