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告官”这事儿，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全国首批跨行政区划法院之一的北京市四中院日前发布2016年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报告显示，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与2015年相比，政府机关实体败诉率在下降，“表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逐步规范化和合法化”，但同时行政机关依然存在信息审查不细致、信息公开表面化等问题。
一方面是成绩斐然：“民告官”、尤其是信息公开诉讼作为一种诉讼类型越来越常态化，“越来越多的公民、法人尝试向政府部门申请信息公开，推动了这项制度的完善”。另一方面则是某些问题改观不大，被申请公开相关信息的政府部门的进步和改善速度，似乎赶不上民众的知情需求增长。信息公开条例颁行近十年，依申请公开的形式到底有没有如立法初衷所期待的那样，倒逼出政府机关主动公开的气度和习惯？
申请提交了，回不回复是一个层面问题，回复了等于没回复则是另一个层面问题。在目前已知的政府回复数据中，为数不少的回复内容其实就是明确告知行政相对人一声，“相关信息不存在”或者“依法不予公开”。“告诉你这事情我不能告诉你”，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拗口？实践中，这种答复也是会算在有问有答的比例中的，在此之外申请寄出后完全杳无音信也不是没有。
北京四中院此次报告，点出了目前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存在的几种典型问题，读来颇有意思。比如说，“有的行政机关决定不予公开申请信息时，存在未进行必要的查询、检索工作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当公民提起信息公开申请，被申请机关在法定期限内用短短几句话回绝时，他们甚至可能连最起码的查询和检索都还没做！此前常说有一种行政机关处理问题的官僚做派，我们称之为“惯性”，看来这拒绝也是有惯性的。下意识、不假思索就拒绝公开(或者说实体意义上拒绝公开)本身是违反信息公开条例的，但似乎又是以信息公开条例内的法定答复方式在进行。
司法机关通过对大量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归纳总结，找到的类似规律性问题，非常值得行政机关警惕、重视和反省。为什么还没做基本的查询和检索就可以下意识地对公民说“无可奉告”？“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作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核心精神，在具体的实践中如何保障其不走样，司法机关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一言以蔽之，那就是用果断的司法判决，勇于对所谓不公开行为表达明确态度。跨区域设立的司法机关，其制度初衷即在于让司法裁量“去地方化”，所谓“去地方化”就是让司法判断不受地方的干预和影响，行政机关坐在被告席的行政诉讼，最考验“去地方化”改革的成败与诚意。值得肯定的是，法院专门出台报告，指出行政机关在相关诉讼中存在的规律性问题，也可以视为司法态度的一种。
政府信息公开，信息最终真的公开才是目的，当然并非唯一目的。从公民申请信息公开到政府尽可能扩大公共信息公开的范围，并因此形成公开的惯性，这本身也是驯化权力的过程。让看起来答复了但实际上什么也没说的各类“伪公开”先实在起来，对政府转型来说也算第一道考验。
