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凯成，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提到乡土小说，“打工文学”“底层写作”“苦难意识”这些标签随之而来。这不仅构成了乡土小说研究的“准则”，而且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研究者自身的思维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标签化的思维容易使乡土小说的面目渐趋模糊。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乡土小说概念本身的包容性，有着开阔的空间，也因为学界对于研究对象的辨识度不够，导致批评与研究过程中的舆论化、标签化等问题频繁出现。于是，乡土小说的研究陷入困境之中，而研究路径的单一是形成困境的主要因素。就乡土小说本身而言，“乡土”概念存在着本体性的局限，即围绕着“乡土”范畴的建构所生成的某种区域限度，而相应的研究方式也局限于既定的视域。倘若一味地为着研究方式层面的突破，而抛却“乡土”的内在属性，便容易使得研究落入本体性的偏移中。因此，如何在尊重乡土本体的前提下，探究乡土小说研究的创新性路径，成为该领域研究者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贺仲明等著《乡村伦理与乡土书写——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研究》（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乡土小说研究路径的探究层面，表现出了积极的姿态。该书以“乡村伦理与乡土小说之间的内在联系”为研究视域，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不仅形成了乡土小说研究的创新性意识，而且构筑出了探察乡土小说写作的有力空间。同时，由于“乡村伦理”这一社会学概念的加入，这部论著在方法上突破了单一的文学研究视域，从而在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中，拓宽了乡土小说的研究方式。可以说，贺仲明等学者通过审视乡村伦理变迁影响下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写作，有效地突破了当前乡土小说研究的困境。
从概念范畴上说，“乡村伦理”更多地指向社会学空间，尤其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土地伦理”与“人情关系”成为这一概念的主体。当其与乡土小说写作之间产生某种关联时，传统意义上的研究意识就存在着新变的可能性。作者指明选择乡土伦理角度进行乡土小说研究的主要原因：“中国的乡土小说作家绝大部分来自农村，至少与乡村有着很深的渊源……因此，他们很容易感受到乡村伦理的影响力。”也就是说，乡村伦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乡土小说作家创作的源泉，而与之相应的乡土小说研究便需要探究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关系背后所彰显出的文学、社会学问题。在具体研究中，这部论著恰当地处理了“乡村伦理”与“乡土写作”的对位关系，在摆脱“乡村伦理”的社会学范畴约束的基础上，将其视为参照性的视域空间。这是由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写作的文本对象所决定，也与文学自身的表达限度有关——“文学只能是表现、展示，通过曲折而间接的方式，引起人们的关注，从而对社会现实产生某些影响，所以，对乡土小说与现实乡村伦理的建设，显然不能给予过多、过于急切的要求，也不能期待作家们提出非常有针对性的、具有现实建设性的思想。”这一限度同时形成了这部论著在研究意识层面所建构的明晰性空间，即这种创新并非是无限度的意识拓展，而是在充分尊重文学研究“边界”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意识的创新，以确保创新本身的效力。
这部论著以“乡村伦理与乡土小说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主线，建构出了综合性的研究空间。“乡村伦理”作为社会学空间，其本身包含着诸多复杂要素。不同身份、不同性别、不同地域中的“乡村伦理”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乡村伦理影响下的乡土小说自然呈现出复杂的写作样态。作者们充分认识到乡土写作的多样性，通过身份差异、怨恨叙事、女性写作、西部地域等多重维度，来探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写作的多元空间。在具体研究中，这部论著针对各个空间维度又进行了细致梳理，比如“进城乡土小说”作家身份的三重划分（“农裔打工作家”“农裔城籍作家”“城裔城籍作家”）、女性乡土伦理叙事的两重主题（“婚姻伦理叙事”“生存伦理叙事”），以及西部乡土作家的三种伦理书写姿态（“苦难伦理情怀”“乡村浪漫情怀”“农家感恩情怀”）等，彰显出细致的思维与灵敏的辨识力。
《光明日报》（ 2018年04月17日 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