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高考命题和录取率上，显示出了如此巨大的不公平。学者指出，社会阶层凝固现象日趋严重，贫民的孩子想实现社会阶层的上升更加困难。
文丨凤凰网主笔 张弘
高考恢复40年，最早一批通过高考而改变命运的人，大都功成名就，有的已成垂垂老者。透过他们的坎坷经历，人们不仅知道了非正常年月里高考制度的兴废，更能看到1949年后持续革命给全社会带来的巨大创伤和满目苍夷。1976年宣布“文革”结束，是革命能量最终耗尽的标志。其后，中国开始了经济改革，逐渐回归到正常国家。恢复高考，就是中国回归正常国家的一环。
通过考试从而获得深造机会，本是“从来就有”的制度，也是放诸四海皆通行的最主要方式。恢复高考固然值得赞许，然而，高考恢复至今40年，有诸多问题值得探讨。尤其是我国当前考试命题和录取方式，想必太多人都有话要说。
曾几何时，恢复后的高考是全国一张试卷。这种方式的最大好处，就是确保考生面临同样的知识检阅。各省、市、自治区考生必须经过同样的考验。考生的分数具有横向的可比性，哪里的考生分数高，哪里的考生分数低可一目了然。由于北京、上海的一本录取分数大大低于一些省市，曾经有考生起诉教育部。后来，北京上海等地自主命题，官方给出的说法是“高考分省命题有利于基础教育改革与素质教育推进”。如此一来，全国各地的考生的分数不再具有横向的可比性，北京、上海等地一本录取分数太低的问题被掩盖起来了。如今，再拿“素质教育”为说辞，掩盖高考不公已经十分可笑。什么是素质教育？应当以什么标准衡量？如果说，会几样乐器，拿过一个奖项就可以被视为素质高而加分，那么，农村考生掌握农作物的基本知识，具备干农活的技能就不是素质？有些在城市长大的考生，把麦苗认作韭菜，不会干任何农活也是常事，这是否应当看作素质低？
如果说，改变全国一张试卷，自主考试掩盖了北京、上海等地一本录取分数过低的问题，在考卷上体现了地方保护主义的胜利。那么，录取分数和录取数量的地区差别，则让更多考生和家长义愤填膺。例如，新疆、西藏等地的录取分数线极低，高考移民现象应运而生。而北京、上海等地经过了自主命题的地方保护之后，继续在录取分数上享受优待，不仅一本的录取线大大低于很多省份，在考生数量大大低于很多省份的情况下，北大、清华、人大等名校的录取人数上却比其他省份更多，录取分数也更低。相对于自主命题掩盖北京、上海等地考分的欲盖弥彰，北大、清华、复旦在录取数量和录取分数的“本地偏好”则更加赤裸裸地显示着地域歧视。
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例，2015年，北京的考生人数68000人，两校在北京实际录取人数之和超过600人。2015年，湖北的考生人数是368425人，两校在湖北招生302人。以录取率计算，北大清华在北京的录取率，是湖北的11倍。
在中国的高考命题和录取率上，显示出了如此巨大的不公平。奇怪的是，尽管各地考生和家长对此极为不满，但如此弊病百出的制度，却一直岿然不动。早有研究者指出，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近些年来，被北大、清华等国内一流名校录取的农村考生比例大幅下降。而学者孙立平、杨继绳等人忧心忡忡地指出，社会阶层凝固现象日趋严重，贫民的孩子想实现社会阶层的上升更加困难。
社科院经济所前所长金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论纲》一书指出，中国改革开放最彻底的是工业领域，“凡是自己改自己，通常总是迟迟不改，或者不彻底改，甚至改偏了方向。尤其是，只要行政部门自己主导改革，其结果几乎必然是更倾向于维护和扩大本部门控制资源的职权，至少是要让自己改得更方便，而将麻烦留给别人，极少有例外。”金碚提出的对策是，从相关管理部门选调优秀干部，与无直接利益关系的专家一同组成改革工作机构，制定改革方案并明确规定，这些行政部门的干部不再回原部门任职，由组织部门另做重要任用。在教育领域，此前长时间的实践已经证明，单凭教育部自身，无法建立一个更为公平的高考制度。可以说，金碚此番建议为教育改革提供了个方向，有关职能部门不妨以此为切口从而进一步细化具体的措施。
除了考卷的统一和录取比例的改变之外，鉴于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合理，类似北上广等一二线城市，师资力量和其他教育资源大大优于各省下面的地县一级。在录取时，可适当救济。比如，在地县级就学和参加高考的考生，一本录取分数可以低2-5分。让所有的录取信息完整和完全的公开，杜绝特权录取，关系录取，人情录取、地域保护等现象，接受社会监督。对于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自治区的，高考录取引入公众参与讨论，将录取分数、录取人数的优待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比如，录取比例最多不得高于其他省份的20%等等。如果说，40年前由邓小平主导推动的恢复高考是拨乱反正，那么，当下中国的高考改革，则必须以公平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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