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8月18日电 （记者陈苑）近日，南京南站候车室一男子猥亵女童案引发舆论广泛关注，15日，南京铁路警方依据查证事实，已以涉嫌“猥亵儿童罪”对段某某依法刑事拘留，17日，嫌疑人段某某的父亲与受害女童在当地妇联部门的陪同下返回家中。案件暂时告一段落，但作为爆料者的作家陈岚，连日来却陷入了持续的网络霸凌和围攻，有人甚至对她进行死亡威胁：“我已经在上海了，准备活埋你全家，你的时间不多了，等着吧。”从事受虐儿童救助工作已经有7个年头，陈岚在接受人民网文化频道采访时说，她不是没有想过放弃，但是“过去被救助过的孩子们的微笑，他们茁壮成长的样子，总能让我再次鼓起勇气和信心，去救助下一个孩子”。
人民网文化：“南京南站男子猥亵女童案”发生后，您在几十小时内收到了微博上近千条的死亡威胁、诅咒及谩骂，甚至对您的家人造成人身威胁，您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您将如何应对这些网络霸凌？
陈岚：从8月13日起，我的微博就陷入了网络霸凌和围攻，持续到现在，没有停止。大量的ID是重复的小号，编造的内容也如出一辙，说不是组织的或有目的地打击和抹黑，很难解释。我收到的威胁也变得越来越具体：“我已经在上海了，准备活埋你全家，你的时间不多了，等着吧。”
应对这样的网络霸凌怎么办？我的方法：一是自我心理调节；二是看到众多主流媒体的正面发声；三是始终相信，法制社会，邪不压正。
有一位网友曾跟我说：“你救了那么多孩子，正义也会来救你。”所以，我要勇敢地站出来，继续发声。我想告诉所有关心我的人：我不怕，我会小心带好孩子，保护家人，更换地址。上海是一个治安很好的城市，警方也已经介入，会有依法公正的结果。
我关闭了微博评论，是希望舆论的焦点不要被转移。现在重要的是，我们要一起继续关注此次案件中受害的女童，后续能否得到妥善安置保护。今后，预防儿童被性侵的制度能否完善建立，这才是焦点。
人民网文化频道：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开始关心和救助受虐儿童？您的出发点是什么？
陈岚：7年前，我偶然介入了天津“小希望”救助事件。一个先天无肛的孩子，因为监护人的偏执无知，最终孩子被带回家，不明不白逝去。当时，由于法律上缺少对儿童监护权的明晰规定，“当监护人明明在危害被监护的孩子利益”时，其他社会力量该如何介入保护孩子？这个课题从“小希望”被父亲带走回家、死亡。这个不幸，就一直横亘在我的面前。
2015年，中国正式颁发施行了《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依据司法意见，“小希望”的悲剧如果再现，司法机关已经有了细则可以操作――由民政部门配合公安部门将孩子带离，进行安置保护，需要治疗的则送往医疗机构进行治疗。
这个意见出台当日，我在家看发布会直播，一边看，一边哭。
然而，遗憾的是，很多基层执法、司法机关，对这个意见还不是很熟悉，需要更广泛地传播和推进。
我希望能为完善中国儿童福利制度出一把力，哪怕只是小小地推进一点点，让“小希望”的悲剧永远杜绝，这就是我的初心。
人民网文化频道：作为儿童救助机构“小希望之家”的创始人，你们处理过多少儿童救助事件？机构有多少成员和志愿者？平时会组织一些什么样的活动？据您的了解，大家为什么会选择加入这项公益事业？
陈岚：从2010年至今，我的团队已经救助了100多位“小希望”式的重症、垂危、被虐、被弃的婴幼儿，处理了上千起儿童救助事件。我们有两千名左右的实名志愿者，年龄大概在20岁-50岁之间，女性占90%。多数志愿者都是有子女的母亲，她们对儿童遭受的痛苦感同身受，加入我们，是希望能够为孩子们做一些事：有的负责联系媒体、网络呼吁，有的负责接送、安排被救助的孩子，有的负责筹款宣传，有的会做一些护工工作，还有的会进行一线走访调查。
人民网文化频道：您认为目前国内儿童受虐需要救助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什么？您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渠道？
陈岚：就像“小希望”那样，当监护人对孩子不利时，孩子是完全无力自救的，外人很难介入，介入之后也很难安置。这是目前国内儿童受虐需要救助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要有一个相对应的甚至是更强大的力量与之抗衡，那就是，国家是未成年人的最高监护人。
1990年，《儿童权利公约》正式生效，中国也是最早的签约国之一。
没有国家力量的支撑，对受虐儿童的救助处处受限。简单来说，孩子被虐打殴打，如果没有公安部门带离，交给民政部门进行保护性安置，处理的结果只能是教育之后，把孩子又交还给监护人。然而回家之后，孩子往往被打得更凶。
