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天，数百万学子就要走进考场，参加一年一度的高考了。相信语文考试结束后，各省的作文题目一出来，立即又会形成一个议论的“热点”。不知从何时起，高考中的“命题作文”变得少了些，更多的是给出一段材料，让学生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作，结果“材料”作者有时还颇不乐意，会和考试中心打一场知识产权的官司，这样的“节外生枝”，其实也是社会发展或进步的体现。
作为旁观者，从各个视角对一套试题提出批评是很容易的，当一份试题被置于显微镜或放大镜下检查的时候，措辞、标点符号等的瑕疵都会被人“无情”地扒出来，所以要出一份令各方满意、皆大欢喜的作文题是很不容易的，尤其对于像高考这样的选拔性考试来说，既要让绝大多数学生有话说，又要有一定的区分度，其对命题水平的要求可想而知。有的时候我们会埋怨学生“答”得普遍不好，真实情况或许更可能是题“命”得不好，学生“审”不出老师想问什么，甚至命题老师做自己的题，也不容易找着入手处，这大概也是出现高考大年、小年的原因之一吧。
说到作文题，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该”考的题材和体裁好像都已经考过了，让学生写些中规中矩的记叙文、说明文或议论文吧，很容易被任课老师押中，而且也难不住学生，所以老师出题似乎也就只剩下“偏”、“怪”，这种情况在以科举考试闻名世界的中国古代即已显现。
从隋炀帝于公元605年始创科举考试以来，到明清时期这一制度已日臻完善，而长期以四书五经为命题内容，几乎使经书中的每句话都有了详尽的解读，科考“教辅参考书”或“范文”充斥坊间，遂使命题官们只好别出心裁，经常由前后两句中各截出半句，组合成题，令那些寒窗苦读的士子不知所云，无从“破题”。清末知识分子谈到科举之弊时，往往能切中要害，一针见血。比如，龚自珍就曾对此提出批评，“今世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坊间刻本，如山如海。四书文禄士，五百年矣，士禄于四书文，数万辈矣，既穷既极。”而为了防止民间“押题”，命题也只能越来越怪。这样的八股考试内容及标准，必然衍生出相应的应试教育，而由此造成了读书人只知背诵四书五经，学作八股文，选拔的人才则既无真才实学，又不能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
记得曾经看过一则笑话，说晚清时有一学子赴京赶考，考题为“试述鸦片之害”。这位学子估计属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之类的愚儒，在已风气大开的时代，竟不知鸦片为何物，提笔答道：“昏鸦咶噪，啼声不祥。然试述其害者，尤为其掠食夺粮，麦粒稻尖未及收取，即为之素餐。一鸦尚害于此，何况成片乎？”读书读到这个份上，也真迂腐昏聩的可笑复可叹。
我们今天也经常谈论高考所带来的应试教育之弊。每到高考前后，总会有疑似各省高考状元“现状”的调查报告在坊间流传，有时甚至用“全军覆没”这样危言耸听的词来加以形容，而前几天有关人大毕业生遭遇变故、沦为低保户的报道，虽令人唏嘘，却也让人反思高考这一选拔性考试的弊端及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偏差。一般认为，在高考这一“指挥棒”下孕育出来的应试模式，使中学的教育目的只剩下了提高升学率这一条，而选拔出来的学生在输送到高校后，普遍存在高分低能现象，学生们没有个性，没有思想，缺乏创造力，自然为社会所诟病。虽然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很多，不过，高考的“指挥棒”效应仍被认为是主导性因素。要想破解这一难题，我们可以在命题这一环节上下功夫，通过命题内容和模式的改革，对中学的教育方向做以“引导”，以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而这在我们所指称的“大数据时代”，是不难办到的。
以几乎谁都可以批评的作文题为例，我们可以对恢复高考后的四十年中，进入高校后的不同分数段的考生的学习状况及毕业后的职业表现进行“跟踪”调查和分析，并以此为根据，对相应的作文题目加以评估，即可大致判断出作文题目的“好坏”，了解学生真实的写作水平。以此类推，其他考试科目的命题质量也可以如此这般地进行“检测”，从而制定合理的命题标准，提高命题质量，在为高校选拔优秀人才的同时，还可以缓解网友们的质疑给命题老师及考试中心带来的压力。
恢复高考四十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我们有庞大的“考生”群和“考题”数量的积累，而网络“大数据”又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的工具，以这样的方式纪念恢复高考四十周年，一定能为今后高考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更好的经验，套用一句被用烂了的话，切“不要辜负了”大数据这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