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特约评论员 王琳
环保部日前通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情况。通报称，5月19日，23个督查组共检查327家企业(单位)，发现242家企业存在环境问题，约占检查总数的74.0%。
尤令舆论关切的是，此次督查已发生多起拒绝督查组检查的事件，各地相关部门已进行调查处理。近期，从各督查组反馈情况看，又出现7起拒绝检查、阻碍执法事件，其中邯郸市3起，衡水市2起，石家庄市1起，焦作市1起。
拒绝检查、阻碍执法不但会妨碍执法目的的实现，还直接伤害了法律尊严和执法权威。“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法治是包含从立法到执法到司法再到守法的全过程。有良法可依只是法治的第一步，如果有了良好的法律却束之神坛，眼见其成为“纸面上的法”，而就是不能成为“地面上的（行动中的）的法”，那么，制定了再多的法律也无济于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还不如无法。
法律不应是“纸老虎”。为了防止阻碍执法的情形出现，执法保障机制往往在立法时就已有考量。如《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对拒不接受监督检查的，“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另依《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对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作为最终的惩治手段，《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还对“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构成妨害公务罪的”，规定了“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这一组合式刑事责任体系。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关键就在确保法律得到严格实施。拒绝检查、阻碍执法屡禁不止，原因并不在无法可依，更不在执法保障机制的不健全。只要违法成本足够高，执法对象就不可能不计成本地去拒绝检查、阻碍执法。以前提及环保执法中的公然抗法，地方保护主义是个绕不过去的老大难问题。
从法理上说，守法也是政绩，但有些地方党政领导却错误地将守法和政绩对立起来，宁要违法的GDP，也不要守法的尽本职。当这样的政绩观影响到执法和司法，企业拒绝检查、阻碍执法的胆气自然就大了起来。
另一方面，一些违法企业宁愿千方百计对抗检查，也不愿具体落实在防治污染上，仍是违法成本和违法收益的考量。修正后的环保法被称为“史上最严”，正是为了解决执法实践中的“违法者得利、守法者反吃亏”之怪现状。
这更对严格执法的实现提出了高要求。对违法行为的制裁，必然会触动利害关系。反复出现的拒绝检查、阻碍执法让人并不感到意外，这恰恰是“史上最严”执法所带来的效果——对于执法者来说，除了要继续加强对企业的检查和督查之外，更应督查对抗法者的制裁。
只有让拒绝检查、阻碍执法者受到更严厉的法律惩处，法律权威和执法公信才会得到恢复和重树，大气污染防治的目标也有可能更快更好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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