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生完孩子，各种推销婴幼儿用品的电话就打进来了。许多妈妈苦思，到底是谁泄露了自己的信息。最高检5月16日发布了包括韩某等8人买卖新生婴儿信息在内的6起典型案例。其中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韩某利用其工作便利，非法获取新生婴儿信息共数十万条出售。（5月17日《京华时报》）
公民信息泄露，主要有四个途径：一是“内鬼”非法出售获利，比如银行员工、电信公司员工、保险公司员工、自来水公司员工、快递公司员工、医院职工、招生办工作人员等，都有机会掌握着众多用户的信息，这些也是公民信息泄露的“重灾区”；二是从事信息技术工作的人员、电脑维修工等利用其技术优势获取公民信息；三是黑客入侵获取信息；四是少数人缺少保护信息的安全意识，粗心大意泄露信息，或者信息采集单位及个人被骗而泄露信息，比如贫困生信息被不法分子骗走等。
除了公民个人由于自己的原因泄露信息以外，其他三种主要类型的信息泄露都离不开信息采集单位的责任。比如，信息采集单位“内鬼”盗卖公民个人信息之所以能够得逞，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信息采集单位缺乏信息安全意识，没有建立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严密制度，信息采集单位工作人员略用心计就可以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其非法获取的信息卖掉牟利。常常，不仅信息采集单位相关人员毫不知情，事后没有承担任何责任，即使公安部门揪住了“内鬼”，往往也难追究信息采集单位的责任。
于是，在防范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法律链条上，信息采集单位的责任缺席了。信息采集单位保护不力，监管存在严重的漏洞，事前没有做好防范，事发后也没有承担丁点儿责任，这等于对信息采集单位漫不经心、监管不力的纵容，也是“内鬼”胆大妄为和屡屡盗窃信息得逞的原因。目前来看，由于信息采集单位在信息保护或监管方面存在太多漏洞，信息采集单位成了泄露公民信息的“重灾区”，这实质上提醒信息采集单位要加强保护和监管，包括技术的、制度的、追责的等各个方面都要完善，堵住信息泄露漏洞。
权利和责任要对等，一些公共服务单位采集了公民信息，就有责任和义务保障公民信息安全，否则，信息采集单位就没有资格采信公民个人信息。即使法律法规要求采集公民个人信息，比如执行“实名制”要求，也要保障公民信息安全，这应该是单位采集公民信息的法律义务，这种义务就体现在泄露信息要承担责任。但当下每次发生信息泄露事件，除了惩罚“内鬼”以外，追究信息采集单位的责任往往没了下文，这种放过单位的做法让人好郁闷，也是公民信息一再泄露的一个重要因素。
事实上，信息采集单位是保护公民信息链条上极其重要的一环，出事后岂能不承担责任？这样处理公民信息泄露事件，不公平。同时，更不利于有效保护公民信息安全。毋庸置疑，信息采集单位责任一旦缺席，管理就不可能跟上，泄露公民信息的漏洞百出，“内鬼”始终经不住利益的诱惑，这不明摆着放纵“内鬼”吗？这真是一件令人着急而又非常费解的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