解决国内儿童受虐的问题，一定而且只能依据目前已有的法律，通过司法救济、福利救济两个系统的联动和完善：司法及时介入，民政福利及时庇护，完成一个儿童保护的“闭环”。现在，这个“闭环”已经初具规模，急需完善和联合推动。就像一个齿轮已经严丝合缝的时钟，只缺一根发条将它拧动。
人民网文化频道：网络的力量在儿童救助当中已经不容小觑，您如何看待现在网络舆论对儿童救助的影响，您觉得来自网络的力量有哪些利弊？
陈岚：当我们寻求帮助时，网络的传播速度快，力量大，但缺点是有时无序、盲目而情绪化，因为无序，会导致救助效率低下。
具体而言，轰动一时的河南被虐女童辛怡案，起初辛怡无人过问，已经准备出院等死。在微博反映后，志愿者群不断扩大，媒体随之介入，先后为小辛怡筹款逾百万，同时推动了对凶手无期徒刑（限制减刑）的判决，这在儿童被虐待案中，是罕有的重判。
缺点则是，因为志愿者来自网络四面八方，良莠不齐，目标、愿景都各不相同。还有少部分人有其他诉求，混迹于其中。争吵不断，纷争不断，家长手里善款管理也意见不一，医院安排也各有不同，最后彼此闹出了不少纠纷。
而更多的儿童被虐案，光靠网络无序地呼喊，是无法解决实际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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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文化频道：2014年，广东佛山三岁幼童被生父拔掉手指甲，您介入这个案件时被砸晕倒地。您在实施救助时，受到最严重的伤害是什么？您的家人和朋友如何看待您从事这项公益事业？
陈岚：我受到的最严重的伤害其实是网络霸凌。2010年起，“小希望”去世给我留下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从此重度抑郁症一直伴随着我。家人的支持和对救助工作的坚持，一直支撑着我。但是网络霸凌加重了我的抑郁，家人和朋友最担心的，是我的心理还能支撑多久。现在，他们都希望我能够退出，或者至少休息一段时间。
人民网文化频道：你觉得在从事受虐儿童救助的过程中，最难的是什么？
陈岚：最难的是被道德绑架。中国公益方兴未艾，门槛低，规则模糊，良莠不齐。我刚做公益时充满了美好想象，然而事实上，我会接触到带着各种目而来的人。在进行救助时，我们非常容易被救助对象和一些有企图的人进行道德捆绑。他们会要求你无条件、无止境付出，哪怕你已经筋疲力尽，稍有不满足，会遭反噬：“骗子、炒作、虚伪。”而公众更倾向于要求公益人士道德无限拔高，行为无懈可击――才有资格做慈善，否则就不符合他们的心理预期。这样下去，最终没有人能长久坚持下去。
我认为，公益在中国发展成熟的过程，是需要经过一个保持平常心的过程。施者平安，受者心平。
人民网文化频道：您是否后悔当初选择做这件事情？有没有想过放弃？又是什么让您一直坚持下去？
陈岚：后悔过啊，很多次后悔。因为我们要一边做事，一边忍受评头论足的“挑刺”。我们救助的都是危重病婴、受虐儿童或身心有极大问题的未成年人，每一次救助服务都如履薄冰。通常这样的孩子背后的家庭也很难缠，我们会接收到强烈的负面情绪。
有些救助是命悬一线的，把孩子救回来了，是本分，万一孩子重症不治逝去，我们迎来的是质疑和辱骂。让我们听了最难受的说法是：“是你把他弄死的！”
可是怎么办？还是要继续做啊。过去被救助过的孩子们的微笑，他们茁壮成长的样子，总能让我再次鼓起勇气和信心，去救助下一个孩子，因为我希望，那个孩子也可以有同样美好的未来。所以，我会一直坚持下去，不会停下来。
人民网文化频道：您的下一步工作计划是什么？您认为，在保护受虐儿童和妇女方面，需要政府和社会加强什么？
陈岚：作为一名长期在妇女儿童保护工作的一线的服务者，真切地说，这七年来，我目睹了很多变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到《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出台，我们的制度正在逐渐完善，而制度如一台精密的仪器，光停着不行，要插上电，要开动，这需要政府层层级级地推动。每一个齿轮都要工作起来，齿轮与齿轮彼此之间衔接起来，社会的动能才能发挥。
根据我对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的观察，女童的教育，女性的工作权利，儿童及母亲的福利保障，如果能够保证落实，将会极大地提升民族人口素质――母亲强，则民族强。
人民网文化频道：作为作家、编剧、电视评论员、儿童救助机构创始人，在这几个头衔当中，您最看重哪一个？
陈岚：作家。因为最终，我还是要回到本心，用文字记录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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