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被叫往公安局询问后，妮可回到深圳，在家睡了一天，她觉得非常疲惫。
2019年8月，妮可从这家名为“深圳中道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企业离开之后，事情才真正“开始”——先是曾经工作的同事一个接一个被拘捕，然后她也被两次叫往公安局问话。
在这个后来被法院定性为“套路贷”犯罪的网络贷款公司中，妮可做了不到一年的文员，和一个多月的电话催收。“我请过律师，他说我属于连同，或者叫参与？太复杂了我也听不懂。”
妮可觉得，领导让自己做什么就做什么，“感觉是一个很正常的公司，该上班上班，也不知道是有问题的一家公司，自己怎么就被卷入（犯罪）了？”
入职“互联网金融公司”一年，公司解散
妮可，1995年生人。高中毕业后，她从老家来到深圳打工。2018年8月，她辞掉了每个月不到4000元收入的旅行社基层文员工作。工资没有涨过，升职没有盼头，妮可考虑换一份工作。
她在招聘网站上留下了姓名和电话。以她的技能，可供选择的机会并不多，所以当 “深圳中道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联系她去面试的时候，她马上答应了。
面试当天，妮可来到深圳南山区的一个创客园内。一幢8层的写字楼，公司位于2层，占据了相当大的一片空间，十几名员工在里面忙碌。
妮可应聘的是办公室文员岗位，人事部门主管告诉她，正式到岗后要做的工作包括文件印发、访客接待、快递收发、以及协助请假、报销、发布招聘信息等。
4500元的月薪比在旅行社要高，做的事情跟以前相差不大，妮可觉得自己能够胜任，“然后就去上班了”。
入职以后的打工生活，朝九晚六，不用加班，但公司看上去欣欣向荣。周围地铁、公交方便，园区工作的白领们进进出出，当时妮可觉得这是一家“正规”企业，毕竟除了“CBD”，还有什么地方比“创客园”更适合出现所谓的“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呢？
一起工作的同事几乎都是90后，他们从全国各地来到深圳打工。老板没什么“架子”，他会在业绩见涨时组织员工聚餐，还会网购水果到办公室给大家分，每个月2-3次的下午茶花样翻新，奶茶、披萨、蛋糕……在这样的地方工作，妮可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变化发生在2019年中旬，公司“经营”似乎出现问题，先是人手越来越缺，主管就让妮可去公司的“催收部门”帮忙——提醒APP借款用户贷款即将到期。
7月，妮可来到催收部门，每天早晨登陆公司的后台系统，主管已经把当天需要电话联系的借贷对象分派到每个人的账号下。她需要按照系统里提供的信息，拨通电话，提醒对方贷款即将到期。
但帮忙没有持续多久，当年的7月31日，老板召集员工结算工资，通知公司因经营问题要关门，之后又在8月期间短暂复工并再次解散。所有员工都离开了公司，妮可只能又重新找了一份工作。
直到当年的11月，妮可突然从之前的同事口中得知，有一位同事被警察带走了，“说我们是高利贷”。
同事接二连三被拘，公司竟是“套路贷”
事情日渐“失控”，之前的老板、主管、同事接二连三遭到拘捕，妮可也被叫往公安局询问。她从一份判决书文件中才了解到：她所在的深圳中道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已经不是“高利贷”这么简单，而是被定性为“套路贷”犯罪。
几年时间，该公司开发了包括“租来用”“时秒贷”“急速贷”“便捷用”“迅易袋”在内的一系列支持用户小额贷款的手机APP，又打出了“低息、无抵押、无手续费、放款快”的广告招揽客户。
面对这样的广告，急于用钱的借款人往往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开始借款。但一旦下载、注册，这些APP便会以贷款需要审核个人资料为由，要求借款人提供姓名、家庭地址、身份证，还要求用户授权APP获得手机通讯录。
一次贷款的额度为1000元至2000元不等，一期借贷的时间是一周，看似“方便”“划算”“易还”。但其实在放款的时候，这些APP就已从发放的借款中扣除了28%的“担保费”“服务费”。借了1000元，到手只有720元，但7天借款期满后，借款人却需要全额归还1000元。
2020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已经明确，以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为标准确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当前1年期LPR为3.85%，5年期以上LPR为4.65%）。而套路贷公司打着“服务费”“担保费”的名义收取每周28%的的高昂利息（换算成年利率为1440%），已经明显超过了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
但“套路贷”公司的“套路”还不止于此。在借款的第7天，也就是还款日当天，公司的催收员就会介入催收。催收部门的具体工作分为“到期催收”和“逾期催收”两种。像妮可这样的“到期催收专员”，会在还款日当天电话提示贷款人欠款即将到期，早上和下午各打一次，提醒客户还款。
妮可每天要打出40-50个这样的电话，“不还就不还，电话挂了就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